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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外国银元内流问题研究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11-22 点击: 804 次 我要收藏

  明穆宗隆庆元年开放海禁至清高宗乾隆年间,即对应于西历的十六至十八世纪时期,伴随日益扩大的中外贸易,以银元为代表的外国货币纷纷涌向中国,从流通于东南一隅到席卷中国全境,从中外贸易的支付手段跃为中国货币的主流形式,对明末清初的中国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甚至于清嘉庆以后至民国时期,外国银币牢牢控制着中国的货币流通市场。可以说,白银问题也即其代表形式的银元问题是中国货币史上的重大问题,也是影响晚近中国社会的重大问题。
第一节 外国银币的输入与流通
  明末清初外国白银的大规模输入,与海禁政策的放松密切相关。隆庆元年(1567年) ,诏“准贩东西二洋”,【1】引发了东南沿海蓬勃的海上贸易,也打开了外国银元流入中国的源头。贸易中,外国对中国商品的渴望远远超过中国对外国物品的需求 。清末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ROBERT HART曾无奈叹息:“中国有世界上最好的粮食,米;最好的饮料,茶;以及最好的衣着,棉、丝和皮毛。既有这些大宗物产以及无数土制副产品,所以他们不需要从别的地方购买一文钱的东西”。【2】这样,贸易的外方只能用白银换取中国商品。
  明末清初外国输入的白银,主要是南美洲白银和日本白银。
  十六世纪中期,南美洲发现了藏量极为丰富的银矿,秘鲁、墨西哥等国均开采出数量惊人的白银。十六世纪初,世界白银年均生产约1,511,000盎斯。但在十六世纪中期,即明嘉靖二、三十年间,年均产量已提高到10,017,000盎斯,此后直到十八世纪中叶,即清乾隆年间,世界银产量保持在9,000,000至17,000,000盎斯之间。【3】而南美洲十六至十八世纪期间的白银产量,约占世界总产量的近百分之八十。至于日本,其白银矿藏量也极大,被欧洲人誉为“银岛”。据估计,十七世纪初期以前,日本白银产量约占世界的百分之二十。正是由于与中国贸易的另一方“均无他产”,但有丰富的白银蕴藏和储备,所以“夷人悉用银钱易货,故归船自银钱外无他携来”。【4】而中国,物产丰富,独缺白银,自然视白银为奇货。中外双方在贸易中找到了契合点,所以导致了丝绸、陶瓷外流,而银币内流的局面。
  明末清初白银内流潮初期,由航海时代的海上“三剑客”—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担纲;后期,新兴的海上霸主英国、美国登场亮相;而日本,凭借与中国传统的交通往来和地理上的优势,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一)葡萄牙
  葡萄牙是欧洲各国中最早夺取海上霸权的国家。十六世纪初,成功实现了直航东方的梦想。1516年(正德十一年),葡萄牙人RafaelPerestrello 驾船来到中国,这是葡中贸易的开始。嘉靖三十六年(1557),葡萄牙攫取澳门作为定居点,并以此为据点广通贸易,每年仅交纳明官府的船课税就有二万余两白银。神宗万历六年(1578), 明朝官府准葡萄牙一年两次进入广州直接贸易,自此葡萄牙成为中国白银的主要输入国。
  中国方面主要出口的商品有瓷器、丝绸、绵、手工艺品、农副产品等,“其土不蚕,惟藉中国之丝到彼,能织精好缎疋,服之以为华好。是以中国湖丝百斤,价值百两者,至彼得价二倍,而江西瓷器、福建糖品、果品诸物皆所嗜好”。【5】葡萄牙方面,主要以枪炮、玻璃等物品与中国以货易货,但这仅仅是一小部份,大部份则以白银来补足。
  葡萄牙的白银来自于二处:其一为与墨西哥贸易所得的美洲白银;其二是透过其全球贸易网的交易所得。据儒塞斯《史的澳门》一书描述可知,葡萄牙以澳门为全球贸易网络的中结点,将欧洲的工业品运到南洋诸岛换取香料与宝石,然后交换中国的丝织品等至日本调成金银,再返航中国,用日本金、银购买绢、麝香、细工木器、漆器、陶器回欧洲。【6】这样的贸易模式起自于十六世纪六十年代,至十七世纪三十年代日本锁国, 驱逐葡萄牙人为止。万历年间,葡萄牙对华贸易已具相当规模。史书有载:“广属香山为海船出入咽喉,每一船至,常持万金,并海外珍异诸物,多有至数万者”。【7】
  (二)西班牙
  西班牙与中国的贸易以菲律宾为中转而进行,而中国与菲律宾的贸易则于西班牙控制菲岛前三百余年已经开始了。当麦哲伦于1521年(正德十六年)发现吕宋岛时,福建定居吕宋的已不下数万人。“是时漳、泉民贩吕宋者,或折关破产及犯压各境不得归,流寓土夷,筑庐舍、操佣贾杂作为生活,或聚妇长子孙者有之,人口以数万计”。【8】1576年(万历四年),西班牙完全控制菲律宾,发现该岛的自然资源不足以满足日常所需,便支持菲律宾与“和西班牙和印度同样富庶,什么都不缺的中国”【9】扩大贸易,中菲间的贸易因之迅速升温,出现了中国商船络绎不绝奔波逐流于菲律宾的局面。福建、广东海商“将中土丝、绵、缎布、磁、铁贵货到彼番国,不卖货物,止卖金银。”【10】根据西班牙的记载,当时中国运往菲律宾的货物可谓琳琅满目,除上述货物外,还有面粉、大麦、面食、糖、水果、锡、铅、红铜、玻璃器皿、饼干、咸肉、火腿、黄油、家俱、窗帘、被单、挂毯、台布、地毯、马具、铁盒、铜壶、铁板、火药、水牛、马、驴、骡、鹅、笼养鸟、装饰品等,甚至于还有“铜炮,铸造得非常好,还有各种军用品”。【11】中国货物极受欢迎,常常是供不应求,“佛郎机之夷,则我人百工技艺,有挟一器以往者,虽徒手无不得食,民争趋之”,【12】面对汹涌而来的中国商品,西班牙人只能从殖民地墨西哥调运白银来交换。1573年12月5日,Enriquez在一份报告中写道:“这一贸易与交往所产生的困难,在于就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无论是菲岛还是西班牙,均无任何物品可供出口,而且又使他们所没有……简言之,与那个地方的贸易必须以白银来进行,他们视白银价值高于一切东西”,【13】然后西班牙将中国商品运往南美。为维持这样一种中国 货物 墨西哥 白银 菲律宾的物流关系,他们不得不加快墨西哥白银的开采与多条菲律宾海上航道的开辟,其中最重要的是墨西哥西海岸Acapulco港,横越太平洋至菲律宾的航线。
  面对大量白银流向中国的局面,一位西班牙海军上将不无妒意地惊叹道:“中国国王能够用来自秘鲁的银条来建立一座宫殿”。【14】西班牙国王因此于1593、1599、1604、1608、1609、1620、1634、1635、1636、1639、1706、1718、1720、1724、1727年多次颁发禁令,限制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但实际收效甚微。只是在清建国后,康熙帝实行海禁政策这段时期,双方的贸易关系才略受影响。因中西贸易的实质是互利双赢的,因此中国国内对海禁也有相当声势的反对意见,如慕天颜在《请开海禁疏》中说:“然银两之所由生,其途二焉,一则矿砾之银也,一则番舶之银也。自开采既停,而坑冶不当复问矣。自迁海既严,而片帆不许出洋矣。生银之两途并绝,则今直省之所流转者,止有现在之银两”,【15】不久以后,康熙即解除了海禁政策。恢复后的中西贸易,仍与明代时相似, “和中国人的贸易,一如既往,是凭藉由墨西哥带来的银子来维持菲律宾的”。【16】
  除菲律宾中转贸易外,中西贸易出现了新的形式。十八世纪中开始,西班牙人直接进入闽、粤交易。乾隆四年(1739年)九月,闽浙总督上奏“上午,领国(指吕宋)夷民狼万雷等甲板洋船,装载洋货价值数十万金到厦”;【17】乾隆十二年(1747)十一月,闽浙总督和福建巡抚奏称“吕宋船户狼夫西拔邪敏夹板船一只,于十月十八日到厦口,文武会同赴船,查有番梢一百八名,装有海参、鹿筋等货及置买内地货物三十余万两”。【18】但直航中国的白银输入,在西班牙对华商务活动中所占比例并不太重。
  随着西班牙海上霸主地位的丧失,其在对华贸易中也渐渐淡出,勉力支撑至十八、十九世纪之交,中国沿海便很少能看到威风八面的西班牙大帆船了。
  (三)荷兰
  荷兰,中国史书中也称红毛番或红夷,与中国的交往始于十七世纪初。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 七月,占澎湖为定居之地,要求与明通商,但未获成功。后占中国台湾的鸡笼、淡水等地,与广东、浙江、福建商人进行走私贸易,且经常滋扰中国沿海。“(崇祯〕五年二月,……海外红夷据澎湖,挟互市,后徙台湾,渐泊厦门。……明年夏……红夷乘间袭陷厦门城,大掠”。【19】
  中荷贸易早期,荷兰控制的南洋诸国盛产中国所需的热带产品,如胡椒、锡、香料等,交易方式多为以货易货,输入的白银微乎其微。十八世纪初期,胡椒、香料等产品在欧洲供不应求,但欧洲对中国茶叶的需求又急剧膨胀,荷兰不得不调运白银来交换茶叶。1728—1734年,九艘荷兰商船从欧洲直接驶往广州,总货值达2,533,359荷盾,其中白银占百分之九十六。1735年以后,荷印公司放弃荷、中直接贸易,改为每年派遣两艘船到广州,资本为每船三十万荷盾。但这一定额贸易方式的弊端很快就显现出来,费时既长,茶叶质量难以保证,1757 年只能重开直航贸易,平均每艘船携带至少三十万荷盾的银元。
  此外,荷兰强占台湾后,又在与日本的转口贸易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荷兰人发展了代理制的方式,提供资金给中国代理商,委托他们在中国采办日本所需的一应物品,然后销往日本,将日本白银支付给中国代理商。这种转口贸易至康熙元年(1662年)郑成功收复台湾而寿终正寝。
  (四) 日本
根据学者研究,日本银的输入绝对数量,在晚明甚至超过了西班牙运入中国的白银数,这一优势并保持至清顺治朝(1644-1661)。
  日本银的输入除第三国转口贸易外,主要是通过中日间的直接贸易。从历史渊源看,中日的交通往来由来已久,日本对中国商品有一种传统的依赖,“大抵日本所需皆产自中国,如室必布席,杭之长安织也;妇女须脂粉,扇、漆诸工须金银箔,悉武林造也;他如饶之磁器、湖之丝绵、漳之纱帽、松之棉布,尤为彼重”,【20】此外,书籍、铜钱、名画也在输日物品清单之中。由于“贩日之利,倍于吕宋”,【21】所以尽管明朝政府三令五申不准与日本通商,但铤而走险者仍不在少数,“奸民有假给由引(明政府所颁的海外贸易许可证),私造大舡越贩日本者矣。其去也,以一倍而搏百倍之息;其来也,又以一倍而搏百倍之息……,违禁私通,日益月盛”。【22】
  日本出口中国的主要有刀、剑、硫磺、扇等寥寥无几的数种,其余的就是用银子来支付了。“倭国所好之中国货物,如丝、丝绵、红线、水银、针、铁锅、药材等,其价值均以银计算”。【23】这与当时日本白银产量的大幅提高有密切联系的。日本的佐渡、石见、秋田等处有丰富的银矿,十七世纪中叶又引进的新式白银冶炼法“灰吹法”,使日本的白银产量急剧上升,占世界产量的四分之一,因而储备了足够的贸易用银。
  “日本国银子多产,故上国之人交通往来贩卖,而或因漂风来泊”。【24】
  中日间还有第三地的货物交换,如暹罗、安南、台湾就是其中重要的交换点。这样的中转贸易极为繁忙,J.K.Whitmore就曾这样描绘发生在安南重港会安的中日贸易一幕,“在会安港,中国人和日本人各有领地,相互毗邻。在农历年底,借助于东北季风而来的日本商船载着大量的白银和铜钱来到此港。这些白银被用来交换中国人的丝绸、白糖、沉香木、生丝和陶瓷,日本人用预付定金的方法控制了这里的丝绸和白糖市场”。【25】
  (五)英国
  与中国的通商活动中,英国无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特别在十八世纪以后,其地位的重要性日益凸现。英国最早出现在中国沿海,约在明崇祯十年(1637),但与中国通商的努力因葡萄牙作梗而没有成功。清康熙后,在与中国贸易中,英国开始崭露头角。
  雍正初,英国常不定期到广东“互市”。至“(雍正)七年(1729),始通市不绝”。【26】后不断扩大规模,贸易区域也渐次北上至宁波一带。“(乾隆)二十年(1755), 来宁波互市,时英商船收定海港,运货宁波”。【27】由于次年规模扩大,引起浙江地方不安,遂“禁不许入浙,禁丝斤出洋”,【28】于是英国北上天津,“乞通市宁波”。“二十七年夏五月,英商啖兰等以禁止丝斤,其货艰于成造,仍求通市。粤督苏昌以闻,许之,然仍限每船只许配买土丝五千斤,二蚕湖丝三千斤。至头蚕湖丝及绸缎绫匹仍禁”。【29】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使节马噶尔尼来华,“表请派人驻京,及通市浙江宁波,珠山,天津,广东等地”,【30】与清朝建立全面的贸易关系。
  双方交易的商品,中国方前期主要为丝、绸、瓷,后期茶叶的份额渐重;英国用于交易的商品初期以“黑铅、番钱、羽缎、哆罗、哔叽诸物”, 【31】还有棉花、锡等,巨额出入差以白银补足。后期,为扭转白银大量流入中国的不利局面,以鸦片作为白银的替代品,使中国从白银进口国沦为白银出口国。
  (六)美国
  美国卷入白银输入中国的潮流,始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中国皇后号”的首航中国,船上满载着人参、毛皮、羽纱、胡椒、棉花、铅等物品,交换了中国的茶叶、瓷器、土布、丝绸、肉桂满载而归。该次航行的利润高达百分之二十五,并引发了美国人与中国贸易的想象和激情。此后,美国“货船常至粤东“。【32】据统计,1784-1789年间来华美国商船达到十五艘。1792年,美国在广州口岸的贸易额已超过了荷兰、法国、丹麦,仅居英国之后。十九世纪初期,到达华埠的美国商船年均为十八至二百二十九艘,至1803年美国对华贸易已经超出英国以外所有欧洲国家与中国贸易额之和。
  美国向中国出口的商品种类较多,有野参、水獭皮、海豹皮、檀香木及有限数量的平布。从中国进口的主要是茶叶,占贸易额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此外有丝绸、瓷器、土布、桂皮、樟脑、大黄等。由于美方商品结构和特性的局限,很快处于逆差地位,以西班牙和墨西哥银元来弥补差额。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前,银元占到美国输华商品总额的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三,并延续到美国参与鸦片走私为止。
第二节 内流白银的种类和形制
  十六世纪外国银币大规模入华以前,中国传统白银形制,最基本的是铤状的,也有饼形和银锭,携带使用极为不便,交易时须用戥子秤重,并以笨拙的切割法才能完成买卖,银子成色的鉴定也未有统一的标准。这与当时日益扩大的白银使用形成了一种不和谐,因此,标准划一、大小适中的外国白银铸币一进入广东、福建就受到民间喜爱而快速流通,也就不奇怪了。
  明末清初输入中国的外国白银,林林总总有数十种之多。“闻有大髻、小髻、蓬头、蝙蝠、双柱、马剑诸名等语”。【33】“番银又称洋银,名亦不一,曰双柱,曰倭婆,曰三工,曰小洁,曰小花,曰大戮,曰烂板,曰苏版,价亦大有低昂”。【34】现以其中流入量大,流通广的外国银元作一考察。
  〖本洋钱〗
  本洋为西班牙所铸的银币。本名SPANISH COROLUS DOLLAR,明清时期,中国人称之为西班牙元,佛头洋。有双柱、卡罗斯三世、卡罗斯四世、费迪南七世等版别,分别铸于1535至1821年之间,主要在墨西哥铸造,“为外国银元来华之嚆矢”,【35】也是流传较广的外国银币之一。十六至十八世纪,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美国、日本与中国交易大部分是西班牙元。
  双柱,本名PILLAR DOLLAR,是本洋中最早传入中国的一种银币。币面左右对称铸有两根华柱,取自西方神话传说中的赫居里斯柱子,双柱各有一卷轴裹着。双柱为机制币,1732年以前,廓为光边,币面是“皇冠图案,下置一盾形徽记,四格内对角镌有城堡与雄狮图案,两侧为二根平直的立柱,平行对称的双柱被一条巨型冠带卷绕,即直布罗陀海峡著名的格格立斯双柱,周围西班牙文,民间俗称‘双柱’当由此而来”。【36】早期的双柱钱在两柱之间是腾升于海面之上的灿烂双日,双日之上是一顶光芒夺目的皇冠,以象征西班牙的统治和海上霸权永远如日中天。“此钱以银为之,径寸一分,重七钱七分,面字中还有四花,中间上作璎珞,下二圆珠,珠有绘事。两旁二柱垂幅,左作S U I P,右作R I IV。背作梵相字,自左下及上右读之。间一花中间,左作M F,一种作F M。下一花右作S ,上下各一花。周围齿纹边作三垂花纹,此种流传特多”。【37】双柱钱重合中国库平七钱三分,成色在含银量百分之九十三以上。“当时在中国流通的双柱,大的重七钱二分,中型的有半元的,小型则有四分之一和八分之一的”。【38】翁树培的《古钱汇考》中也有小型“双柱”钱的记载,“此钱以银为之,甚小,径四分强,重四分。面上作璎珞,下二圆珠与二柱垂幅,左作L P,右作 V,其 U E三字在上方。背作梵相,左右二花,周围齿纹边,作三垂花纹”。【39】
  西班牙银元之人像币,俗称佛头洋。正面依版别不同,分别镌有西班牙国王卡罗斯三世(或称查理第三),卡罗斯四世(或称查理第四),费迪南七世的头像。流通于清代,钱缘压制成清晰可见的切纹,属“花边钱”的范畴。“此钱以银为之,径寸一分,重七钱七分。面为其国王,面侧向右,高鼻深目无须,脑后有帛结束,垂下至肩。背绘其国,梵相字并绕其边,书之皆不可识。左右二柱,曲拖帛幅,上有凹文。右五字 II V,左四字 S V I R,细极难辨。轮周围作齿纹,边厚分许,作方圆相间纹。制作精巧,有小至重三钱及数分者,流行中国甚多,无由考其铸作年代,然亦外国钱之一种也。今俗谓之洋钱,又谓之花边钱”。【40】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也予以了印证,除浙江普陀山外,安徽九华山1990年6月在转轮殿也发现了本洋钱,“经初步清理,有以下两种:1.西班牙在墨西哥城铸造的‘本洋’。 正面为西班牙国王头像,背面是皇冠及国徽,两旁有平行直立的两支号角,类似柱子,故又名‘双柱洋……正面头像有查理四世和费迪南七世两种版别。……”【41】
  乾隆以后, 西班牙银元渐遍布于长江和沿海各通商口岸,因含银量较高,在民间极受欢迎,市价较其它银元为高,如在芜湖,一西班牙元可兑换其它银元一元三四角不等,其形制也成为十八世纪后中国自铸新式银元仿制的样板。后鹰洋流入,本洋的地位才渐渐式微。
  〖马钱〗
  马钱,又名马剑,十七至十八世纪末荷兰所铸,有大、小二种,广泛流行于清乾隆初。“福建、广东近海之地,又多行使洋钱。……约有数等:大者曰马钱,为海马形;次曰花边钱;又次曰十字钱”。【42】据彭信威先生考证:“马钱是荷兰各省在十七、八世纪所铸的大银币,重库平八钱六七分,相当于三盾”。【43】因币面所铸为骑士策马执剑图,故曰马剑。
  马剑因是荷兰各省分别所铸,其图案、形制稍有不同。
  “此钱以银为之,径寸二分,重九钱二分。面作人骑马形,向右,有冠,以幅帛裹头,身服介胄。左手执辔,右手持剑,马有鞍而驰。下作梵相字之末间一花。背文自下左及上右读之,作梵相,中作一兽,一手持剑,一手持元宝状。左右各一人,状貌狞恶,与面文之人略同;下又作双龙旋绕状【44】”。另外,翁树培引《海岛逸志》曰:“荷兰以银铸圆饼钱,中有番人骑马持剑,名曰马剑,半者名曰中剑。有小而厚者,铸荷兰字,名曰帽盾,半者曰小盾。有小而薄者,肖甲板船名,曰搭里”。【45】
  1792年荷兰被法国军队占领,马钱铸造停止。
  〖十字钱〗
  十字钱,本名CRUSADO,葡萄牙所铸银币,流通于清乾隆年间。大小与小样双柱钱差不多,币重约有五钱六分,钱缘为花边切纹,边齿间隔整齐,无论正面还是背面,沿钱边四周均镌刻有西洋文字。正面上部为一皇冠,上覆飘扬的绶带,皇冠下是一个大的盾形,内含一个小盾形,小盾形之中五个方块以竖三横二的十字形状排列,大小盾形之间的空隙中均衡分布着七个方形符号。背面是一横贯币面的大十字,由十字分割而成的四格内,分别点缀着对应的四个花形符号,十字钱之名即因此而来。【46】银币正面四周的外文是PETRVS.II.D.G.PORIVG.ET.ALG.REX,在有十字的一面,四周文字是SIGNO.VINCES.IN.HOC
  〖鹰洋〗
  鹰洋,本名MEXICAN DOLLAR,俗称英洋,北方各省称正英,墨西哥所铸,有新旧两种版别。旧版于十八世纪后进入中国,对原先市场主流银币的西班牙银元冲击极大,最终取而代之。新版鹰洋是墨西哥独立以后所铸,1823年为第一版。新、旧版鹰洋因流传非常广,民间误为英国所铸,故讹称为“英洋”。成色较高,“较各种外币为佳,外国银币输入我国者,以此种为最多数”。【47】币面为一苍鹰,嘴叼一条挣扎扭曲的长蛇,昂然站立于仙人掌之上,故有“鹰洋”之名。《古泉汇考》中收了一品,“此钱以银为之,径七分,重一钱四分。……字参差相间,一面似七字,一面似五字,它应有字处,似作一鸟形。中间作宝相花及连珠文映带,字于周围作连珠文”。【48】鹰洋主要流传于我国南方及中部地区,尤其在上海地区,十九世纪以后上升为主币,为流通货币兑换的标准。
  〖龙洋〗
  龙洋,亦名龙番,大日本,因币面正面镌刻有“大日本”三字,背面镌刻有蟠龙纹而得名。这种银币“为日本国内昔日通用之旧银元,嗣因币制改革,输入我国之货币也”。【49】在福建流通最广,江西、湖南、奉天、大连等地亦多有流通。但日本早期与中国贸易所交换大部分是西班牙银元。“一面则作人面,或为全身,眉目冠服剑饰如生,一面为宫室器皿禽兽花草之类,亦有面背皆为人形,亦有不刻人面者,缘边皆有梵字环之,其为西域之钱无疑矣。然今商船自东洋归者,亦往往携有银钱,制亦仿佛相似”,【50】“委使小西飞来议封事时以京营将佐杨贵绿为馆中伴,小西飞昵杨,有私觌之礼,如刀盒之类,一犹常是,惟银钱多作人马之状”。【51】
第三节 外国白银的数量统计
  明末清初输入和流通的外国白银数量极为庞大,梁方仲先生曾估计:“由万历元年至崇祯十七年的七十二年间,合计各国输入中国的银元由于贸易关系的至少远超过一万万元以上”。【52】至于清建立后的流入数额,英国东印度公司有一记录,现以本文讨论范围为限,截取康熙二十年(1681)至嘉庆五年(1800)的白银数作表如下:
  (一)葡萄牙
  首先来看从澳门进入中国的白银数,据《郭给谏疏稿》卷一揭示,葡萄牙每年交广东市泊司的船课为二万两白银,而“其报官纳税者,不过十之一二”。【53】按明朝规定,所征之船课为百分之二的从价税,这样可推知进入中国的白银年均为二百万两左右。儒塞斯的《史之澳门》也说,据1607年(万历三十五年)墨西哥官员的统计,每年输出到中国的白银在百万以上。
  至于葡萄牙从日本输入中国白银的情况,山村弘造和神木哲南在《银矿和宋钱—在国际范围内看中世纪和近代日本的货币史》中估计是:1600年以前的四十年中有九十至一百五十万公斤的白银流入中国;R.L.Innes的《半开半闭的大门:十七世纪日本的对外贸易》认为日本学者的估计数太高了,他认为1546-1638年间由葡萄牙输出到中国的日本白银为3660-4100万两(约138-155公斤);国内学者倪来恩、夏维中认为“在十六世纪的后50年中,葡人共输入中国的日本白银是500000公斤,1600—1609年是200000公斤,1609—1629年是300000公斤,1630—1639年是450000公斤,因此葡人通过长崎—澳门贸易输入中国的日本白银高达165万公斤”,【54】约可认为是比较准确的数字。
  (二)西班牙
  西班牙通过菲律宾输入中国白银数,中国史书甚少记载,但前辈学者对此有些统计数字,兹录于此。
  彭信威在《中国货币史》中认为:“自隆庆元年马尼拉开港以后,到明末为止那七八十年间,经由菲律宾而流入中国的美洲白银,可能在六千万披索以上,约合四千多万库平银”。
  梁方仲在《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中认为:“假如自万历元年 (1573)起,即马尼剌辟埠后之第三年,依上面所揭最低的数目计算,每年平均有三十万比收流入中国。……倘若一直算到崇祯十七年(1644)止,则在七十一年间,应有二千一百三十万比收的收入了”。
  王士鹤在《明代后期中国—马尼拉—墨西哥贸易的发展》中认为:“1571—1644年间,共约五千三百万比索白银流入”。钱江的《1570—1760年西属菲律宾流入中国的美洲白银》认为:“1570至1760年共约三千零九十七艘中国商船驶入马尼拉贸易,平均每年入港十六点二艘。另依笔者的研究,当时每艘中国商船的平均贸易额约为八万比索,按照百分之九十五的载银量计之,则回航的中国商船平均每艘约载白银七万六千比索。由此可知,在此一百九十一年间,仅由中国商人自菲律宾载回的美洲白银便达两亿三千五百三十七万两千比索,约合中国库平银两一亿六千九百四十六万七千八百四十两”。
  虽然明、清中文史料很少中菲贸易详细的记载,但所幸西班牙方面仍有驻菲律宾人员与本土的书信文牍材料及档案记载,现试以此来推算一下。
  1602年,西班牙驻墨西哥殖民当局给马德里的报告说:“每年从Acapulco运往马尼拉的白银总计有500万比索,1597年高达1200万比索”。【55】
  1602年,Fray Loyola在给西班牙国王的信中提到:“菲岛每年得到的二百万比索,均流入中国人的手中”。【56】
  1628年,Madrco说:“每年由新西班牙运往菲岛的法定银币数量为二十五万比索。然而,除此之外却有无以计数的巨额银币流入了菲岛”。【57】 《菲律宾群岛》记载,1729年,西班牙商人抗议国王对马尼拉商人特别优待,称Acapulco进口中国的丝绸,每年换去白银三、四百万比索。【58】
  西班牙驻墨西哥总督的调查报告中写道:1731年,马尼拉出口中国绸缎一百万比索,而墨西哥对应交换出口物为1877327比索,其中白银1691465比索,以致1734年西班牙国王规定墨西哥的白银回程为100万比索,二年后提升为150万比索。【59】而 墨西哥运往菲律宾的白银,绝大多数转手购买中国商品,换言之,绝大部分的白银经由广东、福建海商进入中国。
  综合以上史料分析,每年从菲律宾流入中国的白银,约在一百万至一百五十万之间,与钱江先生从贸易船只的考察所得出的结论大致相符,也即通过中菲西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约达二亿多比索的西班牙银币。
  (三)荷兰
  十八世纪时期, 荷兰向中国输出了大量的白银。海运史专家庄国土先生经缜密核算,得出结论:“1757—1794年,共有135艘荷船到达广州,如每船平均携带82697两,共携银11164095两。从1735—1756年,从巴城共派到广州85艘船,如各船的30万荷盾投资中货物与白银各占一半,则这85艘荷船共带3674380两白银。若以上推算成立,加上1728—1734年9艘荷船从荷兰携带702855艘白银到中国,1728—1794年,荷船可能携带15541330两白银前往中国。在1720—1795年间,荷船从欧洲运送63442651两白银到亚洲,其中四分之一流入中国”。【60】由于中荷贸易较具规律性,庄国土先生的推算应是比较精确的。
  (四)日本
  日本是明末清初外国白银的另一重要输入源,其主要通过葡、荷与中国的转口贸易及中日间直接贸易的方式向中国流入。白银史专家认为:
  “在十七世纪初,由日本人、中国人、葡萄牙人以及荷兰人的船只,从日本载运出口的白银每年可达150000到187500公斤。……最终还是流到了中国大陆”。 【61】
  至于中日直接贸易输出的白银数目,日本学者研究认为“ 1600年以前的四十年,平均每年有11250公斤被中日商船运走,这一时期的总数达450000公斤。”【62】“1600至1635年,共有350只日本朱印船出海贸易,每年运走白银30000-40000公斤,总额约在100-140万公斤”。【63】
  现根据Brian Molougheny and Xia Weizhough:《Silver and The Fall of The Ming :A Reassessment》、【64】日本学者岸本美绪的《康熙年间的谷贱问题》【65】等学者的资料制成下表:
  另根据岩生成一《有关近代日中贸易数量的考察》,【66】有十七世纪去日本的中国贸易船只的记录:
  以每条船平均载银量为一千一百公斤计,也可得出输入中国的白银数目。
  (五)英国
  中英贸易中,货物与银币的比例约为一比三,有些年份,甚至有高达百分之九十八的情形存在。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以后,英国成为中国最大的茶叶主顾,特别是十八世纪末叶,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输出的唯一商品就是茶叶。当茶叶的装运量由于庇特的抵代税条例而迅速扩张时,英国意识到白银不足的问题。又因1779年美西战争爆发,西班牙银元市场被封闭,所以“自1779至1785年没有一块银元从英国运到中国。就是在恢复装运现金银之后,茶叶投资的增长也速于现银的流入”。【67】所以1807年,英国从中国进口的货物为27157006镑,而从英国运往中国的只有16602388镑。【68】
  在这种情形下,英国开始考虑“怎样措办一些既可为中国方面所接受,又能支付茶价,而且本身还可以赚钱的一些商品”,【69】并最终选择了鸦片。
结语
  十六至十八世纪的明清帝国,在汹涌而来的外国银元冲击下,不得不对外半开半闭着大门,也不得不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循环之中,成为吸引国际白银的“洼地” ,同时与外贸有关的丝绸、瓷器、茶叶等产地的商品生产很快被带动起来,出现了一系列经济发达的市镇,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因此滋生、萌芽。更由于海外贸易事业的兴旺,不少行业中人积聚了雄厚的资本,形成了粤商、闽商、徽商、晋商、吴越商等商人势力集团,对地方政治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与其说中国的大门是被1840年鸦片战争的大炮所轰开,还不如说是被明末清初的白银浪潮冲开的。尽管在清初,康熙帝实行海禁,但毕竟大势已去。对于一个“若一概禁绝,东西之地每岁顿少千万之入,不独民生日蹙,而国计亦绌。”【70】情形下的中国,已难以从世界贸易体系中全身而退了。
  外国白银的输入对中国货币体系也形成了决定性的冲击,并最终推动中国完成了向银本位的转变。乾隆五十七年起,中国开始自铸银元。而且,此后所铸的金银钱和铜质钱,形制样式均仿自外国银元,中国的货币单位也从“两”完成了向“元”的过渡。但明末清初外银的输入,对集中统一的货币政策有强烈的冲击,大量国家控制外货币体外循环于流通市场,无论是对社会的经济领域,还是中央对地方财政的监控,均出现了野马放缰、太阿倒持的局面。这样的影响滞后到十九世纪暴露无疑,并对近代中国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注释〗
【1】 张燮:《东西洋考》卷七,
【2】 序赫德:《中华见闻录》
【3】 F.W.Hirst :《Money》第四章,《银和银价》
【4】 张燮:《东西洋考》,卷七,《饷税考》
【5】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6,《郭造卿防闽山冠议》
【6】 转引自百濑弘:《明代中国的外国贸易》,《食货》四卷一期
【7】 周玄 :《泾林续记》不分卷
【8】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3,福建三,《漳州府洋税》
【9】 Blari and Robertson:《菲律宾群岛》卷三
【10】 《明经世文编》卷280,《冯璋集.通番舶议》
【11】 Blari and Robertson:《菲律宾群岛》卷3,卷十六
【12】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6,《郭造卿防闽山冠议》
【13】“Letter from the viceroy of new Spain to Felipe,”M.Enriquez, Mexico,
Dec.5,1573.VOL:13
【14】 Blari and Robertson:《菲律宾群岛》卷29
【15】 《皇朝经世文编》卷26,户政
【16】 Blari and Robertson:《菲律宾群岛》卷22
【17】 中国第一档案馆:《朱批奏折.外交类》
【18】 同上
【19】 《明史》卷235,《郭维琏传》
【20】 姚叔祥:《见只编》卷上
【21】 《明神宗实录》卷476
【22】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3
【23】 李恭、郝杰:《日本考》卷一,《倭好》
【24】 《李朝明宗实录》,转引自小叶田淳:《日本货币流通史》,第二章
【25】 瓦特莫:《越南和东亚的贵金属流动》,载《贵金属》380页
【26】 《清史稿》卷154,《邦交志二.英吉利》
【27】 同上
【28】 同上
【29】 同上
【30】 同上
【31】 同上
【32】 《清史稿》卷156,《邦交志四.美利坚》
【33】 张家骧:《中华货币史》,第二编,第一章银元,第二节流入银元
【34】 汪辉祖:《病榻梦痕录》,卷二
【35】 张家骧:《中华货币史》,第二编,第一章银元,第二节流入银元
【36】 盛观熙:《浙江普陀山出土西班牙银币》,《中国钱币》96.4
【37】 翁树培:《古泉汇考》,《外国.西洋篇》
【38】 徐蜀等:《银币的收藏与鉴定》第一章,第一节
【39】 翁树培:《古泉汇考》,《外国.西洋篇》
【40】 翁树培:《古泉汇考》,《外国.西洋篇》
【41】 林介眉:《安徽九华山出土外国银元》,《中国钱币》93.3
【42】 贺长龄:《皇朝文献通考》卷16,《钱币考》
【43】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八章,第一节
【44】 翁树培:《古泉汇考》,《外国.西洋篇》
【45】 翁树培:《古泉汇考》,《外国.西洋篇》
【46】 张家骧:《中华货币史》,第二编,第一章银元,第二节流入银元
【47】 张家骧:《中华货币史》,第二编,第一章银元,第二节流入银元
【48】 翁树培:《古泉汇考》,《外国.西洋篇》
【49】 张家骧:《中华货币史》,第二编,第一章银元,第二节流入银元
【50】 翁树培:《古泉汇考》,《外国.西洋篇》
【51】 姚叔祥:《见只编》卷中
【52】 梁方仲:〈明代的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载香港联经 出版社:《中国经济发展史论文选集》下册
【53】 周玄 : 《泾林续记》不分卷
【54】 倪来恩、夏维中:《外国白银与明帝国的崩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90.3
【55】 转引自晁中辰:《明后期白银的大量内流及其影响》,《史学月刊》93.1
【56】“Letter from Fray Ygnacio de Loyola, Archbishop of Manila to Felipe”, 1602,VOL:12
【57】“Economic reasons for suppressing the silk trade of China in Spain and its colonies”,J.R.Madrco;Oct 7,1628,VOL:22
【58】 同上
【59】 同上
【60】 庄国土:《16-18世纪白银流入中国数量估算》,《中国钱币》95.3
【61】 阿特韦尔:《国际白银的流动与中国经济》(1530-1650),《PAST and PRESENT》82.5
【62】 山村弘造、神木哲南:《银矿和宋钱—在国际范围内看中世纪和近代的货币史》, 《贵金属》351页
【63】 岩生成一:《16、17世纪日本的海外贸易》,载《ACTA ASIATICA》1976,NO:30
【64】 《FAR EASTERN HISTORY》 NO:40
【65】 《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NO:89
【66】 《史学杂志》VOL:60, NO:11
【67】 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一章
【68】 同上
【69】 同上
【70】 魏源:《圣武记》卷14,《军储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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