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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山好汉座次的排定和结构简论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11-22 点击: 453 次 我要收藏

  摘 要:对石碣排名的认识,概而言之,有宋江、吴用捣鬼说,有根据某些“标准”、“原则”搞定说。其实,该问题没那么玄奥,其不过是对之前描写的发挥和引申。即:其反映的高下关系,发挥引申了作者为成就这种关系所进行过的努力;其分类别排列的、且类别之间顾盼贯通的结构形态,发挥引申了作者为成就这种结构所进行过的努力。一言以蔽之,排名与之前的描写,是发挥引申与铺垫支撑的关系。把握这个观点,有利于认识《水浒》创作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关键词:好汉;位次;结构;发挥;引申;描写
  对石碣排名,李卓吾(姑从)认为是宋江、吴用筹划的,为愚弄梁山好汉而捣得鬼[1]。曲家源认为是根据宋江、吴用的思想意识排出的,具体标准有:名望、特殊知识和技能、世系显赫、上山前职位高低、武艺强弱、宋江的个人好恶[2]。沈家仁认为是梁山在“人才队伍壮大时”,“随势应变,及时调整班子及人才的任用”。具体原则有:贡献、本领、声望、年龄及资历等[3]。其实,这个问题没那么玄奥,其不过是对之前描写的发挥和引申。即:其反映的高下关系,发挥引申了作者为成就这种关系所进行过的努力;其分类别排列的、且类别之间顾盼贯通的结构形态,发挥引申了作者为成就这种结构所进行过的努力。一言以蔽之,排名与之前的描写,是发挥引申与铺垫支撑的关系。把握以上观点,有利于认识《水浒》创作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下面,拙文以排名的顺序为说明顺序,以排名可能有的类别单位为论述单位,以三十六天罡星为例,约申愚见。
  宋江、卢俊义、吴用、公孙胜——这四位以统领群雄和谋划决策为共有特征,是属梁山领袖层好汉的类别单位。
  之后八个部分中,我将分别阐述:排名前,在高下和结构两个方面,一些情节是围绕排名的形态展开的。在这四人中,除卢俊义外,其余三人,在排名前都有明确的地位,虽在不同阶段,其位次有变化,但总的来看是与石碣地位的情况近似或相同(不赘)。同时,在这个期间,他们也是作为类别被表现的。
  1、火併王伦后,林冲要公孙胜坐第三把交椅,晁盖、公孙胜逊让,林冲就解释说晁、吴、公孙是“鼎分三足,缺一不可”。
  2、宋江上山后,梁山按新旧头领分坐,位次的排定暂时搁起。但晁、宋、吴和公孙却是明确的前四位头领。
  3、劫法场救出宋江后,李逵倡议造反,号召“杀去东京,夺了鸟位”。蛊惑成功后,晁、宋做大宋、小宋皇帝,吴、公孙做丞相、国师,我们都做个大将军。
  根据以上三点可见,林冲所持的公孙坐第三把交椅的理由,李逵的“他们”、“我们”,宋江上山后这些人的情况特殊,强调的事实只有一个:排名前,对梁山领袖班子来说,他们俱不可或缺;梁山集团是集体领导,他们是以领袖这个类别特征存在于该集团中的。
  排名前,卢没有公开地位,但他捉了史文恭后,为确立梁山泊主,宋江建议赌斗,其实,通过这件事,卢在事实上就成为二号人物了,至此宋江等的事实地位与石碣地位也完全等同。因为:赌斗中,宋先成功,卢做梁山泊主就大可消歇。但由于吴、公孙这两个梁山的二号、三号人物,在卢部下,属卢统领、听命于卢,故卢客观上在吴、公孙之上了。金圣叹认为,“打东平、东昌二篇”,“其文愈深,其事愈隐”。宋江私心自用,置吴、公孙于卢部下,是借他们掣肘卢氏暗助自己。不切。其一,打东昌府时,卢部下好汉如云,但效命卢氏的只有郝思文和樊瑞两个无名之辈。宋到来后,属卢统领的好汉关胜、呼延灼等才扬鞭出马。可见,于宋江上心、于卢氏怠慢者不惟这二人。其二,宋要赌斗时,卢就表示:“休如此说,只是哥哥为梁山泊主,某听从差遣。”。打东昌府时,卢“连输两阵”,就“一连十日,不出厮杀”。这说明,当事人卢氏也无与宋争春之意。故在那场赌斗中,人马调拨不影响结果,不管如何调拨人马,其结果都是“宋固必济,卢固必不济”。对第一把交椅,宋江究竟持何态度,我们不敢妄言,但是,以宋江对众人的了解,纵其真贪恋此位,也用不着那样。
  我们认为,联系吴用的一处反常,就主观动机而言,吴、公孙被卢统领,倒是作者为成就卢的二号人物所进行的努力。卢大功告成后,宋表示让位,可能是问题棘手,众人默不作声。但吴用却挺身而出。他先说“兄长为尊,卢员外为次。其余众弟兄,各依旧位。”宋与卢推让不已之时,他又说:“兄长为尊,卢员外为次,皆人所伏,兄长如若再三推让,恐冷了众人之心。”同时,面对忠义堂上的麻木,他“眼视众人,故出此语”。吴不是李逵式的莽夫,晁盖已逝,就算其遗言可以轻慢,但卢的感受不能不考虑吧。当然,这里原因很多,但不管如何,吴之所以不畏得罪人而如此,主要是因为有“兄长为尊,卢员外为次”的前提在。因为当时的梁山是宋江为尊,吴用为次。这时,吴要“兄长为尊,卢员外为次”,说穿了是自己要让出来。所以,作卢俊义居吴用之上的文章,不只赌斗时的一处,反对让位时,作者就已经这样落笔。联系这两点可见,卢代吴而立,是作者的一大构思。卢捉了史文恭后,与其说是写宋江让位,不如说是写吴用让位。只不过一方是“明写”,故引人注目;一方是“暗写”,故少为人知。但是,“明写”只是“虚写”,“暗写”才是“实写”。
  关胜、林冲、秦明、呼延灼、花荣——这五位以世系高贵、武功一流为共有特征,是属一流马军头领(朝廷降将)的类别单位。
  这些人都是从朝廷队伍中分化出来的,故武功、修养、品位、人生观、价值观等,与非此出身的好汉不同(不赘)。在天罡英雄中,其出身同第五类别的好汉,但也有别于那些人(见董平等部分论述)。
  排名是发挥引申了作者为成就它所进行过的努力,在高下的意义上,就程度而言,所谓“进行过的努力”分两种:1、具体好汉之间的高下关系已经在事实上彻底明确(如前述宋江等的情况)。2、具体好汉之间的高下在事实上还未彻底明确,但为明确这一点,作者以微言大义的方式做了大量的工作,具体好汉之间的高下走向已基本明确。
  无须讳言,排名前,对关胜等,只于清风山人马上山后,作者说过林冲在秦明之上。对其余情况,他付之阙如。但这并非他忽视其它方面的情况,没有解决其余问题的努力。
  其一,关胜出场前,对林冲、秦明,宋江礼敬有加。但是,梁山泊外,林冲“挺枪出马,直取关胜”。关要宋江出来说话,宋就“喝住林冲,纵马亲自出阵,欠身与关胜施礼”。后林冲、秦明双取关胜,宋又“鸣金收军”。并说,关世系高贵、武功绝伦,“若得此人上山,宋江情愿让位”。林、秦就“变色而退”。衬托是重要的表现人物的手段,但衬托不得随意。这里如只是一般性的衬托,让关在普通人物面前得意就能收效,无庸林、秦如此的人物。况且,林、秦有的是过人之处,宋江也下士礼贤,如关胜不是英雄绝顶,借林、秦的失意衬托关胜,不仅有悖宋江的风格,也有损林、秦的形象。但这里对这些却全然不管不顾,关胜一粉墨登场,宋江就心荡神摇,梁山无论贤与不肖,一概相形见绌,颜色竟废。这说明:排名前,为呼应石碣地位关系,于五人中,关胜确实是作者以最亮丽的色彩装点的好汉。
  其二,清风山人马上山后,花荣在秦明之上。但作者紧接着又说“本来秦明才及花荣”,“因为花荣是秦明大舅”才如此。作品中,对事实上已确立的地位关系进行解释的仅此一处。对这个问题,李卓吾(姑从)戏曰:“霹雳不及狮吼。”就自身的情况看,花荣不乏骄傲的资本,但如此的人物,不凭本领上进,反借妹妹出头。褒耶贬耶?后联系石碣排名才明白,此番词费是对有违其原则的情况进行的颠覆——以正话反说的方式,从调动读者心理欲求处着眼,故意通过解释,引导读者认识其不妥。可见,排名前,作者已注意秦明、花荣的地位关系问题,注重以该原则规范具体的描写。
  柴进、李应、朱仝——这三位以仗义疏财为共有特征。仗义疏财写就了他们的价值,决定了他们的被看重和被抬举。
  较之其他好汉,他们有两个特点:1、别人基本是为成就自我而不容于当世,他们却是由于成就他人,为当世所不容。2、一般而言,梁山招引好汉上山,主要着眼于斗争的需要。他们也属被招引上山的,但这却是因其有周全照应梁山好汉的历史,在“苟富贵,无相忘”和饮水思源心理的支配下才有的。
  金圣叹认为,打高唐州,林冲第一个出马;“打青州,用秦明、花荣为第一拨,真乃处处不作浪笔”。排名也是如此。就表面看,排名不过几百字,但就是这几百字,却有大量描写对其进行铺垫。所以,排名与之前的描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以联系的眼光认识这两者,往往别有洞天。
  其一,五十八回,为拦截宿太尉,李应、朱仝“立在宋江背后”。宿的随从拒绝宋的要求时,“朱仝把枪上小号旗只一招动”,花荣等就“摆列在岸边”。宿自己拒绝宋的要求时,“李应把号带枪一招” 李俊等就“一起撑出船来”。金圣叹说:宋江背后两个传令,“朱仝领岸上诸人,李应领水军诸人”,“写得又严整,又错纵,真正妙笔”。且不知,联系石碣排名,这段描写更值得称道:1、两个传令非任意捏合,这里他们双峰对峙,二水分流,是呼应其石碣上的并列。2、李、朱以武功自雄。这里隐其赳赳之姿,扬其儒雅之色,是为类别的和谐,比照柴进进行的临摹。故这里不惟严整、错纵,也有严谨、寄意深远。
  其二,一般而言,《水浒》的笔调是明朗显豁的,但也不废隐晦曲折。作品说,武松寄食柴进门下期间,开始时,柴进对他也“一般接纳管待”,但武松“吃醉了酒,性气刚,庄客有些管顾不到处,他便要下拳打他们”,后来,由于庄客搬口,柴进就疏慢了他。就表面看,武松被疏慢是事出有因,但就实质看,却是柴进开始就没把武松当回事。因为柴进之于武松,倘能像待宋江、林冲那样,镇日相陪,无一丝倦怠;倘能像宋江待武松那样,情意殷殷,关心备致,何来“管顾不到”、“庄客搬口”、武松粗暴。对这个问题,如从石碣地位关系原情察隐,不难看出这是基于两难而有的笔墨。因为在作品中,柴进以仗义疏财为主调,如“疏慢”过于直白,这会使柴进的形象出现牴牾。但在石碣上,柴进在武松之上,如其太在乎武松,像对宋江、林冲那样伏低作小,这种地位关系就不能成立。
  鲁智深、武松——这是以一流的江湖好汉(步军头领)为共有特征的类别单位。较之其前的好汉,步战为长与寄情江湖,是他们的风采。他们心性健迈,快意恩仇,该出手时就出手,实属出色的好汉。但考虑到排名的情况、特别是与呼延灼的地位关系,入伙梁山时,他们就失之自信,以联合梁山的方式对付青州。
  鲁、武的石碣位次,上见之前论述,下发挥引申张清偷打鲁智深的描写。东昌府城头,张飞石击鲁,鲁“鲜血迸流,望后便倒”。上山后,他就“径奔来要打张清。”我们认为,这个细节是明确地位关系的产物。因为东昌府外,张清连打十六位好汉,可谓顾盼自雄、风光十足。但考虑到位次,他在十六,在天罡英雄中,只是中等偏上。这样,以张的风光盖世,如无人消歇他,梁山就放他不下。所以,十五人被打后,出于杀张清之势的考虑,作者就安排鲁这个最不能被人戏弄的好汉被偷袭且“鲜血迸流”。这样,鲁智深打张清就顺笔而出。注意:“径”者,直接之谓也。“奔来要打”是只要打人,没想到挨打(反之,应是“奔来要与张清打”)。而张清呢?作品说,鲁上来后,“宋江隔住,连声喝退,张清见宋江如此义气,叩头下拜受降”。这里,一方是气势汹汹、不可一世;一方是借宋的不计前嫌而归顺,说明通过这,张已被鲁征服。鲁、武居董、张所属类别的好汉之上,发挥和引申了这一点。或曰:鲁智深打张清可以那么理解吗?1、东昌府外,被张清击伤者众,但以鲁为剧。2、别人俱为公开打斗时被击伤,但鲁是被暗算。3、所有被打好汉中,鲁最后一个被打;且鲁最为目中无人,最不可被人戏弄。综合这三点可见,这里作者进行的种种努力,都以表现鲁必欲压服张清、张清不可轻薄鲁为旨归。如果不考虑石碣地位关系的问题,他用得着如此费心吗?
  董平、张清、杨志、徐宁、索超——这是出身(朝廷降将)上同关胜等,属二流马军头领的类别单位。
  衡之以关胜等,他们有以下的另类、不足甚或不为所重:1、对关胜等来说,本领出众已使他们风光无限。但除此而外,关为关羽之后,林父为提辖,秦“祖是军官出身”,呼延是呼延赞嫡派子孙,花“祖代是将门之子,朝廷命官”。他们世系不一,但都是名门之后。这些人也英雄了得,但大多无家学渊源,身世浮白,根底浮浅。 2、关胜等武功正宗,大气磅礴,不仅战无不胜,而且胜之以武;而他们有的以特技见长,能于打斗中得手,但有时愈是肆其奇巧,愈让对手轻贱。3、关胜等基本以剿梁山、挑战梁山的姿态登场,虽兵败而终,但都曾让梁山为之失色。他们则基本以抗拒梁山、应战梁山的形式亮相,虽也不乏高明,但大体而言,梁山对他们是不以为然的。4、被俘后,前者去就有节,虽降而无亏于行止。而他们或“只因一个女子,就来卖国负人”(董平);或慑于威势,“叩头下拜受降”(张清)。
  这五人中,徐宁善使钩镰枪法,属梁山的技术干部。那么,徐宁属该类别吗?我们认为,徐宁是以特技见长,是为破连环马被赚上山的,但破了连环马后,梁山就再无这种技术需要了。从破连环马后到准备打董平、张清期间,梁山战事频仍,徐虽列身其中,却基本是投闲置散。所以,在梁山上,为使徐宁能有牢固的价值定位,打董、张时,作者就从武功的角度着眼,改写其立身、发挥作用方式,通过表现其与董平、张清大体相当中的稍有高下,把其归入董、张之流。故在作者笔下,东平府外,董、徐“战到五十余合,不分胜负。交战良久,宋江恐怕徐宁有失,便叫鸣金收军。”东昌府外,徐要战张,宋江说他们“正是对手”。在作品中,五十余合是两将争斗的极限,徐能与董战到这个程度,同时宋江认为,他与张“正是对手”,可见他与那二人不相上下。但尽管如此,宋江对他还免不了担心,可见较之那二人他又稍有不足。这样,徐宁与董、张类别相同,且在地位上居他们之后就不足为奇了。
  天罡星中,董平等大体为中间人物类别。出于结构的考虑,在这些人物的性格和故事设计上,作者是有用心的。在石碣排名中,宋江、吴用凤头也;石秀、燕青豹尾也。他们呼之欲出、栩栩如生,性格十分鲜明,在生动中建构出对称的两极。徐宁位在十八,居三十六人的中间。虽然,《水浒》善于刻画人物性格,但徐说不得贤,说不得愚,说不得武功绝顶,说不得本领平庸,绝少激动人心之处。但在头、尾生动的两极之间,配以徐中间的不温不火,石碣排名才具备工稳的品格。另外,徐宁而外,杨志十七,索超十九,他们分列徐宁左右,似从中绾束两边好汉。三十六人中,经历曲折者非杨莫属,他一出场就在梁山的地界。但在经历了太多的波澜之后,才羞羞答答地上了山。故杨可谓上下纵横、牵扯八方,其某一人生历程,都与他人纠缠不清,梁山好汉的大多活动是因他而见关联。索“已从杨志文中出见”,“隔五十余卷,而乃忽然欲合”,应该也是出于网结人物的考虑而有意为之的结果。
  戴宗、刘唐、李逵、史进、穆弘、雷横——这是立身方式(步军头领)同鲁、武,属二流江湖好汉的类别单位。
  拙文认为,石碣排名为“分类别排列的、且类别之间顾盼贯通的结构形态”,行文至此,对“分类别排列”,已有说明;对“顾盼贯通”,还未提及,故试作说明。这六人中,刘唐等五人,杀人放火之莽汉也。但戴能与宋江盘桓唱酬,并以李逵“全没些个体面”为耻。可见,就修养而言,戴另类是也。但这正是石碣排名的精妙处。就区别的角度看,排名的结构是分类别排定的、等而下之的(天罡星是八个类别);但就联系的角度看,其首尾人物又互相顾盼、彼此贯通。如:宋江等以统领群雄为职守,但公孙胜却“备员而已”。多数情况下,他不是决策于庙堂之中,施展智慧和谋略,而是置身第一线,呼风唤雨。故在帅与将之间,他承前启后,贯通前两类人物。二类人物中,关胜武功绝顶,能征善战,但他全是“云长变相”,“儒雅之甚,豁达之甚,忠诚之甚,英灵之甚”。把单廷珪打落下马,见了梁山好汉却不说输赢,这种风范又有类宋江等的以德服人。花荣以武立身、擅长神射,“一矢先死曾涂,次死曾索”,但他交结宋江的文秀,救助宋江的仗义,分明又是柴进的作为和气派。三类人物中,朱仝的亮点是仗义疏财,但他都头的身份,又与鲁智深、武松是一流人。武松不也做过都头吗?等等。明乎此,不难理解,戴这里的另类,也是一种顾盼和贯通。
  排名有两个问题让人费解:1、戴宗以神行见长,其价值定位和立身、发挥作用的方式迥异他人,故其地位让人疑惑。2、凡合写的好汉,一般其石碣地位相近。朱仝、雷横是合写的,但却地位悬殊。
  对这两点,如从拙论出发,一切就豁然开朗了:1、戴的地位是发挥引申了他能管束李逵的事实,即生活中,戴可以支派李,李听命于戴。石碣上就戴前李后(或曰:除戴外,宋江、吴用也能管束李,为何他们与李地位悬殊,而戴与李地位相近呢?我们认为,宋、吴是能管束李逵,但由于他们与李逵地位悬殊,出于顾及身份,对李的任性,他们大多是听之任之,并不真正计较,有时甚至是无可奈何。而戴与李却不是如此,由于他们地位相近,故戴对李很没体统,不仅斤斤计较,而且不择手段地作弄他)。2、雷横的地位因雷曾被刘唐奚落、且自己屈从于这种奚落而错位。在十三回,为讨回晁盖的银子,刘唐对雷横大打出手,最后雷横主动表示不与刘唐“一般见识”,这场争斗才结束。所以,由于雷有这个十分关键甚至不容回避的问题,其地位就舍弃朱仝、参照刘唐给出(事实上朱仝、雷横也区别较大)。
  本来,在《宣和遗事》、《自还俗》等《水浒》创作所利用的资料中,李逵第六,刘唐十九,雷横二十一,戴宗二十三。其位序与排名的情况迥不相同。对比这两者,我们认为,对这四人地位的改动,是根据上述论述作出的。即:刘、雷的情况,暗合他们为银子而打斗的细节,作者就未变动他们的高下;李、戴的情况,有违戴宗能管束李逵的事实,作者就颠倒了他们的高下。这说明,以戴宗管束李逵的事实与刘唐、雷横为银子而打斗的细节,作为他们确立石碣地位关系的依据不是捕风捉影。
  李俊、阮小二、张横、阮小五、张顺、阮小七——这是以擅长水战为共有特征,属水军头领的类别单位。
  前面,对排名方面,《水浒》对话本、戏曲等资料(人物位序基本一致)的改动已有说明。概而言之,这种改动,一是像前面那样照应自身的情节;一是进行类别意义上的调整。在《自还俗》中,李俊(作李海)、张顺、张横(作张岑)、三阮零散排列。在《水浒》中,由于他们同属水军,就被调到一起。这两类情况很多,不赘。同之前的情况,这六人之间、以及他们与其他好汉之间的石碣地位关系,也是发挥和引申了之前的具体描写。如:上山前,李俊、二张、穆弘并称当地“三霸”,在石碣上,穆弘所属的二流江湖好汉就与李俊等所属的水军的石碣地位相近。又如:火併王伦后,刘唐在三阮之上;在浔阳江边,李逵称雄于张顺。刘、李所属的二流江湖好汉就在水军之上。梁山八百里水泊烟波浩淼,按理说水军应大有可为。但考虑到石碣地位关系,对这个问题,作者表现人物在时机上是有选择的。即:水军的英雄主要在排名后进行,通过两败童贯、三战高俅、血洗方腊,水军才风骚独具。之前,虽有水战的描写,但多为调配笔墨。所以,戴宗等或许是平庸的,李俊等或许是优秀的,但在排名前,由于戴宗等风风火火,忙忙碌碌,故能给人有所为的印象。由于李俊等主要是以“把守山寨”、“驾船接应”之类的活动表现自己,这就难免窝囊,不及戴宗等的有声有色。
  当然,排名前他们也表现过英雄和不凡,但这绝非在整个梁山英雄群体中炫耀他们。在白龙庙聚义时,阮小七看见“隔江那里有数只船在岸边”(李俊等),于是三雄要“夺那几只船过来”。“约莫赴开得半里之际,只见江面上溜头流下三只棹船,风吹胡哨,飞也似摇将来”。宋江奔出庙看时,只见“当头的那只船上坐着一条大汉,倒提一把明晃晃的五股叉,头上挽个穿心红,一点儿,下面拽起条白绢水裈,口里吹着胡哨”,宋江于是认出来人。三阮见如此,就“退赴过来”。这是李俊等首次在众好汉面前亮相。从表面看,他们浩浩荡荡、气势非凡。但是:1、这里三阮与李俊等是冲突的两极,说明在此是以这两方进行对比。2、三阮是去挑战李俊等的,况已“赴开的半里之际”,说明他们离岸已远。3、当头船上人的“叉”、发式和衣着等,已被宋江看得清清楚楚,并彼此认出,说明李俊等靠岸已近。这样,这里虽然说三阮是见来人与宋江相识,才“退赴过来”,但事实上暗示,面对李俊等的声势之大和行进之快,他们根本没有来得及做出反应。这说明,李俊等入伙的描写,只是表现他们在气势上压倒三阮,是为他们能在地位上分别对应地高于三阮作铺垫。
  杨雄、石秀、解珍、解宝、燕青——这是以卑微为共有特征的类别单位。天罡星中,他们位在最后,发挥引申了这一点。
  就命运而言。天罡星可分三类。一如宋江等,生于富贵之家,长有豪杰之誉。在人生之路上,虽然也免不了遇到些磨难,但这只是享受尊崇、表现得意的手段,磨难不过是数不清的叩头便拜,说不完的关怀备致。一如武松等,家境贫寒,身世孤苦,实实在在体验了人世的艰辛,但通过血与火的打拼出人头地,昔日之蒿艾今朝而为芳草。一如这五人,出生就注定了一名不闻,但个人资质不差,也为命运的改善奋力拼搏,但都无改于做人的卑微。。
  在上山前,杨雄算差强人意,但就难免被泼皮戏耍、娶品格有亏且为再婚的女子为妻看,他也不过如此。石秀、二解穷兮兮的,被人骂作乞丐,其苦大仇深自不待说。 燕青倒是锦衣玉食,但身为奴仆,仍属卑贱,从被卢叱咤、“一脚踢倒”等描写看,燕青有自己的屈辱与辛酸。在现实的推动下,他们开始了新生活。但这仍无改于作人的卑微。上山后,这五人主要以打探、卧底、做内应等手段立身,在血与火的斗争中,他们也功在不朽。但由于是以隐蔽的方式发挥作用,故功而不显,不为人所重。你看,那些公开打斗的好汉固然是英雄了得,但作者借第三者视角对其进行的夸美,更是把其得意推向顶点。关胜绰刀跨马,直临阵前,宋江就“与吴用指指点点喝彩”。林冲生擒扈三娘,宋江就“喝声彩,不知高低”。但杨雄等没有这种幸运。大多情况下,是他们的斗争,在决定性的意义上使战局改观,别人只是借着他们的成就努力了一点,但最后,扬扬得意的还是别人。
  茅盾先生说,《水浒》善于从人物出身表现人物。作品中,以地下斗争立身的不止这五人,但同属这种人,也贵者自贵、贱者自贱。就伪装的身份看,柴进等,客商、富豪是也,置身敌营出生入死,但还是峨冠博带,有随从、有伴当,呼群三五,意气扬扬。他们呢?石秀还是“挑着柴担”,二解还是带着猎物。所以,虽然说杨雄等上山,是告别了过去,但作者却时时把他们的历史抖弄出来,要人们不要太上看了他们。
  应该承认,为表现他们的卑微,在手段的使用上,作者已是无所不用其极。杨雄、石秀也属出色的英雄,特别是石秀,豪杰之性不让武松。但上山后,晁盖说他们“把梁山好汉的名目去偷鸡吃”,连累梁山好汉受辱,于是喝令斩他们,后“众头领力劝,晁盖方免了二人”。梁山求贤若渴,凡有人入伙,一概礼遇优隆。但他们满怀憧憬走上梁山后,作者却让晁盖青红不分,是非不辨,置梁山的一贯政策于脑后,另从品德的角度苛求他们。这其实是出于石碣地位关系的考虑,借晁盖的发怒,剥落他们的面子和尊严;借众人的求情,衬托他们的失意。这样,不蜷曲在所有上山比他们早的天罡英雄之后,他们又能如何呢?
  金圣叹说,《水浒》善于表现人物的多样化,“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且不知,《水浒》也善于淋漓尽致地演绎人物类别的多样化。善于在多样化的类别中表现人物。
  综上所述:区区几百字的排名,体现了作者严谨的创作态度,代表着作品不可企及的艺术成就。在一定程度上,其关乎成书、表现技法、情节的构建模式和认识人物形象等问题,是认识作品的一个重要窗口。对这个排名,如不从拙论出发,作品大量内容就不可理喻。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该排名是在一百零八人完全聚齐,重要性的叙述基本完成后搞出来的,所以,其具有总纲的性质,读《水浒》,如果能从这里入手,一切就纲举目张。研究《水浒》,对这些应予以足够的重视。
参考文献:
[1] 陈曦钟、侯忠义、鲁玉川辑校《水浒传会评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2] 曲家源《水浒一百单八将的座次是怎样排定的》[J],辽宁师大学报1984年第3期。
[3] 沈家仁《梁山英雄排座次的原则是什么——兼与曲家源同志商榷》[J],争鸣1988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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