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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培的中、西观与文化民族主义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11-22 点击: 791 次 我要收藏

  作者简介:盛邦和,华东师大历史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学界已有不少有关刘师培的研究文章,本文不打算对刘做广泛意义上的研究,只想以此个案,说明国粹派的文化建设观。说到国粹派,人们常将其与“文化民族主义”联在一起,似乎凡入此派,即顽守“中学”,反对西学。
  然而通过对刘学术思想浅探,或许可得出一个相异的印象:刘坚持国粹观点,但不是一个思想的“排外者”,恰恰是将西学中最“激烈”的学说–无政府主义引入中国的一员健将,甚而参与将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的最初的活动。这就启示我们有必要从新角度,对国粹派做新观察。同时,假如我们认同“国粹”运动是中国20世纪文化重建史的“首页”,由对刘师培的思考,也可对中国文化重建的内涵与实质产生最初认识。
  刘师培(1884-1919年),字申叔,号左庵。 江苏仪征人。曾祖刘文琪、祖父刘毓崧、伯父刘寿曾皆为著名乾嘉学者。 1901年(18 岁)中秀才。1903年开封会试落第。时与种族革命家王郁人交往,同时认识林獬。后到上海与爱国学社章太炎识,同尊古文经。《蔡元培《刘君申叔事略》记曰:“二十,赴京会试,归途滞上海,晤章君炳麟及其他爱国学社诸同志,遂赞成革命。时民国纪元前九年也。”章此时正在办报兴学鼓吹“排满革命”。刘入教育社,受影响写《攘书》表示排满决心。同时与林獬合著《中国民约精义》,以独特方式宣传卢梭《民约论》思想。又与蔡元培、叶瀚等人创办《俄事警闻》,警示国人防俄侵华。 1904 年《俄事警闻》改名《警钟日报》。此后参加蔡元培主持的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并参加以章太炎为精神领袖的光复会,为首批成员。此时他积极撰写反清文章,宣传“排满复汉”,自称“激烈派第一人”。此年他与何班结婚。何班后为激烈的女权主义者,后改名何震。
  1904年刘参加由邓实、黄节发起的“国学保存会”。次年《国粹学报》创办,刘为之投稿,被视为“国粹派”首要人物之一。同年冬天,上海发生广西巡抚王之春刺杀案,刘参与策划。同年《警钟日报》查封,刘活动于江苏、浙江、安徽一带,继续宣传反清, 又参加由陈独秀发起的岳王会。
  三年以后(1907年)刘渡日本见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其时署名“韦裔”,成为《民报》及其增刊《天讨》的重要撰稿人。东京时代,受日本社会党影响,急剧向无政府主义倾斜,发起“女子复权会”,创社会主义讲习班,办《天义报》与《衡报》,译载了《共产党宣言》与《家庭、所有制的起源》某些章节。《事略》说:“前五年亡命日本……夏,君创《天义报》。秋,与张君继设社会主义讲习会。前四年又创《衡报》,此两报皆言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者也。”
  1908年刘提议改组同盟会本部,遭拒绝后入两江总督端方幕。1911年随端方入四川,镇压保路运动。端方被新军镇压之后,刘逃往成都,在四川国学院讲学。关于此事,《事略》是这样记载的:“是年(指前四年)君忽与炳麟龃龉 ,有小人乘间运动何震,劫持君为端方用。君于是年冬归国,依端方于江南。前一年随端方至四川,端方死 ,君幸而免。盖在四川国学院讲学”。
  1913年为阎锡山高级顾问。此后刘的思想进一步右倾,竟然成了筹安会的理事,为袁世凯复辟造舆论。《事略》记:“四年,君忽为杨度等句引,加入筹安会,袁世凯死 ,君留滞天津。余长北京大学后,聘君为教授。”
  晚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19年主编《国故月刊》,与《新青年》论争,反对新文化运动。同年11月20日病逝与北京。
  刘逝去,留下大量著述。辑有《左庵全集》、《刘申叔先生遗书》等。《事略》记:“所著书经其弟子陈钟凡、刘文典诸君所搜辑。其友钱君玄同所整理,南君桂馨聘郑君裕孚所校印者,凡关于论群经及小学者二十二种。论学术及文辞者十三种。群书校释二十四种。诗文集四种。读书记五种。学校教本六种。除诗文集外,率皆民元前九年以后十五年中所作。其勤敏可惊也。”
一、于传统的温存
  刘早年是一个激烈的反满革命派。他与章太炎交往,与孙中山有密切的关系,参加过蔡元培的军国民会、暗杀团。他写过《黄帝纪年论》、《攘书》、《论激烈的好处》 等论文,宣传“排满革命”的民族文化思想。
  这时他手中的精神“武器”,是传统的“攘夷”思想。《攘书》(1903年)开首便说,“攘,《说文》云,推也”,“吾谓攘字从襄得声,辟土怀远为襄。故攘字即为攘夷之攘。今攘书之义取此。”
  他又说,“豕韦之系世秉麟经,我生不辰,建虏横行,鉴于前言,扶植人极,炎黄有灵,实凭实式。黄帝降生四千六百十四年十二月,刘光汉识。”鉴于时代的具体情况,刘师培以“攘夷”宣传革命是历史使然。这使我们想到日本明治初开时,维新志士也同样使用过这个历史口号,其在鼓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为后世所认可。
  刘坚持黄帝纪年。他说,凡是一个民族必须追溯其起源。中华民族之祖是黄帝,应以黄帝纪年。刘的思想存着一份爱国热忱,故对未来之中国抱着殷切的希望。他说:“吾远测中国之前途,逆料中国民族之未来,吾惟有乐观”,“则中国之在二十世纪必醒,醒必霸天下”。他还说:“中国其既醒乎,则必尽复侵地,北尽西伯利亚,南尽于海。建强大之海军,以复南洋群岛中国固有之殖民地。迁都于陕西,以陆军略欧罗巴,而澳美最后亡。”“既醒之后,百艺俱兴,科学极盛,发明日富,今世界极盛之英德美不足与比也。”
  不过也要看到,在许多的“主义”中,大概民族主义最难把握“度”,每当走过头便可能仄向狭隘的一途。
  刘师培宣传“攘夷”的目的在反清,这是对的,但有时也将此思想做过度的演绎。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神州之民”与少数民族杂处的情况,对此他持反对的态度:“偷息苟生,日与夷族相杂处,吾恐百年之后必凌灭至于无文而蔑不夷也”,对汉民与少数民族杂处生活表示反对。
  中国以汉族为主轴,但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在“大中华”国家圈内,共生共存,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杂处”其实不是坏事,而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团结与文化融合。
  刘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温存情感,故将极多精力,倾注于对中国经典与诸子的研究。刘师培在《国粹学报》等杂志上所发的文章可以见其学术观点意趣。
  他在《国粹学报》上所发的文章有《南北学派不同论》(第2、6、7、9期,1905年)、《清儒得失论》(原刊《民报》14号,1907年)、《近代汉学变迁论》(《国粹学报》第31期。1907年)、《近儒学术系统论》(《国粹学报》第28期,1907年)。以上的文章皆论列中国学术史,尤对中国宋明至清以来的学术做排列比较,颇有心得。
  《汉宋学术异同论》于宋儒多有肯定之处,此文载于《国粹学报》第6、7、8期。时在1905年。
  《汉宋学术异同论》言:近世以来,治汉学者,都指斥宋儒家为空疏,汉儒经学虽有师承,“然胶于言词立说,或流于执一”,宋儒著书虽多有臆说,“然恒体验于身心”。他们的学说有时确也“出入老释之书”,“如张朱二程皆从佛学入门”,但心得之说实高出于汉儒。所谓“宋儒多有思想穿凿之失、武断之弊,虽数见不鲜”,然“心得之说亦间高出于汉儒”。
  他对宋儒也有批评。宋儒侈言义理,“高远精微”,但是往往创一说而常有“先后互异”的毛病,“立一言或游移无主”。他又说:汉人治学有章可循,“循律而治经”,宋人则是“舍律而论学”,此为宋学与汉学的一大区别,也是宋学缺失之处。
  刘师培是传统派,却不是尊孔派。他反对立“孔教”,写有《论孔教与中国政治无涉》, 论中国宗教起源,认为“中国上古之时本有宗教,而宗教之源起源于神教,因祀先而祀人鬼”。
  他考证教字从孝。《孝经》曰“夫孝,教之所曲生也”,此古教起源于祖先教之证。因礼而祀天神。因祭社而祀地祗。他考证社为土地之神。同奉一神即同居一地。今中国各村落民户虽十,也必有土地庙,是为证明。是则中国之宗教可以分为三:一为多神,一曰拜物,一曰祀先。此皆孔子以前之宗教,而今日依然存有遗风。此一言曰之皆为神教,也可称为巫教。汉魏以降,老释二家继兴“中国陋儒以昔之从奉多神、拜物各教者,参入老释两家之说。”而致使中国普通民众崇拜张道陵、袁了凡。他指出这就是中国宗教的大概历史。
  他论孔子系教育家而非一宗教之教主。孔子所以被后世崇信,是因为多种原因。近世以来,有人要树立孔教以对抗西学,其实孔教两字最“不合论理”。
  刘反对立孔教,却不反对在中国建立普通意义上的宗教。《醒后的中国》可以说是他对未来中国文化建设前景的预见与设定。他论中国将来的宗教与“主义”:“中国醒后之宗教。国民必有宗教。宗教者,进化之伴侣也”,明言中国应该有宗教,对其于教化民众的作用表示肯定的态度。
  他所倡导的“中国宗教”,有独特的意义规定。由于“世运日新”,“犹太之古箴,断不足为不变之圣典”,因此中国未来的宗教将主张“上帝非实有”;新宗教将以国家为崇拜之对象,“以国家为至尊无对,以代上帝”;“一切教义,务归简单”;宗教教义将随时“经教会若干议员之允可,可得改良”;树立教会的权威性;对于已被确立的教义,“背之者为叛国家,由众罚之”。
  以上的文字写于1905年,当时的他还主张“国家”,可见他思想转化史上的曲折起伏。 从文化建设的层面观察,写这篇文章时的刘师培要求在中国有一个国家宗教,以统合国民思想,建立新信仰世界。
二、以“中学”释“西学”
  应该说,刘早年是一个别具特色的民主论者。他注意用中学解释“民主”,想在中西学融会贯通中,求其新解,并能使中国人接受。这大概也可说是将西洋学说“中国化”的一种尝试。
  他在《中国民约精义.序》中说,我国学子知道有“民约”二字者,已经有三年。大体是阅读了杨廷梁据日本版所译本。卢梭《民约论》为欧洲政学之力作,然是学输入,对中国仅增加一新名词而已,实应大力宣传,以求普及。同时他又认为民约思想,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发明,故当可从中国经典中寻找出本国民约思想精华。由此原因编写《中国民约精义》(1903)。
  在这本书中他引用《周易》、《尚书》、《诗经》、《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国语》、《周礼》、《礼记》、《论语》等有关君民、君臣关系论述,以《案》述及己见,论民约思想,说明西方民约思想在中国古已有之,证明在中国可以实行民约思想。
  例如他在《论语》《案》中说,孔门之论政,厥有二端:一为君臣间之关系,一为君民间之关系。上古之时,君不独贵,臣不独贱。既设君以治天下,复设臣以为之佐理。国为君臣共有,岂有尊卑贵贱之可分。推孔子之意,岂非抑君主之尊,而重执政之权哉。
  刘《中国民约精义》对于宣传民主思想固然有其积极的社会意义,然而民主思想毕竟是市民社会的产物,说典型农业社会的古代中国已经有了民主思想未免牵强。而刘所处之时,中国正需要大力引进西方学理,强调民主思想古已有之论,对继续加大力度宣传西学,似有负面影响。
三、又是一个“激烈派”
  他在《论激烈派的好处》(1904年)中云:对于旧社会应该毫无顾忌,鼓动人民,实行破坏,天下的事情没有破坏就没有建设。他表示与平和派决裂,要做激烈派,专门从事破坏。破坏就是“革命”,“中国到了现在,国里头的政府既坏得不堪,十八省的山河都被异族人占了去,中国的人民不实行革命断断不能立国,就是’破坏’两字,也是断断不能免的了。”
  他认定日本的吉田松阴、意大利的马志尼都是革命家,要向他们看齐。法国的卢梭、孟德斯鸠虽是说“空话”的,比不上革命实行家,然而他们鼓动革命,功不可没。将这一言论与他的生平联系起来看,可以知道,他所谓的革命其矛头是指向清朝反动政府的。他站在孙中山、章太炎革命派的一边表示出对满请政府不共戴天的仇视。同年他参与策划王之春谋杀案可以视为他对革命思想的一种实践。刘在这时还真能称得上是一个有言有行的人。他的这段历史堪可肯定。
  刘师培宣传以激烈行动反对清朝之后,又使自己的思想向无政府主义方向倾斜。无政府主义思潮19世纪出现于欧洲。其主要代表有施蒂纳、蒲鲁东、索列尔、拉葛德尔、巴枯宁、克鲁泡特金、托尔斯泰等。分别代表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巴枯宁主义、无政府共产主义以及不抵抗主义等诸种思潮。其共同特征是否定阶级斗争,否定一切国家形式。具体言之,无政府主义者有的宣扬极端个人主义,反对任何权威与约束,放弃一切政治斗争,建立所谓无政府、无命令、无服从、无制裁的社会;有的主张建立以个人为基础的互助制社会;有的希望以工会代替国家政权,以罢工为推翻资本主义的唯一手段;有的提出以暗杀手段推翻政府,然后通过互助方法进入他们所谓的“共产主义”;有的则主张不以恶反对恶,以不抵抗方式建立他们理想的社会。
  20世纪初,无政府主义传入中国。1905年《民报》创办,宣传过这种主义。《新民丛报》、《东方杂志》以及李石曾、吴稚辉在巴黎创办的《新世纪》等也介绍过无政府主义。
  1907年刘师培获章太炎邀请与妻何震及表弟汪公权来到日本。在此前张继已在东京与日本的无政府主义者建立了联系。刘到日本后,便与张接头。 本年8月底,刘师培仿照日本无政府主义“金耀日(星期5)讲演会”的形式建立了“社会主义讲习会”。说是社会主义实是无政府主义,在其《社会主义讲习会第一次开会纪事》中,说:“吾辈之宗旨,不仅以实现社会主义为止,乃以无政府为目的者也。”他的妻子创办了“女子复权会”,有机关刊物《天义报》。他就利用这份报纸宣传自己的主义。
  刘师培写有《无政府主义之平等观》、《苦鲁巴特金学术述略》、《无政府革命与农民革命》等文章,积极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他在这些文章中表达了如下的观点:1、无政府主义并非无稽之谈,如用一句话表达则是“无畛域,无区别”。无畛域则无国家,无区别则无政府。无政府的目的是消灭国家,消灭政府。是为达到世人的无差别平等。当然此类理论违反社会发展规律,是一种纯乌托邦的幻想,另外也与以革命方式夺取政权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背道而驰。 2、确信人类有三大权:平等权、独立权、自由权。三种权利中,平等权最为重要,“独立自由二权以个人为本位,而平等之权必合人类全体而后见”。3、方法与目标:实行人类的天然的平等,消灭人为的不平等,“颠覆一切统治机关”,“破除一切阶级社会及分业社会,合全世界之民为一大群,以谋人类完全之幸福。”
  刘师培还将无政府主义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融合会通,论说老子是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又用儒家与道家思想解释无政府主义:“儒道两家之学说主于放任,故中国之政治主放任而不主干涉”,“名曰有政府,实与无政府无异”。在他看来无政府主义“在欧美各国为理想之谈,然中国数千年来即行无政府之实”,“由是以观则实行无政府主义,以中国为最易,故世界各国无政府,当以中国为先。”
四、“新史”精神
  刘师培有 《新史篇》 等文,从史学角度进一步说明他的文化观。他对中国旧时代著史精神与方法表示怀疑与反对。他论中国旧史有以下几个大缺陷。
  其一是“所谓历史者,大约记一家一姓之事耳”。如果是记“彼族所存之史”,也只是换汤不换药,“并其所谓一家一姓之事者”。因此在刘师培看来,一部中国历史在历代史学家手里便成帝王史、英雄史,民众在历史中完全没有地位。
  其二、史家以其一己之好恶,对所记人事,文过饰非,隐恶扬善。他反对这样的史观,即“隐修君亲,亦臣子之大义”显然,他主张秉笔直书,将历史的真相表露出来,以供后人借鉴,而更重要的是保存一部真实的中国历史,这对于中国文化的延续与发展不可缺少。孔子著《春秋》有其笔削曲笔的著史原则与思想,这样的史学精神是与儒家“君臣父子”的名分观联系在一起的。看一部中国的24史,其中的绝大部分都浸染着浓郁的儒学色彩。刘师培反对著史以“曲笔”与“隐饰”,其本意是反对儒家思想中的封建伦理。
  其三,揭露封建史家的修史目的在于“掩耳盗铃”,文过饰非,而最终“可以助愚民之用”。人们说起“国粹”,便想到文化上的守旧与思想上的滞后,显然对刘师培的个案分析,使我们发生了这样这样的观点,就刘师培来说,其早中期思想与其说是保守倒不如说是激进。他在《警钟日报》上发表这篇文章时署名“无畏”,也可以说明他写这样文章时与旧制度、旧文化对立的决心。
  刘师培又著有《中国历史教科书》(1905年)。张岂之先生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 议此书时有以下评论:1905-1906年,刘师培也批评过去中国史书之叙事“详于君臣而略于人民,详于事迹而略于典制,详于后代而略于古代。”他著《中国历史教科书》,“其用意与旧史稍殊”,注重“历代政体之异同,种族分合之始末,制度改革之大纲,社会进化之阶级,学术进退之大势。”他与章太炎一样,认为“今日治史不专赖中国典籍,西人作史者,详述太古事迹,颇足补中史之遗”。故他“于征引中国典籍外,复参考西籍,兼及宗教社会之书。庶人群今后之理可以稍明。”
  可以说《中国历史教科书》是刘师培对阐扬史学精神的一次具体实践。20世纪初步,梁启超倡“新史学”,刘师培“新史”精神与梁启超“新史学”思想,显然在某些方面节拍相接,寓意暗合。
  刘师培一生思想多变,当与端方接近之后,更急剧右转。端方死后,他无地容身,又转入袁世凯旗下。1916年他在《中国学报》上发表文章《君政复古论》说:国家无论强弱,在于视其政治如何,而政治如何又看执行政治的是如何的人。“是故千里之胜决于庙堂,万化之原基于用舍。至于创制天下,宾属四海,至大之统,非至辨者莫之能分。至重之业,非至强者莫之能任。”他强调,天下民众“无主则乱”,凡事不遵古法,“无以承天”。这时的刘师培早已忘记自己作为无政府“激烈者”说过的话,倒过来宣扬强权至上,为袁世凯效力。
  反清革命的刘师培、国学者的刘师培、无政府主义者的刘师培、复古倒退的刘师培,如此等等,刘的思想面目一直处于变动之中:先主张排满革命,继入无政府过激派队伍,又投端方怀中,再为袁世凯效力。可惜每次都好景不长,每次都持志不坚。东倒西歪,反复无常,不知其可。看一部中国思想史,如刘师培辈也在少数。然而,刘师培在入世之初,积极宣传革命,身体力行,奔走呼号,尤其他主张文化民族主义,在历史上起有重要作用,还当载之于史,俾使后人分析扬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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