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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曹慕樊老师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11-22 点击: 360 次 我要收藏

  曹慕樊老师(1912—1993),号迟庵,四川泸州人,生前为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早年金陵大学毕业,师从刘国钧先生,受目录学。1946—1947年,在四川乐山五通桥中国哲学研究所(附设于黄海化学社),师从熊十力先生,治佛学及宋明理学。1947—1950年,受重庆北碚勉仁文学院(创办人梁漱溟先生)之聘,为中文系副教授。1953年后,为西南师范学院(后改为西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副馆长,中文系副教授、教授,汉语言文献研究所教授。迟庵师对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哲学(儒学、庄学、佛学)及目录学造诣甚深,主要著述领域则是在唐宋文学及目录学。迟师对杜甫的研究,尤为精深。
  迟师的学问,不仅是学术知识,同时亦是身心受用的实践工夫。这是迟师与一般学者的不同之处。
  迟师早年是熊十力先生弟子。熊十力、梁漱溟两先生志同道合,同为现代新儒家,故迟师亦从游于梁先生。1949年8、9月间,迟师与梁先生、谢无量先生夫妇、罗庸(字膺中)先生夫妇,在重庆缙云山闭关修习藏传佛教密宗贡噶派大手印功法。梁先生在1949年日记中曾再三称赞迟师的学问和修行。梁先生日记1949年8月8日记:“昨以此日记请教慕樊,今日略谈其经验。愚意当修亥母,慕樊赞成。”(《梁漱溟全集》第八卷《日记》,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22页)8月16日记:“慕樊精进可畏,而余殊迟钝。”(第423页)8月19日记:“默察膺中心最单纯,次则慕樊亦差不多,除学佛亦无事在。愚则不然。”(第424页)由此一事,可见迟师在佛学上所下的工夫甚深。
  1957年迟师因为直言谠论而被打成右派分子后,改作中文系资料员,直到新时期初的七十年代末获得平反,生活条件一直十分艰苦。1997年,成都巴蜀书社编辑周锡光先生告诉我一件往事。六十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周锡光先生考上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周先生的父亲因为是吴宓先生的学生,千方百计攒凑了购物票证,买了腊肉、香肠和糖果,让周锡光带到学校去送给吴宓先生。在当时,那都是能救命的稀有食物,但是吴宓先生却坚决不收。周锡光很为难,说这些东西怎么办呢?吴宓先生说,送给最需要的人,也是我们中文系最有学问的人,曹慕樊先生。吴宓先生领着周锡光来到西师大校门外的工人宿舍,远远地指着一家门口,吴宓先生说,曹慕樊先生就住在那里,然后便离开了。周锡光看见门内,靠近门,就着门口的光线,一位先生正伏在一条长板凳上写字,原来这位先生就是曹慕樊先生。周锡光先生说,曹先生当时正在写的书稿,就是文化革命后出版的《杜诗杂说》。
  文化大革命中,迟师遭到批判斗争,一次批斗会上,被红卫兵用皮带毒打,皮带铁扣砸在眼睛上,两眼几乎被打瞎。1978年,我考上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时候,迟师双目已经接近失明了。第一次谒见迟师,老人家看书的情景,真是令人惊讶—伏在书桌上,眼睛紧贴着书面,和书面之间的距离,只有一厘米,吃力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认。文革后,迟师出版了著作《杜诗杂说》、《杜诗杂说续编》、《杜诗选注》、《目录学纲要》、《庄子新义》,以及所主编的《东坡选集》,发表了许多篇论文。这些书和论文,大都是迟师用两眼紧贴着稿纸,凭着已伤残的眼睛的微光写出来的。
  由这些事,可见迟师治学所下的工夫,真是坚苦卓绝。
  迟师对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哲学,有精湛的造诣,独到的见地。迟师非常独到的见解,经常自然地流露于平时的谈话,或论文、著作之中。
  记得一次在迟师家侍坐,随意谈话。不经意间,迟师谈到了《诗经.谷风》的一章,“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浅矣,泳之游之。何有何无,黾勉求之。凡民有丧,匍匐救之。”迟师说,这岂是弃妇之诗,这是恻怛悲悯情怀,是人道实践,是圣贤境界。多年来,我常回想起迟师的话,体会到迟师的这一见解,是真知卓见。在教学中,常讲述到迟师提出的这一见解。多年来,我也常留意《诗经》各种古今注本及相关著述,甚至遍检电子本《四库全书》,知道迟师的这一真知卓见,乃是发前人所未发。
  迟师喜欢庄子。《庄子.人间世》讲由心斋工夫达到的境界,是“瞻彼阕者,虚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谓坐驰”。其中“吉祥止止”的“止止”二字,历代所有注疏的解释,如晋代郭象《注》说“夫吉祥之所集者,至虚至静也”,唐代成玄英《疏》说“止者,凝静之智。言吉祥善福,止在凝静之心”,都并没有讲落实。至于清代郭庆藩《庄子集释》所引俞樾曰“止止连文,于义无取”,那就更是对庄子的误读了。
  迟师《〈庄子.逍遥游〉篇义》说:
  “吉祥止止”(《人间世》)。“唯止能止众止”(《德充符》)。按唯止的止,指心王。众止的止,当指七识(借佛家名相)。止就不能游,为什么又强调“止”呢?按止是止“外驰”,外驰既息,即是“无事”,“无事而生定”(《大宗师》)。然后能不系如虚舟,无心如飘瓦,是乃能游。(《乐山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
  迟师的解释是说,“吉祥止止”的“止止”,就是《庄子.德充符》“唯止能止众止”的“止众止”,也就是止住内心的种种欲望。“止止”、“止众止”,两语的第一个“止”,是止住欲望之心的止。第二个“止”,是执着于外物的止,是欲望之心。依迟师,“吉祥止止”是说,大吉祥的境界,是止住了欲望之心的心斋境界。
  迟师对《庄子》“吉祥止止”的解释,虽是寥寥几句,但实在是有非常的功力,是极为重大的创见。
  迟师的解释,首先,从训诂上讲是不可动摇的。因为“止止”与“止众止”,语义、语法(动宾结构)完全相同。其次,在义理上是精确不移。因为“止止”二字,最简练地概括了庄子心斋学说的根本义谛。泯灭欲望之心,是心斋的实践工夫。有了泯灭欲望之心的实践工夫,才有澹泊之心和由此而来的自由之心呈现的心斋境界。因此,把“止止”讲为“止众止”,也就是泯灭欲望之心,才是“止止”的正解,才是真正把“止止”讲落实了。
  这些年来,我读古今人注《庄子》的各种注本,从未发现任何一家注本能有迟师的洞见。但是,我读陶渊明诗,却发现渊明对庄子的理解,与迟师不谋而合。陶渊明《归园田居》第一首:“户庭无尘杂,虚室有馀闲”,第二首︰“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虚室有馀闲”,及“虚室绝尘想”,皆是用《庄子.人间世》“心斋”章“虚室生白,吉祥止止”。“虚室有馀闲”,是表示自己澹泊心彻底地觉悟(“虚室”),从而获得了充分的自由(“有馀闲”)。“虚室绝尘想”,是表示自己澹泊心彻底地觉悟(“虚室”),从而彻底消除了名利欲望(“绝尘想”)。渊明诗之“绝尘想”,与《庄子.人间世》“虚室生白,吉祥止止”之“止止”,以及《庄子.德充符》“唯止能止众止”之“止众止”,语义、语法结构完全相同。“绝”,即“止止”、“止众止”的第一个“止”,止住也。“尘想”,即“止止”、“止众止”的第二个“止”,执着也,欲望也。“绝尘想”,即“止止”、“止众止”。
  渊明诗“虚室绝尘想”,潜在地证明了渊明是用“止众止”(“绝尘想”)来理解“虚室生白,吉祥止止”之“止止”的。渊明诗“虚室绝尘想”,也潜在地证明了迟师以“唯止能止众止”解释“吉祥止止”之“止止”,是完全正确的解释,是中国学术史上自郭象以来所未有的第一流的重大创见。
  迟师对“吉祥止止”的创获胜解,不仅是出自精研庄子全书,能以庄证庄,更重要的是出自深切地把握了庄子哲学精神。
  迟师是儒者,具有儒者的理想关怀,和儒者的仁义实践。
  记得一次侍坐,我问迟师,儒家思想最重要的是什么?迟师说:“好恶真切”。迟师当年也曾问过梁漱溟先生同样的问题,梁先生立即举出《大学》中的两句话:“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迟师的为人,正是好恶真切。
  文革中,吴宓先生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工资被扣压,存款被冻结,每月只发18元生活费。1974年,吴宓先生年迈的妹妹从陕西泾阳老家来重庆看望兄长,回家时却没有路费,吴宓先生到中文系,请求系领导从自己的存款中发给60元,作为妹妹回家路费。但是,吴宓先生不仅没有得到自己的钱,反而遭到系领导的一顿斥骂。在校园小路上,迟师和流泪而返的吴宓先生不期相遇,迟师问明原委后,当下就去面见中文系领导,奋不顾身,为吴宓先生争公道。迟师大义凛然,有理有节,竟然震慑了当时的领导,中文系居然因此退还了吴宓先生全部的存款。这真是一个奇迹。要知道,在当时,迟师身为专政对象,专政对象是“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否则死路一条”的。吴宓先生因此非常感动,迟师的家庭也非常穷困,吴宓先生就从退还的存款中赠送给迟师300元,并专门为此写了一张纸条。七十年代末,在迟师家,我曾亲眼看见吴宓先生手写的这张纸条,那是从纸质粗糙的小学生作业本上裁下的一张窄窄的小纸条,吴宓先生写道:“樊兄:昨奉托办事,漏写一条,补叙如下:兄在某某某处取得宓款4600元,请兄即自取去300元正,作为宓赠兄整理家务之款,而存入4300元于宓银行折中。1974年,十月二十二日,吴宓手书(请保存此条,为宓赠款三百元之证据)。”
  看到迟师这样的行为,人们会认为他是一位不羁的“豪杰之士”,但迟师并不是仅具有那样的气质,平时给人的印象甚至完全不是那样。在平时生活中,迟师为人温暖、柔和、亲切,宽裕从容。他说过,他喜欢《中庸》所讲的“宽裕温柔”。然而,仁者必有勇,关键时候是这样的可以挺身而出,自身安危置之度外。
  七十年代末,意识形态还非常保守,迟师对我说:“你将来要读宋明唯心论的哲学。”这在当时的我真是闻所未闻。八十年代中,议论“全盘西化”成为时代思潮的主流,迟师写了《砧木喻》一文,文中喻说,西方文化要嫁接到中国文化的根本上,才能生根开花,这在当时真是迥异时流的独立思想。1982年,我在安徽师大读硕士时,读到《学原》杂志上熊先生谈《新唯识论》的文章。熊先生所讲中国哲学本体论,使我心灵上发生天翻地覆的震撼和变化。我找到熊先生《新唯识论》原书,读抄一过。那年寒假,我从芜湖乘船溯江几千里到重庆晋谒迟师,倾诉读书的心得。迟师含笑不语,双手抱出一个大包,打开层层迭迭的旧报纸包裹,取出厚厚重重的四巨册八开本手抄书稿:梁漱溟著《人心与人生》。稿纸早已陈旧发黄。迟师说:“梁先生这部书稿,一共抄了四部,分别藏在中国东南西北四方,西南一部,就藏在我这里,现在,你把它拿回去读。”我把这部手稿背回了芜湖,如饥似渴地研读。梁漱溟先生所讲中国哲学历史观,当时在我思想上所发生的震动,也可说是天翻地覆。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也真是糊涂,只顾了读书。虽然也知道迟师在那个时代保藏梁先生这部书稿,无异于秦汉之际儒生冒着生命危险保藏儒家经典,但自己受之、读之,也没想到问问:梁先生这部书稿是如何来到迟师的手里?多少年来,迟师又是如何冒着生命危险保藏了这部书稿的?
  迟师保护承传儒家学说,为的是不可磨灭的理想关怀。
  缅怀往事,诚令人低回无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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