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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林伯先生的主要著作和学术追求——纪念吴林伯先生诞辰90周年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11-22 点击: 417 次 我要收藏

  吴林伯先生,1916年生,湖北宜都人,马一浮先生亲教弟子,曾任南开中学国文教员、文科主任,上海育才中学国文教员,中华教育社国学专修科主任兼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山东曲阜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院务委员会委员,宜昌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讲师,武汉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教授,山东曲阜师范大学客座教授。1998年8月在武汉大学病逝,享年八十二岁。
  吴林伯先生一生著述甚丰,著作范围包括经学、诸子,以及《文心雕龙》研究,而以《文心雕龙》研究为重点。已成书手稿包括《周易正义》等27种,其中《论语发微》、《文心雕龙字义疏证》、《庄子新解》、《老子新解》、《文心雕龙义疏》在吴先生生前和去世后先后出版,《文心雕龙校注拾遗补证》部分原载《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后收入吴先生手书影印本《中日学者文心雕龙讨论会论文》。《文心雕龙字义疏证》约40万言,讨论了接近80个《文心雕龙》中的重要理论概念。《文心雕龙字义疏证.自序》曰:“……撰述《义疏》,历四十二年而定。且思舍人书中术语,若文质、奇正、风骨、刚柔之属,莫不括囊大理,包蕴宏富,共晓维艰,特修纂《疏证》;综观全文,兼采群籍,颇事校研,假以考镜其因缘及流变与异同。每题一论,并联系作者、什篇、批评史等,体例、资材、诠释,咸皆求新,俾自树立,而不因循,知音君子,其垂意焉。”其《跋》云:“1978年秋,余自夷陵来汉,讲授多暇,专精述作。迨《文心义疏》甫定,行复撰写右书,越三载始成。昔戴氏制《孟子字义疏证》,民到于今称之。然余非乘其体,特名同而实异者,盖旁通发挥,博文、该情欲与《义疏》相得而益彰耳。是以属词比事,能研诸虑,观澜以索源,援古以证今,树骨于典训,选言于宏富,术极数殚,终焉守故,而理物日新,必超前辙。”《文心雕龙校注拾遗补正》是对《文心雕龙校注拾遗》的补正,序曰:“东莞刘勰,深识文理,发言抗论,体大而虑周,探赜钩湛,每举事以类义,殆无字无来历。昔黄氏疏证之,范君嫌其略而加详,今杨公复补缺拾遗,嘉惠艺林,厥功甚伟。比年已还,余与武大二三子讲《文心》,以为参考要籍,故尝讽籀再四,或有怀陈,爰书简端,并师萧《选》李《注》补正之例,袬而成册,都千余事,大抵以补为主,而正次焉。”吴先生高度赞扬黄叔琳、范文澜、杨明照等学者对《文心雕龙》研究的贡献,同时,对存在的不足,给予纠正。杨明照先生出版自己所著《文心雕龙校注拾遗补正》,即取先生所定书名,并修订之《文心雕龙校注》,与自己所著《文心雕龙校注拾遗补正》,也吸取了先生的部分补正成果。如《正纬》之言“朱紫乱矣”,《通变》之言“夫青生于蓝,绛生于蒨,虽逾本色,不能复化”,《镕裁》之言“心非权衡,势必轻重”等,先生皆已补出,而杨明照先生新补,虽未提及先生的补正工作,但与先生的补正成果有大同小异之工。杨明照先生没有吸取先生补正成果的部分,两相比较,也是以先生的补正意胜,如《辨骚》云“渔夫寄独往之才”,杨明照先生以淮南王《庄子要略》为“独往”言,又引《南齐书》、《梁书》等,先生正曰:“独往连文,始见于《庄子.在宥》……”又指出嵇康《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陆云《泰伯碑》之言“独往”,都早于杨明照先生所引诸书。
  《论语发微.自序》云:“昔仲尼通治六经,自以熟知其故,并应机授教,语高而旨深;凡教育、政事、伦理、文学诸科,靡不毕具,包蕴可谓宏富矣。门人相与辑而论纂,因名之曰《论语》。学者当先求之,庶几能明六经之旨归。”吴先生二十余岁开始往来于川、湘、京、沪、齐、鲁间,即首钻《论语》,《论语发微》即为先生一生钻研《论语》的总结,该书对《论语》中前人时贤所未发掘之义理训诂给予训释,“不剿说、雷同,唯是是非非而已”。而《老子新解》、《庄子新解》继承钟泰先生《庄子发微》之学术,强调儒道一致之思想,并细绎庄子与老子由同而异之区分。以上诸书,皆发前人所未发,足以成一家之言,为研究《论语》、《老子》、《庄子》之必读参考书。
  《文心雕龙义疏》是吴林伯先生关于《文心雕龙》研究的代表著作,从准备到成书前后40余年,即至成书以后,又不断更易,去旧布新。《文心雕龙字义疏证.自序》云:“余齿在志学,便治《文心》,春秋非懈,但欲习其俪辞而已。迨入本师马一浮先生之门,朝夕亲承音旨,始知五十之篇,允为论文之作。于是请益问难,载历寒暑。虽謏闻陋见,未能知类通达,而简练揣摩,要亦粗识微言;重以古、今旧说,义多不惬,唯恐是非无正,使天下学者疑;故搦笔和墨,历四十二年而定。” 《文心雕龙义疏.自序》云:“余撰《义疏》,屡移寒暑,熔意练词,不知所裁,常恐酱瓿之讥;然知难而进,旧典攸昭,妙识所难,其易将至,先难后获,自然之数也。且不远千里,择师而事,终入马先生之门,执贽请为弟子,亲承音旨,不同研味遗言,探赜索隐,日不暇给,知至至之,欲与几也。夫兰为国香,服媚弥芳,书亦国华,玩怿方美,简练揣摩,恒久未已,若仲尼、伯玉之化,心向往之,去故取新,知进而不知退,旁通发挥,袬多益寡。称物平施,始是而卒非,春秋非懈,俾学有辑熙于光明。”先生这些关于《文心雕龙义疏》写作的缘起及甘苦之言,体现出吴先生在《文心雕龙义疏》一书中倾注的心血。
  吴先生《文心雕龙义疏》作为先生一生心血之最为重要的结晶,其独创的义疏体例,就体现了先生匠心的独运。先生在《文心雕龙义疏.绪论》中说:“我注释《文心》,根据读者的要求以及个人的想法,制订《义疏》的体例,就是每篇原文,分层排列,而每段后面的《义疏》内容,不外字词的解说,大意的概括,文句的串讲,思想理论的分析、评议。”吴先生把校勘、训诂、层次分析、内容的解释与理论的阐述结合起来,既具有坊间流传的校注的特点,又囊括了吴先生对《文心雕龙》理论问题的深刻独到的见解,而这些理论阐述,又深深地根植在对《文心雕龙》文本的精确掌握的基础上,眼界高迈,而又体现了朴学大师的坚实学养。吴先生把这种写作方法叫做“理论联系实际”。
  吴先生《文心雕龙义疏》的理论联系实际,有三个层次,一是结合作家、作品的实际。先生读书,尝自谦云唐以后的文学书籍,他只读杜甫和鲁迅,实际先生博极群书,不仅对先秦汉魏六朝的著作无所不读,无所不通,且熟稔于心,了然于口,了然于手,而且对佛学经、律、论都有深入研究,此既由于先生曾经亲炙于由佛入儒的佛学大师熊十力先生,更由于经学大师马一浮先生游历欧美,出入儒释道学,而佛学与刘勰的亲密关系,使先生不能捐弃佛学典籍。先生认为,只有通读先秦汉魏六朝的所有传世著作,才能洞察《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和价值判断。所以,他通过对刘勰《文心雕龙》的分析,得出刘勰论作家,举其文章中最优秀者,不在一处一一叙列,这是刘勰论文的特点。即理解刘勰《文心雕龙》中的作家论和文学批评,应该把全书看作是一个整体,把在不同地方的不同表述联系在一起,来考察他的真正的文学理论观点。
  吴先生的《文心雕龙义疏》的理论联系实际,还表现在结合文学史的现实来讨论问题。先生认为,《文心雕龙》的许多篇章,都与文学史有关系,如《时序》是上古和中古的文学史,《明诗》是上古、中古的诗歌史,《诠赋》是先秦、两汉、魏、晋的赋史,《乐府》是上古、中古的乐府史。有通史,也有专史。了解文学史的真实面貌,对于正确理解刘勰《文心雕龙》的理论观点,意义同样非常重要。
  吴先生的《文心雕龙义疏》,同时也结合创作经验。吴先生认为,《文心雕龙》的许多理论概括,都是刘勰创作经验的总结。吴先生工诗与骈体文,这些经验,对先生正确理解《文心雕龙》的文意,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作用。
  吴先生指出,《文心雕龙义疏》重视从总体出发,看问题的全面,不看问题的片面,不形而上学。先生认为,刘勰有《春秋左氏传》桓公三年杜预注所谓“互举其义”的笔法,对一个作家,刘勰在这里肯定,在那里又有否定,阐述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在这里强调内容的重要性,在另一个地方,可能又只谈论形式,这些都不是自相矛盾,而是体现了刘勰实事求是、就事论事、不虚美、不隐恶的特点。对于同一个词语,不同的地方可能包含了不同的内涵,如《文心雕龙.原道》中的“道”,就有“自然界规律”、“自然而然的创作规律”、圣人之道三种不同内涵,如果不能分辨此种差异,就会导致牵强附会的毛病。吴先生认为,刘勰《文心雕龙》中心思想,是儒家思想,非此,无他。先生还强调要重视《文心雕龙》语言的特点,《文心雕龙》用骈体文写成,结构特殊,或辞有颠倒交互,或有声律、对偶的改易,或有互文,有的学者因为不明乎此,竟然错误地指责刘勰《文心雕龙》犯了常识性或者知识性错误,那无疑是论者自己所犯的一个大错误。而有的学者抓住刘勰是佛教徒的历史事实,不加分析,形而上学地认为刘勰的《文心雕龙》体现的是佛学思想,有的学者以调和论形式,认为刘勰的思想是儒释杂糅,或者儒释道杂糅,显然都是没有历史的观念,没有整体的观念,没有辨证的观念所带来的错误。
  吴先生《文心雕龙义疏》,强调抓住重点,突出《文心雕龙》作为一部文学理论著作的理论特色,并且,把考镜理论的源流,当作《文心雕龙义疏》的一个重要使命,凡是《文心雕龙》中涉及到的重大理论问题,先生都一一辨析,折其中矣。先生的这个工作,使我们对《文心雕龙》重要的命题,有一个历史的深度的把握。而先生所撰《文心雕龙字义疏证》、《文心雕龙校注拾遗补正》,以及《周易与文心雕龙》、《文心雕龙与文选》、《文心雕龙与诗品》等论文,都是贯彻抓住重点、考镜源流的研究方法的著作。
  吴先生《文心雕龙义疏》最重要的贡献,还是在辨证原文和旧说的讹误方面,这个成就,散见于整部书中,如《文心雕龙.原道》对“太极”为“太古”的训解,解决了近世学者受黑格尔思想的影响,想在中国哲学体系中寻找一个先验唯心论的理论支点,因此把“太极”作为“绝对精神”、“上帝”、“造物”的讹误,还中国古代学者以“太极”作为时间至早的表述的实际,无疑是对一些一知半解的学者煞有介事的宏论的棒喝。又比如《辨骚》云“酌奇而不失其真”之“真”,唐写本改“真”为“贞”,以求训正,使奇正对举。吴先生举《文选》古诗十九首李善注“识曲听其真”曰:“真,犹正也”,实不烦改字。又如《通变》曰“志合文则”,元本则作财,先生认为文则本为陈言,郭璞《尔雅图赞》曰“时维文则”,其意是说修辞的规律。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先生的这些真知灼见,不仅仅是解决了一个文献校勘方面的具体问题,同时也给我们文献校勘工作提供了一个思想方法,就是我们今天传世的文献中的词句与新出文献的差异,不一定就是缘于传世文献的以讹传讹,或者也存在新出文献讹误的可能性,所以,在这样的时候,不一定着急去以新出文献去判断传世文献的是非,而应承认传世文献在传播过程中保存下来,必然有其自身原因的历史事实,这才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吴先生转益多师,笃志好学,严守师法,而又以独立之学术追求为念。仔细阅读吴先生的著作,特别是有关《文心雕龙》的研究著作,我们可以看出吴先生以一贯之的优良学术态度和学术追求。
  吴先生恪守马一浮先生治学的一贯,强调从经学入手,而守专门之学。吴先生受马一浮先生启发,而选定《文心雕龙》为自己终身专攻,从此,紧紧围绕着《文心雕龙》这个题目,遍考先秦汉魏六朝载籍,无所不读,并深入研究,因而能深入理解《文心雕龙》这部有关先秦汉魏六朝文学理论的伟大著作的精粹,而取得重大成绩。
  吴先生崇尚《汉书.儒林传》所谓“朴学”传统,而谓“朴学”,即“实事求是”之学。吴先生特别强调《汉书.景十三王传》之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吴先生以为,“朴”之言实,实则不浮,云胡为实?曰上山采铜,下井取矿,作文必读文,著书必读书,自感性到理性,由个体至总体,过此以往,语不虚设,春发其华,秋登其实,充盈而有光辉。且书不范围于文字,自然、社会,亦皆书也。读之未遍,妄下岐黄,纰缪差失,见笑大方之家。吴先生认为:“不读书而能研究著述者,盖有之矣,余未之闻也。”(见吴林伯先生《马先生学行述闻并赞》,毕养赛主编《中国当代理学大师马一浮》,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年12月出版。)
  《易.乾.文言》之言曰:“君子进德修业。”马一浮《泰和宜山会语》之有《君子小人之辨》,目的在于教人作为君子,而马一浮先生言君子小人之区别,一言而蔽之,曰:“君子、小人之用心其不同如此,充类而言之,只是仁与不仁,公与私之辨而已。”“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心私而刻。”古今言君子、小人之区别,未有如马一浮先生之深切著明,而又能得孔子之精核者也。 1957年春,马一浮先生至曲阜阙里朝孔,先生与同门高赞非请见,马一浮先生问曰:“相别三年,汝治何学?”先生回答说:“研精《论语》。”马一浮先生曰:“汝得读书之次矣。昔孔子通治六经,自以熟知其故,并授教二三子,语高而旨深,学者当先求之,庶几能明六经之指归。程子曰:‘今人不会读书,如读《论语》,为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此为读书痛下针砭。”先生问曰:“何以谓之读也?”马一浮先生概乎其词,曰:“读书之道无他,求其反身修德,惩风窒欲,布乎四体,形乎动静,履而行之,荀卿所谓‘君子博学而日三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者也。”先生因此明白“读书必改变气质,非徒记其文句以为谈资耳”。(《马先生学行述闻并赞)
  大凡以学术名家者,皆能不自满假。吴先生以《论语.学而》之言“无友不如己者”,皇侃《义疏》、颜氏《家训.慕贤》、朱熹《集注》,皆以友不如己者,则无益而有损,非为孔子本意,而发明道同为友之旨,《荀子.大略》所谓“友也者,所以相有也;道不同,何以相有也”。道同,故可以取长补短,所谓“过则毋惮改”。因此,“无友不如己者”,当指善于发现朋友的优点,每一个朋友皆有优点。善于发现自己的不足,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吴先生《文心雕龙义疏》成书后,除部分公开刊布外,另有油印本行世,作为武汉大学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教材,颇为国内外学术界关注。“为时流谬许,余以天道恶盈,不自满假,尽力而为,功庸弗怠”,“昔仲尼勉焉孳孳,锲而不舍,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时所事,卒而非之,学然后知不足;先生(指马一浮先生)守范善道,至老不倦,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余师范贤圣,亦将行年七十而七十化,匡误正俗,恒久以求真是。因为先生读书著述,有高尚之目的,所以,能“不惧我书与粪土同损,烟烬俱灭;亦不惧君山复出,以为绝伦必传,好学修古,实事求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马先生学行述闻并赞》)。
  吴先生治学,强调学术创新的价值,并把创新和恪守师法结合起来。先生多次提到熊十力先生和欧阳竟无大师的师生之争,熊十力先生是欧阳竟无大师的入室弟子,但是著《新唯识论》,与老师的意见相左,但不影响熊十力先生对欧阳大师的尊师感情。类似的例子,先生还举刘向、刘歆父子为例,刘向是今文学者,而刘歆则服膺古文学。先生认为,这种区别,不是背叛,而是追求真理,推动学术进步。吴先生论述创新的重要时指出:“夫鼎以去故,革以取新,革而应人,大亨以正,四时成而文明说,革之为义大矣哉。”(《马先生学行述闻并赞》)
  吴先生术业粹冲,在我所接触的前辈学者之中,先生是最纯粹的学者,一生追求,唯有读书二字。我以1984年入武汉大学,为先生研究生,齿不及二十,正是踌躇而多志之年龄,多旁骛,先生神智澄照,洞察入微,以我受四人帮残酷迫害之一代人,经术浅薄,尝以自己三十余岁,始知学问之不易,而辞南开中学教职,负书担囊,徒步行至乐山乌尤寺复性书院晋谒马一浮先生之事教我,并示门人弟子曰:“为山不亏一篑,穷理止诸自足”,宜“以高度韧性自励”,所谓“非议再多,坚定不移;处境再窘,坚定不移;工作再忙,坚定不移;困难再大,坚定不移;成绩再好,坚定不移”。命门弟子牢记之。
  1984年前后,吴先生年届古稀,孑然一人,生活俭朴,每日在食堂用餐,赞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所提倡之新生活运动,以米饭为食,辅以青菜,少食荤腥,以猪肉虚物,多食伤身,告诫于我。先生每日亦必健行数里,而后则闭门读书,手不释卷。1979年前,先生之《文心雕龙义疏》一百余万言已经写定,并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审定通过,即将出版,但是先生仍然不断修改,以毛笔小楷抄写之《文心雕龙义疏》一百余万言,竟然有七稿之易,即可见出先生之执着之态度之一般。
  吴先生明白读书非为读书而已,而欲以养成君子,而先生执君子之业也,守君子之道,以人为善,不与人为恶。善修容仪,不内顾,不亲指,渊嘿尊严,博览古今,淡漠名利,远离是非,安心于著述。吴先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住家乡宜昌,当涂者固不能会心于先生之深旨,即使到了曾经人文荟萃的武汉大学中文系,因先生正道直行,心之向道,不能顺应时势,留出半分时间虚以逶迤,也颇遭部分权贵与同侪之藐视,惟黄先生焯,蕲春黄季刚之兄子,国学名家,深爱接之。吴先生之此种遭遇,令人深思。
  吴先生以经子及《文心雕龙》教授数十载,门生私淑广布,身受弟子爱接。后期在武汉大学,及门弟子虽不多,然如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湖南社会科学院陈书良教授、湖北大学陈桐生教授等,皆学有大成,影响广远。我自 1987年赴京谋食,生生不易,学业荒疏,先生修书,命我就近问学于王利器先生。1989年冬,我因公事赴武汉,当日即叩先生,时先生因鼻疾新好,仍孤身一人,日日诵读。临别,先生送我出武汉大学校门,谆谆叮嘱,深以我之学业为念,曰“困难再大,坚定不移”,挥手作别,灯影之下,茕茕孑立,使我顿生依依不舍之情。多年之后,每念及先生,便出现先生挥手当日之情景。1993年,先生在信中提及来年将来北京开会,曰:“重见亦不远矣!”1994年北京香山召开《文心雕龙》国际学术讨论会,先生莅京,由于我行踪未定,竟错失一谒之机会,及至先生离京数日,我始得知先生已经返回武汉。荏苒至1998年,忽接先生仙逝之报,从此天人永隔,竟无由再聆教诲。近年,我有数次赴武汉之机遇,每次必一人至先生故居楼下,先生故居虽已无人居住,先生之书稿遗物,仍然保存其中,伫立先生窗前,虽不再看见先生窗前的灯光,但仍能驰想先生之音容。先生一生坎坷,且对现实社会之权势人情,异常隔阂,如此气度,本不应受世俗物累,然某些当涂之人,竟然不能善待先生,以致同事之中好学之士欲及门下拜,便招白眼。更有人必欲以打击先生之气节追求为乐事,念之令人唏嘘。虽然,先生始终不改志士气质,高尚其志。
  先生家中厅堂之上,高悬马一浮先生画像,每至忌日,必作礼拜,数十年不辍,而对门人弟子,时时牵挂,每念及此,令我汗颜。谨以此文,以为对先生之怀念。
20004年3月24日凌晨3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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