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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教育与权威人格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11-22 点击: 463 次 我要收藏

一、东西科学思考模式之不同
  日本东京大学的中山茂教授比较中日和西方科学传统,认为东、西科学思考的模式有一个不同:东方人重数据的收集,喜欢就文字作思考;而希腊及罗马帝国以降的西方科学研究,则以辩论为其特色。这两种作学问的风格决定了东西方科学研究的方向。 这个说法有令人欣赏的特点。当然说中国的学术传统缺乏逞口舌之雄辩,不重演说或修辞(rhetorics),这个说法不尽正确。佛教传入中国,其影响之深远者,有如主张俗讲,在上期已经讲过。即使从玄学或东汉党锢清议发展出来的清谈,也反映了魏晋南北朝贵族重视讲话技巧的风尚。
  不过,仔细考察当时的讲经或清谈,似乎有可以看出当时人所关心的实在是在于技巧本身,至于内容的是非和论辩之间的关系就比较不受到重视。唐代以后,说话的技术也逐渐凌夷,不再像贵族时代那样,占据社会生活的重要地位。中国历史上本来就鲜有以论辩或演讲为名的大学者,迨宋明理学兴起,更是如此。陆象山的讲学算是一种异数,明代中叶以后办理大型讲会,当时人说往往数百成千人来听。但是我认为讲会之风的思维源头,是朱熹等人一脉相承的讲学传统。这种传统可以在语录看出来,往往是少数人围着老师问道讲经,不主张辩论,而以对话为主体,因此和佛教的普讲实在有差别。东林讲会的会约固然让我们看出其井然有序、齐肃如仪的景象,但主要在听讲解,而少论辩:
  大会……恭捧圣像,悬于讲堂。午初击鼓三声,各具本等冠服诣圣像前,行四拜礼。随全道南祠,礼亦如之。礼毕,入讲堂,东西分坐,先各郡各县,次本郡,次本县,次会主,各以齿为序或分,不可同班者退一席,俟众已齐,集东西相对二揖。……
  每会推一人为主,说《四书》一章。此外有问则问,有商量则商量,凡在会中,各虚怀以听,即有所见,须俟两下讲论已毕,更端呈情,不必掺乱。
  从这两段话可以看出,讲会的精神在于透过礼仪来创造肃穆的气氛,好接受讲者的论述,并不鼓励论辩。事实上,认为有问题必须有会后私下请益,不应打扰会场严肃的气氛,而且要“虚怀以听”。中国这种反对论辩的为学态度自然无法发展出成套的辩论方式和规则,认为任何一种反对意见都是纷乱的根源,必须压制。这和西方传统大学里头各式各样的口试、辩论是大相径庭。我这里引一段有关的西方口试的话,做一个比较:
  学位的颁授视学生是否已经上完一系列的演讲。其次,他必须参加过一些辩论(例如:Sophomes-Inceptions, Determinations及Quadrage simals。第三,他必须通过几题口试(例如牛津大学考逻辑时用的Priorums及Postiorums)。第四,他必须演讲两三个订好的题目,例如Clerums或其它讲章。
  从这么一般简短的纪录,我们可以看见西方大学里头对演讲及论辩的重视,因此产生各色各样的辩论方式。这固然点像明清之于八股文,因此我们不必认为口试当面的辩论就一定比较好,但是东西方的发展,所重相异,可以说清楚得很。
二、影响中国侧重书写的几个因素
  中国很早便开始用纸,使用印刷术也很早。这两样发明使得中国人重视书写材料,记录档案,为世上其它文化所不及。一般人说毕升在北宋中叶发明印刷术,其实毕升发明的是活字印刷,而用雕版印刷则早在第五世纪已经出现。在西方,印刷是和谷腾堡(Guttenberg)发明活字同时开时,在那之前并没有雕版印刷的事。那么东西方又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别呢?这就和纸有关。现代人用的纸是中国人发明的。这种纸要到第十世纪才传到欧洲。欧洲人能自己造纸又要比这个晚一个多世纪。在采用中国纸之前,西方只能用“纸草”辗平作成的“纸草纸”或羊皮打磨处理过的“纸”。这些纸产量少且加工繁复,流传不像中国纸那么多,价钱昂贵。这就使得印刷不切实际。 因此西方印刷术的兴起要远远晚于中国。这也是西方人比较重视口试及论辩的原因之一。
  重视文字材料,利用历史档案来帮忙政府制订政策,这是中国政治传统的特色。因此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政治会社会科学的思维方式是“模拟式”(analogical)而不是“归纳式”。 不管归纳法是不是唯一或真正现代科学的方法。中国的模拟思维毕竟是和归纳法不同的,这种不同显然地又和中国人重视文字数据的治学风尚关系密切。
  但是真正影响中国人侧重书写方式的治学风格的。莫过于隋唐以降推行的科举制度。事实上,按照顾理雅(H.G.Creel)的看法,早在汉文帝时已经实行笔试。 不过,中国长期推行笔试,用为录取文官的主要依据,这是唐代以后的事。更严谨地说,是宋代以后。由于希望保持考试的公正,不惜牺牲公平的原则,采取弥封、誊抄、搜身等等手段,防止作弊,完全仰赖文字本身,可以说是把“文字型”的治学风格推到了极点。世纪上恐怕看不到有其它任何文化可以和中国相比。
  中国人喜爱作文字的思维,连带也喜欢书,歌颂书的诗文屈指难数,我认为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所写她爱书画碑帖的经历和感受最为感人。其实南朝梁元帝的故事就足令人感叹爱书人的感伤:
  周师陷江陵,梁王知事不济,入东阁行殿,命舍人高善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欲自投火,与之俱灭。宫人引衣,遂及火灭尽,并以宝剑砍桂令炷,叹曰:“文武之道,今夜穷矣。”
  中国人一向讥笑读书人。颜之推说博士(即读书人)卖驴,写了几张纸的卖券,还没用到“驴”字。隋文帝瞧不起李德林,骂他是读书人。读书人要到了宋代以后命运才略好一点。《宋史》说太祖在干德三年(961年)拿下了蜀,看到了收到的铜镜,上面写有“干德四年制”,感得很奇怪,因此召集群臣来问。宰相窦仪说“必是蜀年号”。赵匡胤大为满意,说“作相必须读书人”, 这算是把读书人的地位提高了。
三、权威人格的两极矛盾
  中国的读书人满意的是书中“黄金屋、颜如玉”。这话和我们所说的读书人必须像东林士人一样“风声、雨声、读书生、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似乎有矛盾,其实不然。这就必须从我们常说的“权威人格”讲起。
  “权威人格”般指的是被动的、受人指挥、没有主见的、和稀泥的中国老百姓的人格。许多学者都指出中国人的这个特质。关于这样的人格,我们知道的很多,但是考察文献,系统讨论它的却不是那么多。我认为它和明代以后的伦理教育有密切的关系。但是明末士人的人格,特别是像李贽所说的“大丈夫”的人格又是什么呢?我随便举海瑞的〈教约〉所说为例:
  有犯于各衙门,罪人也,亦勿得免冠叩头,奴颜哀免,自贬士气!
  海瑞本人的故事脍炙人口,大家都熟悉,他规约老百姓的文字,叫他们就是犯罪上公堂,也不要“免冠叩头,奴颜哀免”。他甚至于公开质疑官大道德尊的说法。这种气概在明末十分普遍。而以东林士人的许多作为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左光斗的事迹是很多中国人所景仰钦羡的,方苞所说的“左忠毅公逸事”这样说:
  及左(光斗)公下狱,史(可法)朝夕狱门外,逆阉(指太监的党徒)防伺甚严,虽家仆不得近,久之,闻左公被炮烙,旦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谋于狱卒。卒感焉。一日,使史更敝衣,草屦,背筐,手长镵,为除不洁者,引入狱,微指左公处,则席地倚墙而生,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下筋骨尽脱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呜咽。公辨其声而目不可开,乃奋臂以拨眦,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来此!国家之事,糜烂至此,老夫已矣,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拄者!不速去,无俟奸人构陷,吾今即扑杀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击势,史噤不敢发声,趋而出。
  以上这段表现东林气节或风节 的话,充分表现出左光斗及其它东林殉难士人的风格。他们对于自己的人格及对于自己与真理的合一是绝对的,没有妥协的余地。他自己充分地有把握对于真理的坚持。
  本来中国读书人讲的是“为己”之学,又追求“自得”,主张在书中与千古人物交游,实在像宋人山水画中那飘逸又孤独的个人。他面对大自然,以天下或宇宙作为自我的无言的伴侣。如果用后现代的话来说,大自然变成了他的“文本”(text)。他的孤独因此是他生命力的根源,所谓“自”, 遂变成了存有的最基本的价值。对于自我的道德期许,透过自讼、自责等不断的鞭策,反而形成一种宇宙式的“狂”。把自我“透视化”(perspectivize),成为“生之连锁”(chain of being)中的不可或缺的环节,虽千万人吾往矣。这种人格与上面所说的和稀泥、缺乏主见、唯命是从的人格是完全对立的。但是对于自己的期许做出过度的、狂妄的跨大,虽然因此提供了抵抗极权专制政治的精神力量,毕竟也是一种权威人格。他们虽然牺牲生命而在所不惜,但是这种“大丈夫”式的“说大人而藐之”的态度, 实在是对于自我作了逾越尺度的衡量。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中国思想史当中的对于“自我”的期许强调孤独自得,而不强调在社会纲络里头去追求合理的,结构上的解决方法。中国思想史里头也的确缺乏“社会”这个观念。
  “国家”则是一个人格化了的观念,由天子所代表,是效忠的对象。于是自我和国家之间只能有道德上的绝对主从关系,而没有讨价还价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那些不惜赴死义无反顾的士人在必须作出牺牲之时,却可以表现出令人鄙夷贱弃的嫌恶行为。宦官魏忠嫌所以能奴役当代朝廷大官,这实在是明太祖教导士人的结果。我在下面还会再讨论。
  总之,中国人的人格构造有一种矛盾的两极化现象,这个现象可以统称为“权威人格”,一方面服从权威、缺乏主见;但另一方面,又是以“君子师”自居,要作顶天立地的大丈夫,追求完整无缺的道德世界的实现。于是以自己为权威的心态也就跟着展露,说这是权威人格,一点也不为过。
  标榜与世隔绝,虽孑然一身,也要慎其独。中国人的世界观确实是追求一种遗世而独立的境界,成日为五的最好的是自己或古今圣贤的著作。这和中国的作学问的风格完全相符,也与科举长期使用文字考试的制度息息相关。我想这个教育史的特点是很值得研究和注意的。
  上面所论述的,引起我们注意到权威人物的道德感。中国人的道德学说在世界上没有任何其它文化可以比拟。当然道德理论历代有不同的发展,但孟子以恻隐之心的学说,开“四端”的理论,成为中国道德学说的张本,历代无不受其影响。上面讲到明中期以后的心学,更是这种道德学说发展的高峰。
  简单地说,中国道德哲学强调人天赋的心是有道德认知的能力或本能,可以说道德认知的本能是先验的,倾向唯心或观念论的说法。因为有这种本能,因此人只要时常保育之,而不使失去,那么就可以作正确的道德判断,甚至于达成道德的完善生活和理想,用孟子的话说,这就是“人皆可以为尧舜”。这样的道德哲学用王阳明的话来说,就是人具有良知良能,凡人都能恢复“童心”的道德哲学。童心最接近生来就有的心,是最接近赤子的天机、完全无邪的“良知”。
  中国的道德哲学因此是最纯朴,不假外求,不假超越的是上帝的支配、指导的道德哲学。在西方,从基督教伦理观解放出来以后的道德哲学,要晚到十六、七世纪才发展出来;比中国晚了很多。十七世纪时,英国有一些哲学家认为人自然地具有道德意识(moral sense),这个道德意识就像人自然地具有美感一样,能对外在的对象产生感受之情(feeling或passion),有时这种感情能使我们发生喜欢或赞同的反应,而乐意去作。这就是道德意识或道德感的根本。最先提出这种理论的是Shaftesbury(1621-83)和David Hartley(1705-67)。但是把这个理论推到了高峰的是休姆(David Hume, 1711-67)。休姆把人由情感而形成的“同情心”(sympathy)当作是道德判断的根本。他在《论人性》一书的后半,畅论人的情感(feeling,特别是passion),仔细探讨“同情心”,拿这个理论来批判理性观的道德哲学,认为理性观的道德哲学过份强调人的理性,忽视人所以有的道德行为,主要是因为人具有感情。在休姆看来,不重视人的感情,不了解人能由同情心而做出道德判断和行为,那么这种只讲理性的道德观,顶多只配谈“正义”和“法哲学”,因为正义原则是依附人的“私利”,谈不上对道德哲学有所贡献。休姆的观点是伦理学上具原创性的重要理论,他所提倡的同情心和“赞许”(approblation)对后来功利主义学者所主张的快乐或幸福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如果我们比较休姆的“同情心”和孟子的“恻隐”之心,那么一定会觉得两者有相似之处。不管如何,十六世纪以降,欧洲思想家逐渐扬弃了传统基督教的伦理学说,渐次接受自然法的观点,普遍认为道德感或道德意识本来便内在于人的本能和感情,不假外求,并对外物产生同情之心,若客观事物激引人的同情,因此引发行动,并觉得心安理得,那么道德行为就完成了。这说法虽然复杂,但是基本上肯定人本身是道德感的自然源头。
  我不敢说英国十七、八世纪的道德哲学说曾受到了中国的直接影响,但当时英国的道德哲学有了重要的进展,则是不可否认的事。
四、《治生经济》与“高贵野蛮人”
  十六、十八世纪的英国或欧洲有两个重要的现象:一个是喜欢收假外国(不管存不存在)的经验来批判自己的文化,另一个是对道德哲学或条文的普遍兴趣。现在举一本有趣的小书来做为例子,说明这两个现象,并指明其意义。
  一七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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