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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店楚简儒家文献研究的参考坐标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11-22 点击: 446 次 我要收藏

  1993年10月,在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村的一座战国时期的楚国贵族墓葬中(考古学界命名为郭店一号墓),出土了一批竹简。经过古文字专家的整理识读,楚简图版及释文已于1998年年5 月由文物出版社发行,书名定为《郭店楚墓竹简》。《郭店楚墓竹简》有道家著作两种四篇,即《老子》三篇、《太一生水》一篇;有儒家著作(简称“儒简”)十一种十四篇,即《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语丛》四篇。《郭店楚墓竹简》发表之后,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很大的反响。海外学者誉之为“中国的死海遗书”。
  从《郭店楚墓竹简》本身而言,有相当大的解释空间。而从已经发表的论文看,可以说见仁见智,异彩纷呈。每位学者的见解都可以说是个人观点,我们很难说在什么问题上已经有了定论。在研究中大家发表不同意见,可以广开思路,但我们也不希望发表的意见太过离谱。在研究过程之中难免有推测的成分,问题是哪些推测更具有合理性。这里,我提出一个“参考坐标”的概念,即把我们所研究的问题作一种相对的定位,方法是从传世古籍文献中找出关联性最强的资料作为“坐标”,但这一“坐标”又有一定的弹性,并不是绝对的,所以我称之为“参考坐标”。本着这一基点,对我先前所发表的意见有所坚持,也有所修正。
(一)墓葬时间及墓中文献成书时间的参考坐标
  关于楚墓,中国考古界已发掘数千座之多。考古学界根据墓葬形制、随葬物品,以及其中的简帛字体等的变化特点,已发展出一套称作“考古发掘类型学”的学科。考古学界根据这些变化特点来确定墓葬时间。关于郭店一号墓的墓葬时间,考古学界大致确定为公元前350--300年。下限定在公元前278年,这一年秦将白起拔郢,“烧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复战,东北保于陈城。”(《史记.楚世家》)楚都纪南城废弃,贵族墓地遭到严重破坏,楚国贵族集团由江陵一带向陈城转移。这意味着纪南城公墓区贵族墓葬于此年终止。目前学术界比较重视考古学界的意见。而墓中的儒家文献,思想史界倾向于认为是在“孔、孟之间”。我本人通过研究也基本同意这样的意见。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墓葬时间以及文献成书时间可能较后。
  墓中各种文献成书的时间,可能同时而略有先后,也可能并不同时。因为墓中文献提到子思与鲁穆公这两个历史人物,其上限可大致定于子思和鲁穆公同世之年。按照钱穆先生《先秦诸子系年》的考证,子思大约生活于公元前483--402年,鲁穆公开始执政于公元前415年,《史记》说鲁穆公在位33年,应该执政到公元前383年。这样子思和鲁穆公同世之年就是公元前415--402年。这是上限。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郭店楚简中的其他篇章早于此上限的可能性。墓葬下限既然定于公元前278 年。自然,墓中文献的成书不能晚于此下限。这是一种保守的、较宽的估计。孟子的生平(公元前390?--305年?)即在此时段之内。
(二)墓主身世的参考坐标
  儒学兴起于中原,楚国一向被称为“南蛮”的国度,本无儒学传授。墓葬中有儒学典籍,说明墓主生前研习儒学,并与儒学南宗有渊源,或墓主本人就是南传儒学宗师。就我个人的看法,更倾向于是后者。
  1、郭店一号墓随葬品中有一漆耳杯,底部有“东宫之师”的刻铭,据此推断墓主可能是楚国太子的老师。有人提出,“师”可能是“乐师”或“匠师”,不一定就是太子的老师。我以为,单就“师”字而言,当然可以有多种理解。但既称“东宫之师”,当以理解为太子的老师为允当,“乐师”或“匠师”不能称作“东宫之师”。而且同其他随葬品结合起来看,墓主随葬品中既有许多儒学典籍,也反证墓主不可能是一般的“乐师”或“匠师”。
  2、随葬品中有鸠杖,依古礼,年七十授玉杖,八十九十礼有加,赐鸠杖(杖端以鸠鸟为饰,鸠者,不噎之鸟,欲老人之不噎),墓中有两根鸠杖,可能墓主曾两次受赐鸠杖。以此推测墓主年纪在八十以上。
  3、据考古学界称,郭店一号墓的墓葬形制与竹简字体,同相距9公里的包山二号墓的墓葬形制与竹简字体完全一致。而包山二号墓可以确定为公元前323年。依考古发掘类型学的方法看, 郭店一号墓的下葬年代应距此年代不远。
  有鉴于此,我提出陈良作为墓主参考坐标。《孟子.滕文公上》:“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陈良本是楚国人,有楚文化的背景,后来他到北方求学,成为学识渊博的学者。儒学的产地和大本营在北方,陈良的儒学素养竞然连北方的学者也赶不上!《孟子》一书中虽未明言陈良曾做过太子的老师,但他既是“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的饱学之士,大概最有资格做太子老师。
  问题还在于在公元前323年前后曾发生过什么事情。公元前322年滕文公继位,孟子于此年来到滕国,并于公元前320年离开滕国。在此期间孟子曾与投奔许行门下的陈相辩论。陈相本是陈良的学生,他来滕国的时间与孟子相近。孟子批评陈相从师数十年,“师死而遂倍(背)之”。这个“遂”字点明陈良刚死,陈相便背叛师门,以致招到孟子的痛斥。由此推断大约陈良去世上限在公元前325年,下限在公元前320年。上述的公元前323 年恰在此两数之间。
  而且,陈良既有“北学于中国”的经历,又有“数十年”教授的经历,其年纪想必较为老寿。孟子还批评陈良说:“今也南蛮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背)子之师而学之,……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这里“南蛮鴃舌之人”虽是指许行,但既称楚地为“南蛮”,则在孟子看来当时楚地尚未完全开化,如陈良之“悦周公、仲尼之道”, “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因而被誉为南方“乔木”者,实数难能可贵。而且我们有理由认为“周公、仲尼之道”即儒学主要是由陈良传到楚国的。 由孟子的言论,似乎可以认为陈良是南传儒学的宗师。从郭店一号墓随葬品中有大量儒家文献看,墓主即使不是陈良,也是与陈良有学术渊源关系的人,为此我提出陈良作为墓主参考坐标。
  如墓主是陈良,应年长于孟子。我们假定陈良卒于公元前320年,而其生前得授鸠杖,那么他的享年至少八十岁,那么他的生年应在公元前400年之前。(我希望有可能的话,考古学界对墓主的年龄作一次科学的鉴定。)
那么,陈良是哪位楚太子的老师呢?我们翻阅一下资料,知道楚怀王太子横,即后来的楚顷襄王在公元前328——前299年为楚太子,陈良去世时间既在公元前325——前320年期间,可以说他是太子横早年的老师。当然,前提是陈良真的曾做过楚国太子的老师。
(三)文献类别的参考坐标
  下面我们来探讨《郭店楚墓竹简》中的儒家文献可能属于哪一类著作。这些儒家文献大体上可以认为是孔子“七十子及其后学所作”,但具体落实到哪些人和学派呢?
  1、以《荀子.非十二子》之语为参照,审查《郭店楚墓竹简》内容:
我们研读郭店楚墓竹简的儒家文献,有一重要发现,就是《荀子.非十二子篇》批评子思、孟子的许多话,句句藏锋芒,不是无的放矢的。依笔者的浅见,《郭店楚墓竹简》中至少有三篇曾是《荀子.非十二子篇》所指涉和批评的内容,即《唐虞之道》、《缁衣》、和《五行》。下面次第论之:
  (1) 荀子批评子思说:“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儒家所许为“王”者,为王道之“王”,其当之者为尧、舜、禹、汤、文、武。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所祖述者为“先王”,所宪章者为“后王”。荀子主张“法后王”,因而批评子思、孟子“言必称尧舜”、“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所谓“不知其统”是不知尧、舜、禹之间的“继统”原则,即认为子思一派相信上古有“擅让”制度。《郭店楚墓竹简》中的《唐虞之道》一篇所讲的正是擅让之道:“唐虞之道,(擅)而不传。尧舜之王,利天下而弗利也。(擅)而不传,圣之盛也;利天下而弗利也,仁之至也。故昔贤仁圣者如此。”而《荀子》一书有针锋相对批评“擅让”说的文字:“世俗之为说者曰‘尧、舜擅让。’是不然。天子者,势位至尊,无敌于天下,夫有谁与让矣!……曰:‘死而擅之。’是又不然。……圣王已没,天下无圣,则固莫足以擅天下矣。天下有圣而在后子者,则天下不离,朝不易位,国不更制,天下厌然与乡(向)无以异也;以尧继尧,夫又何变之有矣?圣不在後子而在三公,则天下如归,犹复而振之矣,天下厌然与乡(向)无以异也;以尧继尧,夫又何变之有矣?”(《荀子.正论》)在荀子看来,舜继尧、禹继舜是各以其“三公”的重臣身份自然继统的,而不是由尧或舜相让的。所以荀子批评子思说:“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以此可以推定《郭店楚墓竹简》中的《唐虞之道》一篇为子思所作。(案:古人立言在行世,无私人著作权之观念,孟子与万章之徒著书,并不联署万章之徒的名字。同理本文说“子思所作”云云,也不排斥有子思弟子参与的可能。下同。)
  (2)《荀子》批评子思托名孔子,造作语录,“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郑玄《三礼目录》说:“子思作《中庸》,以昭明圣祖之德。”《孔丛子.公仪篇》载鲁穆公谓子思曰:“子之书所记夫子之言,或者以谓子之辞。”子思曰:“臣所记臣祖之言,或亲闻之者,有闻之于人者,虽非正其辞,然犹不失其意焉。” 这些资料都在说子思在其著作中记述了许多孔子的话,由于孔子这些话世无述闻,当时已有人怀疑是子思自己的话。
  那么,哪些篇章属于这类著作呢?就我们所知,是《礼记》中的《中庸》、《缁衣》、《表记》、《坊记》四篇。《隋书.音乐志》引沈约之言:“《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今考《缁衣》等四篇的特点是每篇全部或大部系引用孔子之语。可能正因为载有孔子的许多话,此四篇被收入《礼记》之中。
  《郭店楚墓竹简》中有《缁衣》一篇,由上所论,可以认可《缁衣》一篇为子思所作。
  (3)《荀子》批评子思说:“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郭店楚墓竹简》中有《五行》一篇。与此前出土的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甲本卷后古佚书》中《五行》篇之经部大体相同,文中的“五行”指仁、义、礼、智、圣。庞朴先生《马王堆帛书解决了思孟五行说古谜》(《文物》1977年10 期)与帛书整理者皆已指出,此即《荀子.非十二子》所批评的子思、孟子的五行说。《郭店楚墓竹简》中《五行》篇出土,我们可以进一步推定《五行》为子思所作。
  这里尚须补充说明的是,荀子的批评是针对子思、孟子两人的,《唐虞之道》、《五行》等篇应不排除为孟子一系所作的可能性。但荀子对子思、孟子的批评还是有区分的,他说:“子思唱之,孟轲和之。”所谓“唱之”是首发其论,所谓“和之”,是赞扬其说。而《唐虞之道》、《五行》等篇皆专论性文章,且风格平实审谛,与孟文雄辩犀利的文风大不相侔,故以归于子思名下为当。
  2、以《中庸》为参照,审查《郭店楚墓竹简》内容:
  《中庸》为子思的代表作,《史记.孔子世家》说“子思作《中庸》”,《孔丛子》说子思作《中庸》四十九篇,皆以《中庸》为其代表作。
  《中庸》一书反映了子思的成熟的思想,其起首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此三语隐括了《郭店楚墓竹简》中《性自命出》的内容 。
  《性自命出》说:“性自命出,命自天降。”《中庸》“天命之谓性”一句隐括之。
  《性自命出》说:“四海之内其性一也。其用心各异,教使然也。……道者,群物之道,凡道,心术为主。……教,所以生德于中者也。”《中庸》“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二语隐括之。由上所论,可见《性自命出》与《中庸》思想脉络一致。而“天命之谓性”或“性自命出”这类思想言论并不见于其他先秦古籍。又因为《中庸》较《性自命出》更为凝炼而概括,所以《性自命出》应早于《中庸》。如果说《中庸》一书为子思所作,那我们可以据此推断《性自命出》亦为子思所作。
  这里需补充说明的是,现代学者怀疑《中庸》为子思所作,主要根据是《中庸》中有“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之语,认为反映的是秦统一全国之后的事实,子思时代不当有此事实。但此语中的“今”字或作“令”字,是“假令”之意,并非既成事实。“今”字本身亦可作设辞,王引之《经传释词》“今,犹若也。”《礼记.曾子问》:“今墓远,则其葬也如之何?”《孟子.梁惠王上》“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其中的“今”皆作“若”解。因此,不能因为《中庸》中有“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之语,就推翻“子思作《中庸》”的成说。
  3、从子思“求己”的学术主旨出发,审查《郭店楚墓竹简》内容:
  子思的学术主旨在重“修己”,民国年间罗焌所著《诸子学述》已先言之:
  孔子有言:“古之学为己,今之学为人。”又言“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又言:“苟正其身矣,于正人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思进一步阐明孔子之义,其所著《中庸》言:“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又述孔子之言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而唐代马总《意林》引子思曰:“言而信,信在言前也;令而化,化在令外也。”同书又引子思曰:“国有道,以义率身;无道,以身率义。”徐干《中论.修本篇》引子思曰:“能胜其心,于胜人乎何有?不能胜其心,如胜人何?”上书《贵验篇》又引子思曰:“谁谓华岱之不高,江汉之不长与?君子修德,亦高而长之,将何患矣?故求己而不求诸人,非自强也,见其所存之富耳。”“事自名也,声自呼也,貌自眩也,物自处也,人自官也,无非自己者。”等等。从传世文献上可证子思学术以“求己”为主旨。
  根据此点,我们来审查《郭店楚墓竹简》内容:
  (1)《郭店楚墓竹简》中《穷达以时》篇说:“有天有人,天人有分。察天人之分,而知所行矣。有其人,亡其世,虽贤弗行矣。苟有其世,何难之有哉!”又说:“初滔贿(韬晦 ),后名扬,非其德加。”“遇不遇,天也。动非为达也,故穷而不……为名也。”“穷达以时,德行一也。……故君子惇于反己。”此处讲“天人之分”,内涵不同于《荀子.天论》中“天人之分”的观点,《荀子》的“天人之分”是一种“戡天”、“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穷达以时》篇所谓的“天”意谓客观条件,所谓“人”,是指“己”,意谓主观条件。文章结语落在“反己”,即反求诸己。此篇以穷和达的不同境遇来说明恒常修德的重要性。而这正是子思的学术主旨。由此可以推定《郭店楚墓竹简》中《穷达以时》一篇为子思所作。
  (2)《郭店楚墓竹简》中有《成之闻之》篇,篇题是整理者拟加的。按:此篇错简严重,很难复原。依笔者拙见,此篇实为两篇:前二十简为一篇,后二十简为一篇。前者可名为“求己”篇,后者可名为“天常”篇。在《求己》篇中第四、五、六简应置于第一简之前。
  《求己》篇中说:“古之用民者,求之于己为恒。行不信则命不从,信不著则言不乐。民不从上之命,不信其言,而能含德者未之有也。”又说:“……是故君子之求诸己也深。不求诸其本而攻诸其末,弗得矣。是君子之于言也,非从末流者之贵,穷源反本者之贵。苟不从其由,不反其本,未有可得也者。”又说:“是故欲人之爱己也,则必先爱人;欲人之敬己也,则必先敬人。 ”由此可见,此篇主旨为“求己”,而这也是子思思想的主旨。
  由此可以推定《郭店楚墓竹简》中《求己》篇(原题《成之闻之》篇之前半部)为子思所作。
  4、透过子思的思想性格,审查《郭店楚墓竹简》内容:
  子思所处的战国时代,道德大废,“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刘向《战国策书录》)儒家讲仁爱忠信之道,这对当时各诸侯国统治者而言,可以说是格格不入,所以“儒术之士,弃捐于世,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同上)当时以子思为代表的儒者为了维护道德理想和人格尊严,抗节守道,不降其志。《孔丛子.抗志篇》载“曾申谓子思曰:‘屈己以伸道乎,抗志以贫贱乎?’子思曰:‘道伸,吾所愿也。今天下王侯,其孰能哉?与屈己以富贵,不若抗志以贫贱。屈己则制于人,抗志则不愧于道。’”在“道”与“势”的对峙上,子思表现出一位真儒“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风骨,下面我们透过两则谈子思交友的资料,来看子思的从道不从势的风骨。《孔丛子.公仪篇》载“鲁人有公仪潜,砥节砺行,乐道好古,恬于荣利,不事诸侯。子思与之友。”而《孟子.万章下》记载鲁穆公访晤子思说:千乘之国的国君若同士人交友是怎样呢?子思很严肃地回答说:恐怕应该说国君以士人为师吧,怎么能说交友呢!子思性刚而傲,曾子曾对他说:“吾观子有傲世主之心,无乃不容乎?”(《孔丛子.居卫》)讲真理、说真话是要有勇气的。我们了解了子思的刚风傲骨,便知有些思想言论非他莫属。
  (1)《郭店楚墓竹简》中有《鲁穆公问子思》一篇。文中记“鲁穆公问于子思曰:‘何如而可谓忠臣?’子思曰:‘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子思当着鲁穆公的面这样说,引起鲁穆公的不悦。后世儒生阿世取容,见到君王就说“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虽然子思时代知识分子地位较高,但说出“恒称君之恶者可谓忠臣”这样的话,在当时也是惊世骇俗的,以致成孙弋说:“非子思,吾恶闻之矣!”意思是:这样的话,只能出自子思之口。由此可见子思超凡脱俗的鲜明思想个性。
  古人著述,常自称其名,或以某子自称,如孟子著书,自称孟子。故此篇之中虽然见子思之名,不碍其为子思自作。由此我们可以推定《郭店楚墓竹简》中《鲁穆公问子思》篇为子思所作。
  (2)《郭店楚墓竹简》中有《六德》一篇。文中提出君、臣、父、子、夫、妇“六位”,而以圣、智、仁、义、忠、信“六德”配“六位”,因而认为“义”为君德,“忠”为臣德,“智”为夫德,“信”为妇德,“圣”为父德,“仁”为子德。又以父、子、夫为内,以君、臣、妇为外,从而提出“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为昆弟绝妻,不为妻绝昆弟;为宗族杀(意谓“降低一等”)朋友,不为朋友杀宗族。”的主张。这种思想反映出早期儒家的思想特点:一、君权不是绝对的;父的观念高于君的观念。“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有不为君主攻伐政策作牺牲之意,因而法家韩非曾针锋相对批评说:“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韩非子.五蠹》)二、“圣”不是绝对的,尚未超出其他德目之上,此在《五行》篇中也如此。三、血缘宗族观念较後世更为浓重。四、在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问题上,表现出某种极端性的特点,而较少後世儒家的那种折衷色彩。总之,《六德》篇是考察早期儒家的一篇奇文,尤其是“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的思想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样的思想,我们也可套用成孙弋的话说:“非子思,吾恶闻之矣!”
  由上所论,我们可以推定《郭店楚墓竹简》中《六德》篇也为子思所作。
  结语:由上文所论,《郭店楚墓竹简》中《唐虞之道》、《缁衣》、《五行》、《性自命出》、《穷达以时》、《求己》(原题《成之闻之》前半部)、《鲁穆公问子思》、《六德》诸篇为子思或其后学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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