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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1999宋文研究综述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11-22 点击: 517 次 我要收藏

  宋文与宋诗、宋词一样,标志着有宋一代文学创作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在唐宋古文八大家中,宋人独占其六,可见宋文地位之重要。可是,长期以来,宋文研究与宋代诗词研究相比,显得相对薄弱。1997年至1999年,经过学人们的努力,在宋文这一比较寂寞的研究领域中仍涌现了许多可贵的成果。
一、作家与作品研究
  在这一方面,对宋文六大家及其作品的研究一如既往地占据了较大的份额,欧、苏两家的研究成果尤其突出。如莫砺锋《论欧阳修的人格与其文学业绩的关系》(《中国文学研究》1997年第4期)一文着重探讨欧公人格与文风的关系,认为欧阳修在道德情操和学术修养两方面具有鲜明的人格特征,并指出欧阳修的文学创作成就及领导北宋诗文革新,都与其人格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首先,欧阳修对于文学家人格建树的重要性有深刻的理解,其次,他还在创作中充分发挥了其人格优势,把政治激情和人格魅力充分体现在作品中,从而成功地实现了作家人格向作品风格的转变。朱熹说:”欧阳公作字如其为人,外若优游,内实刚健。”而”内实刚健”正是对欧文所蕴含的人格光辉的深刻认识。对宋文文本的研究也始终是大家所关注的问题,缪向勇《论欧阳修散文的语言美》(《江西教育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认为欧阳修散文语言美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委婉含蓄,一唱三叹,具有神韵美。欧阳修擅长于运用一唱三叹、委婉含蓄的语言形式,以烘托渲染出特定的氛围,透露和引发出自己美好的情怀,使他的散文语言呈现出情韵动人的特色。二是质朴生动、纯真自然,具有朴素美。朴而不俗,淡而见巧,往往造语平淡,却能光彩照人。三是句式多样,灵活多变,具有错综美。欧文句式散整交错、长短结合、奇偶相配,不呆板,不凝滞,富有变化。四是探索人生,倾吐诗情,具有哲理美。在哲理光辉的折射下,我们看到既有对历史教训的总结,也有对社会现实的感慨。这四方面结合起来使得欧文的语言显示出独特的美感。徐姝《论苏轼散文中的比喻》(《南京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则从比喻这一修辞手法入手,来探讨苏轼散文的风格,指出苏轼把诗性思维方式运用到散文创作中,大量地运用比喻来论事谈理。文章从苏文的比喻方式、苏文的比喻效果、比喻特点与文章风格、比喻与时代风格四个方面探讨了苏文中的比喻。赵仁珪《苏轼散文中的禅》(《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一文讨论的是苏文与禅宗的关系,认为苏轼于佛教虽为”泛宗派”者,但对禅宗情有独钟。其表现有二:一是对伪禅学的批判,对真禅学的坚持;二是能从中提炼静而达的哲学精髓,取其实用、重人情及富有辩证的思维方式。这些思想必然影响于苏轼散文,其表现有三:一是苏轼很多论文的主张都直接来自禅宗;二是能将禅宗的某些思维方式及表述手法,如比喻、话头、典故、术语、辩证法等巧妙自如地引用到各类文章中去;三是扫除一切外在痕迹,将禅理禅趣圆融无碍地化入到文章中去,这一特点在苏轼的小品文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有些研究者还注意到古文家之间的承继关系,曾子鲁《简述苏轼对韩欧古文成就的继承与发展》(《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认为苏轼对韩、欧古文的开拓与发展,从理论来看,在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上,提倡”文以尽意”、”有道有艺”,更重视”文”的作用;在现实生活与创作的关系上,强调”不吐不快”、”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在创作手法与风格上,要求”随物赋形”、”姿态横生”,做到多样化与个性化的统一。从实践来看,超凡入化的神韵,磅礴雄伟的气势,直率真挚的感情,构成苏文的独特风貌;而于圆活流转之中,呈现出一种创新求奇的锐气和错综变化的美感,则是苏文在韩、欧文基础上有所发展而形成的一大特色。孙兰廷《论欧阳修对苏轼散文的影响》(《内蒙古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认为欧阳修对苏轼散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言必中当世之过”的文论观,直言敢谏、不避祸福的人格力量以及乐民所乐的旷达情怀在苏文中的体现。从他们师生指斥时弊的政论文及描写山川、清风、明月的文赋,都可见这种影响关系。
  对欧、苏之外宋文诸大家创作的研究,在这三年中也有较大进展。如曾巩研究,毕庶春《试论曾巩散文的中和之美――兼论其儒术、文词、文风的统一》(《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5期)认为曾文将儒术、文词、文风三者融合为一体。为了研究其融合的过程,必须考察其思想的衍变及不同时期的思想风貌。文章将曾巩一生苦读能文、坎坷不售、校书史馆、辗转州郡、回朝任职几个时期,结合宋、元、明、清诸家评论,论证曾文具有含而不露、质而不俚、淡而实腴、怨而不怒的特点。这四个特点相结合,恰好形成了曾文的中和之美。又如历来都较为薄弱的苏洵散文研究方面,韩俐华、魏福惠《苏洵散文艺术论》(《社会科学辑刊》1998年第2期)认为苏洵散文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格调高古,论说周详而析理精微;二、气势磅礴,明爽骏快而踔厉风发;三、意繁枝茂,开阖抑扬而结构谨严;四、妙喻连篇,穷情尽变而义理幽深。沈惠乐《有王佐之才,存战国遗风――论苏洵的散文》(《上海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认为苏洵试图用他的文章来疗救社会,其中所反映的政治观点、军事思想,均能切中时弊,内容上则通权达变,不持一端,风格上老辣纵横,雄辩滔滔,颇有战国纵横家遗风。作者认为苏洵从《战国策》中寻找思想武器并不为过,因为单一的儒家思想已不能挽救当时积贫积弱的社会,理应打开思路,广采博纳各种学派的思想。而形象生动,绚烂多彩的《战国策》文章又滋养了苏洵,使他的散文有别于欧阳修的雍容委婉、曾巩的纤徐曲折、王安石的刚劲峭刻,而以老辣纵横的风格独树一帜于北宋文坛。在王安石研究方面,沈松勤《王安石与新党作家群》(《杭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注重探讨王氏与周围群体的关系,很有眼光。该文认为,王安石与新党是一个政治集团,也是一个作家群,他们同时以政事和文学为立身之业,既有相同的政治观点,又有共同的文学主张,追求文学的经术根底,”务为有补于世”,但他们并没停留于自身的创作实践,而是以科举为中介,将文学纳入经术之中,成了其政治主张和实践的组成部分,因而阻碍了文学自身规律的运行,侵蚀了文学的自主性和多样性,在北宋文学史上产生了严重的负面效应,给后世文坛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三年中,宋文研究中重大家而轻小家,重北宋而轻南宋的倾向有了可喜的改观。向来不以散文著称的宋代诗人、词人,甚至理学家,都被纳入宋文研究的视野。吴蓓《论秦观策论》(《浙江学刊》1997年第5期)研究了词人秦观数量极为可观的策论,认为这些文章充分展示了其经世济时的抱负和才能。秦观在文中纵论国家形势,对政治、经济、法律、军事、人才等一系列重大的问题都提出了重要见解,充满炽热的现实感和积极用世的精神。他评价历史人物,显示出独具的史识和过人的眼光。其文具有豪隽慷慨,能言善辩,简洁畅快的风格。吴小英《陆游散文简论》(《杭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认为南宋大文学家陆游文名为诗名所掩,长期以来不被重视。该文对陆游散文作了初步探讨。先从体裁角度对陆文进行分类,概述其创作成果。再着眼于陆文的精神内核,揭示出其两大文化品格: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济世精神,鲜明的文化认同心理。最后将陆游散文与曾巩散文进行比较,以透视其艺术魅力。两宋理学家向来轻视文学,他们的散文又呈现出怎样的面貌呢?马茂军《北宋理学诗派诗文创作述论》(《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一文对柳开、石介及北宋五子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的具体分析,较为全面地探讨北宋道学与文学的关系。文章先分析了柳开、石介的古文理论和创作,认为柳开、石介等道学先驱首先具有提倡古文,廓清浮靡文风之功,但道学家的重道轻文给他们的古文创作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在创作上走入怪奇涩僻的歧途。因此,道学先驱们于宋初古文运动可谓功过各半。关于北宋五子的古文创作,作者认为其文大有可观。周敦颐作有《太极图说》和《通书》,邵雍有《皇极经世》、张载有《正蒙》、二程有《二程遗书》,风格平淡典要,其风格与宋文的平易吻合,而实为其中最深美之部分。周敦颐文笔平淡典雅,他力求以最简洁的语言表达最深刻的思想,每一个字都出于深思熟虑,反复揣摩,力求凝炼、精到。受象数学的影响,邵雍的文风表现为整齐繁叠。张载文章则有一种上天入地,大气磅礴的特点。二程语录体著作仿效《论语》,是平时讲道的文字,非常口语化,可以看出作者”醇厚温粹”的气象。姜美《试论陆象山的散文风格及其影响》(《江西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认为南宋理学家陆九渊既发挥自己的心学理论,又接受韩愈的文道合一、以道为主的”载道”思想。把”道”与”艺”结合起来,创作出独具特色的精美散文。其文既表现了宋文”自然平易,流畅婉转”的特点,又形成”不琢奇巧,正大纯粹”的独特风格,在中国古代散文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影响了自南宋以后的诸多散文派别和散文大家。这类对于诗人、词人和理学家散文的研究在宋文研究中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虽然其中的若干观点尚有很大的讨论余地,但研究者们筚路蓝缕的功绩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二、宏观研究、文论研究与文献考证
  随着学术界对宋文研究的日益深入,一些宏观的问题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如在文体史上,文赋为宋代士大夫所独创,具有重要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因此也引起人们较多的关注。曾枣庄《论宋赋诸体》(《阴山学刊》1999年第1期)认为历代赋各有其特点,宋赋未必就逊于西汉、魏晋、隋唐。宋赋诸体(骚体赋、汉大赋、骈赋、律赋、文赋)皆备,且力求革新,不肯蹈袭前人。赋的题材较前代更为广泛,作家们好在赋中发议论,往往以文为赋,使赋的语言散文化,由艰深华丽而变为平易流畅,追求理趣。何国栋《苏轼赋的散体特征及其形成》(《兰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认为苏轼在吸收前人创作经验的同时,用写散文的手法写赋,完成了由辞赋向散文赋的转变,使赋体文学呈现出新格局和新面目。苏轼的散体赋特征在于散句增多、句式多变和笔法自如,这不仅体现出苏轼的创造精神、美学趣味、文学主张,而且体现出文学发展的自身规律。又如”太学体”,在北宋曾盛极一时,也是古文革新的主要目标。但长期以来,由于文献材料稀少等原因,对”太学体”的研究还比较薄弱,祝尚书《北宋”太学体”新论》(《四川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一文就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太学建立之前的文体状况、早于欧阳修的张方平与”太学体”的斗争等问题,认为”太学体”是由景祐”变体”发展而来的,是”变体”的官方化,反映庆历年间浮躁的急功近利的社会风气。
  在散文史研究上,朱迎平《宋文发展整体观及南宋散文评价》(《复旦学报》1998年第4期)认为总体风格特征与唐文相异的宋代散文,其发展从北宋到南宋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不应将其截然割裂为南北两段。如果立足于宋文发展的整体观来考察南宋散文,其成就还是不可低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南宋散文继承并巩固了北宋大家奠定的宋文优良传统,并使之发扬光大,始终占据着文坛的统治地位;二、南宋散文在北宋散文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有所开拓,表现出新的面貌与特征;三、从创作实绩看,南宋散文从数量到质量都不容忽视。因此,在中国散文史上,南宋决不是散文发展处于低潮,作家作品沉寂的萧条时期,而是从创作到理论都十分活跃的相当繁盛的一个阶段。这篇文章提醒我们,南宋散文是宋文历史发展中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环节,应当予以高度重视。
  北宋的古文运动是与儒学复兴交织在一起的,作家们在进行散文创作的同时,大都具有鲜明的文论主张,这些主张既体现了宋人对文道关系等理论问题的深入思考,又直接影响了他们的散文创作实践,因此向来为研究者们所注意。在1997-1999三年中,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亦引人注目。这其中,探讨欧阳修和”三苏”文论思想又是一个热点。祝尚书《重论欧阳修的文道观》(《四川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认为学术界对欧阳修的古文理论评价不高,一直嫌其过于道学化,其实是对欧的误读。该文将欧阳修置于宋初文学思潮的大环境中加以考察,着重辨析欧阳修反对”诞者之道”的实质,就是要与宋初柳开、石介等人道学化的古文理论划清界限。然后分析欧阳修所谓的”圣人之道”是指”古圣人”的社会实践。因此,作者认为,他的古文理论与其说接近于道学家,还不如说”叛’道统’”更合乎实际。曾子鲁《欧阳修”道胜文至”说论辨》(《江西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一文认为,在欧氏文论中”道胜文至”是古文家思想、道德修养与古文创作关系的概括,”事信言文”是对古文内容与形式特征的概括,”切中时弊”、”穷者之言易工”是对古文家如何反映现实,以及作者处境与古文创作关系的概括,”其言易明而可行”、流畅自然是对古文风格与语言特色的概括。这些看法,构成了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理论体系,表现出与唐代古文运动理论同中有异的特点和自身的创新意识。寇养后《欧阳修古文理论中的道》(《烟台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则认为:欧阳修古文理论中的道,是指以仁义为核心内容的儒家之道。但是,欧阳修的儒家之道又非陈旧抽象的儒家说教,而是赋予新鲜具体的时代内容,这表现在欧阳修之道既与反对佛老相联系,又与社会现实相联系。对”三苏”文论,有总体性的研究,如周楚汉《苏洵文章论》(《中国文学研究》1997年第3期)和《”文者气之所形”:苏辙文章论》(《中国文学研究》1998年第4期)两文分别阐述了苏氏父子的文论思想。论及苏洵时,作者就认为其文论的核心是”风水相遭而为至文”的观念,因此,他强调文章要”得乎吾心”,要”不得已而言之”,并出”文几于道”。他认为文章如五谷可以疗饥、如药物可以治病,”犹工人之作器,见其形以知其用”,这又是”文章工具论”的雏形。他用”风水相遭”为喻解决了令陆机困惑不解的灵感的实质问题。他的思想倾向对苏轼兄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党圣元《苏轼的文章理论体系及其美学特质》(《人文杂志》1998年第1期)提出苏轼的文章创作理论系统主要由”立意”、”辞达”、”自然”三说构成,在苏轼看来,文章的第一要义是先需”立意”,其”立意”说的着眼点并非在文章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方面,而是在强调文章的思想和情感的独创性,兼有弘扬创作主体之个性特点和拓展文章表现的时、空境界之意。苏轼之”意”,不同于”道”的关键之处就在于,它是个性化、情感化、审美化了的作者的思想境界,并受制于作者当下的境遇、精神状态,具有极大的流动性,而非如”道”那样是一种固定不变的思想范式。苏轼的”辞达”说的基本命题是”辞”以”达意”,主要理论内涵是创建文学创作表现过程的美学原则,而并非仅仅停留在对”辞”的功用发表意见。”辞达”说的主旨是意在阐明传达过程中的美学原则以及文本的独立价值。又有阶段性的研究,如白清、王启和《论苏轼早期散文的创作思想》(《西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论述了苏轼早期散文的创作思想,尤其对其散文中体现的保国安民的民本思想、贯通说以及反映生活真实的思想作了深入分析。当然,还有对重要理论命题的分析和研究,如孙民《关于苏轼的”辞达”说》(《沈阳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认为”辞达”说是苏轼后期提出的一个重要文论命题。”辞达”的说法源自孔子,但苏轼却作出了独特的发挥。他认为”辞”之”达”决非易事。一难难在对”物理”、”物之妙”和”己意”认识不易;二难难在即使已有认识,但表达更为不易,非有高超的语言技巧不可。这一观点是针对王安石科举改革给文坛造成的弊端而提出来的。它有力地纠正了当时”千人一腔”粗陋文风,有效地保证了宋代散文的健康发展。苏轼的古文理论有与苏洵相似和继承之处。
  在对宋人文论思想的研究中,也出现了一些较新颖的视角。首先是不仅仅局限于作家这一个体。如罗立刚《论欧苏文人集团对”文统”建设的贡献》(《中国文学研究》1999年第3期)就着眼于整个欧苏文人集团,来探讨”文统”的形成。作者认为,在宋代文人”道统”观的背后,强烈而鲜明的”文统”意识较”道统”更直接地影响着宋代文学,对宋代文学特质的形成具有更大的作用。在宋人”文统”观形成和完善的过程中,以欧阳修、苏轼为首的两大文人集团所作出的贡献是十分巨大的,前者主要表现在创建”文统”,使之摆脱”道统”的束缚,后者则使之进一步完善,并更关注”文统”的内部矛盾,使宋代文学批评形成了辨”体”分”派”重”法”的特色。其次是通过古文选本来认识文论。如张智华《南宋人所编古文选本与古文家的文论》(《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一文就从古文选本入手,分析了南宋古文理论的特殊形态。作者认为,吕祖谦编选《古文关键》,通过古文选本来阐发散文理论,这一作法开了风气。在他的影响下,其弟子楼肪编《崇古文诀》,他的朋友陈亮编《欧阳文粹》和《苏门六君子文粹》。之后,王霆震《古文集成》、汤汉《妙绝古今》、榭枋得《文章轨范》等古文选本相继问世。他们以选本的形式传播古文,同时也对唐宋古文运动从理论上加以总结,从而在南宋文论中形成一种特殊形态。再次是对理学家文论的研究。胡迎建《论陆九渊的文道观及其文学创作》(《晋阳学刊 》1998年第1期)分析了陆九渊的古文理论。在文与道的关系上,陆认为学好了道,文也就自然学好了,韩愈把文与道的本末关系搞颠到了,所以一开始就错了。道是充满宇宙,无处不在,无所不包的万事万物之理,理与心相贯通,理存乎吾心,满心而发。道也包括人之性情。文在道中,道与文为一体,人能穷理则文亦充实。据文道合一的原则,陆氏还提出”艺即是道,道即是艺”。”艺”是写作之类的本领,是因学道而长进的。”艺”如果离开了道,就会导致人欲燃炽。由此,他归结为一个定律:”文道为一体,有道则有文。文道若背驰,人欲必炽燃。”他的主张对提倡文质相称即内容与形式一致,提倡真善美的一致,反对雕琢模拟之风有积极作用,但从不利方面看,将文统一到道的基点上来,强调末即是本,又势必使人忽视对艺术的探索及对美的追求。
  文献考证是宋文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无论是对文学史上关键环节与关键问题的考证,还是对宋文文献的整理、考订、辑佚都是推动整个宋文研究发展的动力。如洪本健《欧阳修入主文坛在庆历而非嘉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一文就对欧阳修成为北宋文坛盟主的时间进行了详细的考证。文章援用大量文献材料,证明欧阳修在庆历时已主盟文坛,此后,他对政治活动的积极投入不断提高着他的声望,与朋辈后学的广泛交流又继续扩大着他的影响。他的成熟的散文作品的不断涌现,充分显示非凡的创作实力。沈杰《〈文章轨范〉简论》(《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6期)则较全面地研究了《文章轨范》这一宋末谢枋得所编的文章总集。认为它对选文的评点公正合理,能抓住其主要的艺术特点,它开了宋代另一评点格式之先河,具有独创性,在历代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它本身提供了研究编者思想的资料。在辑佚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是王河《曾巩佚著〈南丰杂识〉辑考》(《江西社会科学》1999年第7期)一文。作者非但确定了宋人屡屡提及的《南丰杂记》、《南丰杂志》等应定名为《南丰杂识》,是曾巩唯一一部文言小说类著作,而且还从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三朝名臣言行录》及《锦绣万花谷》中辑出曾巩佚文七篇。此文堪称曾文辑佚的一个重要成果。
有关宋文的研究专著
  近三年来,在宋文研究与文献资料整理等方面都有不少有影响力的著作面世。王水照先生主编的《宋代文学通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突破以往的文史研究观念和学术著作模式,以专题的方式组织全书框架。该书力避多年来在宋代文学研究领域内存在重北轻南、重词轻诗轻文的偏失,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两宋文学的概貌、特点、发展进程、历史地位和影响。这部以专题方式写成的通论,各部分既相对独立又互为参证,著者以这种网状结构代替以往该类著作”以时代为序、以作家为中心”的线状结构,便于集中探讨一些文学现象及其底蕴,从理论上总结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例如关于宋代散文,该书各章节涉及,提供了不少新的思路和研究视角。如在”尊体与破体”一节中对以文为诗、以文为赋、以赋为文等问题的探讨,从”尊”与”破”的角度对宋文中出现的新现象进行分析评价;《宋文流派绎述》一章,整体考察两宋散文发展流程,对散文作家和流派作了清晰的梳理,提出不少独到的见解;《宋文题材与体裁的继承、改造与开拓创新》一章则从文体发展角度,从继承与发展两方面对宋代的几种散文样式给予历史的、科学的评价。另外,该书对有关宋代散文论争的叙述和梳理,对宋代主要文集等文献的叙录,也颇具学术价值。
  群体研究在宋代文学研究中已成为一项热点,沈松勤的《北宋文人与党争》(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就是在这一领域中引起学界重视的一部力作。该书从士人群体研究入手,揭示特定社会、政治环境下的文人、文学、文化的内在联系。众所周知,激化的新旧党争是北宋后期政治的主要表现形态。这场绵延数十年,触及宋代社会敏感神经和士人灵魂的纷争,是否直接影响宋代文学发展轨迹,前人很少作深入、全面的探讨。党争对集官僚、学者、作家于一身的北宋文人产生怎样的影响,党争与此期文学创作的关系等,理应是宋代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该书广引资料,立论鲜明,在更广阔的视野中,对上述课题做了较深入的探讨,指出北宋士人创作主体、参政主体、学术主体的合一,形成了党争与文学创作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又决定了创作心态和创作价值、主题的取向,并随着党争变化而变化。
  朱刚的《唐宋四大家的道论与文学》(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虽非专论宋代文学,但诚如著者所言,文章四大家之间以”道”相联,”文学史上的古文运动,与哲学史上的儒学复古运动,实是一个运动的两个方面,而以韩柳欧苏四家为代表,围绕着一个’文以载道’的历史命题。”作者通过对大量材料的考察的论证,指出四大家讲”文”与”道”的关系时,总是通过作家主体为其间中介的,”文以载道”一语中的”道”,并不是某种强加于文学的意识形态,而是一个作家自己的独立见解,它不但不是枷锁,而是作家自觉追求的精神境界。故”道”之为言,就其为人们思考的对象来说,是真善美的统一,而就其为人们思考的所得成果来说,则是指每个人的独立见解。该书力图证明,四大家在文学史上体现出来的某种”发展”,也将体现在哲学史、思想史上,他们在对”道”的内涵的阐释的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也是他们在文学上取得进展的最直接的原因。
  另外,1999年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全国首届欧阳修学术讨论会文集――庐陵文章耀千古》收集了论文四十二篇,其中有不少是探讨欧阳修散文创作与文论思想的,对宋文研究起了有益的推动作用。
  在宋代文献资料整理方面,四川大学祝尚书的《宋人别集叙录》(中华书局1999年版)堪称功德无量的大手笔。著者在参与编纂《全宋文》的过程中,考察全部宋人别集的版本源流,重点在清理各集全帙的版本体系,又尤其着力于祖本及重要传本的研究。在可能的情况下,对各本优劣作了简要述评。在对前哲今贤的序跋、书目、版本研究等有关成果汲取利用的基础上,作出必要的考订,断以己意。该书资料完备翔实,不仅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富有实用性,可谓是治宋代文学一部不可不备的工具书。该书虽然考察了五百数十家宋人别集,数千种版本,但考察对象浩繁而叙录精简得当,也为版本研究提供了线索和便利。
  据悉,宋文总集《全宋文》的后五十册也即将出版,另一大型总集《全宋笔记》已由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开始着手编纂,这些总集的最终问世必将开创宋文研究的崭新局面。
  纵观1997-1999年的宋文研究状况,我们也不能忽视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其一,重北宋轻南宋的情况虽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仍为宋文研究中的一种主要倾向。南宋散文研究在资料的发掘、史的梳理、理论的探讨方面都大有文章可做,理应成为今后研究者关注的热点。其二,宋文研究方法和观念有待更新。怎样拓展散文研究的视域,用现代的文学观念来检视宋文发展中出现的种种独特现象与问题,这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其三,宋文与宋代诗词关系研究方面,虽已出现了若干成果,但还是远远不够的。着眼于打通文体的交叉研究应成为宋文研究的一个发展方向。因此,宋文研究在未来必将会有更大的发展,而这有赖于学人们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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