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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是文人不自由”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11-22 点击: 476 次 我要收藏

  这句话出自陈寅恪先生三十年代写的诗。题为阅报戏作二绝,恐怕早为大家所熟悉,并得以深刻体会。陈先生以罕有的史识,发乎诗笔,道出千古真谛。自然引发出时代与历史有的共鸣。大家知道,陈先生所论大都公允当,而戏作之词,却又似为偏论,其中深意,只有备尝艰苦,阅尽春秋方可得知。
  然而,要真正理解陈先生这句简单明白的诗句涵意,却并非易事。因为陈先生所指的文人,并非知文知学之人,自由也不是指衣食足、行动备的自由,均具有另一种标格,那么陈先生所指的文人又是什么?我们只有从他的诗中去素解。
  我认为,久负盛名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序,正是这一概念的具体阐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 所受之苦痛亦愈甚。”为文化所化,尤其为民族文化所化,亦可谓文人,文人应该是文化精神的寄托和延伸。王国维,正是陈先生心目中的文人,因为王国维不仅有着继绝学的天资,而且沉思于中国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世界的巨变与文化 的走势,最终以绝望之心,走上沉湖之路。
  “为文化所化之人”为什么在文化值衰落之时,必感苦痛?这正是陈先生认定为文人的标准,亦即不苦痛之人必非真正的文人。有思想便有苦痛,有理想更有痛苦,有文化上之理想而不能实现,或不可实现,实为文化所化者之最大苦痛。一个剧变的时代,继绝学、存绝世乃是文人之责,以一人或数人之身,却肩负文化兴衰之命,其苦痛难以坚持,故不得不以一死惊天下,让天下有学之人,绍而述之,念而学之。此陈先生所道之王国维死因。几十年来,论王先生死因甚多,独以陈先生此论为学界所接受,这正是他挽词中所说相符“神州文化丧一身”。
  陈先生自己虽未道为文人,而实际上同以文人自居,并身体力行,虽以 目膑腿之苦,而发为诗史,寄托比兴,期待解人。陈先生以绝学之姿,再一次充实了“文人”的真正涵义,他以他的学术和人格,塑造了二十世纪的真正的“文人之魂”。
  真正的文人之不出世,真正的文人难以入世,他观古今之变,知中外之情,只有托诸著作,在浑然天地间寻找对话与知音,在现实与未来中寻找认同。然而,这种遗世而独立之姿,又何从落地生根?“真信人间不自由”(戊寅蒙自七夕)这种不自由的呼喊,正是上文作为文人的不自由,两处合观,即可得出世界上最不自由的是现世的文人。这种呐喊,恐怕是二十世纪文人最坚强、最有力的呐喊,也是最明白、最深厚的表白。这便是陈先生作为文人的最直接表述。他的这一表述是具有如此的概括力和历史感。似乎是在为千古文人而呐喊,为中外文人而呼号。然而,文人真的能自由吗?期待自由的文人能不痛苦吗?
  那么文人之义谛何在?试以王国维、陈寅恪解之,我认为,文人之义有三层:
  第一层,为有学有识之人,亦可谓之学人。他们本以求真为目的,讲学为手段。他们所学多关乎文史,唯文史一途,素号博大精神,学人必先通文史,必先识义理。且有卓 之识,洞明之见,条贯古今,成一家之言者。亦可谓学人之始在知,知之对象或范围在史。识史之目的在辨真。
  然此可谓学人,不可为文人,文人之第二层次有真性情,人既以求学为生,又以讲学著述为务,然要证成文人,不可无真性情、真信仰,这种信赖既发乎天意,又关乎后修。如果没有学识,二有真性情,自不可谓之文人,明学识而 无真性情,亦不可谓之学人,更不可谓之文人。归依文化,信仰真理,矢志不回,不谋私利,不取小名,可谓有性情。
  文人之出世,必谓有学识之士,秉世之情为文化所化,肩负神州之真谛,抉择华夏之途数。然而思有以为之,并图以应有之方式,教而化之,斯可谓之真文人。
  辨文人之术有亦有三:其一不顺从,不依违,不以不世之才学去依违世事,顺从安排,“独立之精神”是其立志之根本。于真正之文人,世本不可从,亦无可从。虽有学之士从之,则必非文人。其二,以小见大,立论高远。如前所言,文人本擅言学,学识超群,非游说无根之辈,然发言立行,借学以明之,或史学、或佛学、或哲学,无不成其立论之外框,谈学之所资。如陈先生,谈学至广至宽,为文至朴至实,而吟诗至婉至美,是固知学以明事,文以道言。然此,或目真文人为史学家、学问家,实买椟而还珠,得象而忘言也。
  识其为文人者,其切要在于以文化为一生之大计。而时时切切倡之导之,此所谓化之于人身,所以发乎外必以文化倡之,其取其舍,历一时之艰苦而不改,遭一生困苦而不弃。与逢时呐喊,口出即忘之徒不可道理计。
  以此观之,则文人之难为,亦知文人之不出世,更知“文人”之非浪称。不然,何来最不自由乎?文人之不自由,固其然也。常人之称文人,固当有所讳乎?称学人则可,称文人亦匪易,而得其实者,则非自封可知。
  文人不出世,所以前世之已逝者,必成后世文人之“魂”,读其书,见其为人,知其言,冀图有以用之。王国维、陈寅恪之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成文人之楷模,学术之精魂也。后之继起者,非止学迈前贤,其知世之深,言学之精,论道之远,无不高远,此陈先生以文人而道文人,固谓王先生之逝,乃神州文化丧一身,王先生之亡,乃苦痛之愈甚。
  而比观陈先生之苦痛,较之王国维亦更有甚:虽 目病躯,而草拟《柳如是别传》达百余万言。借女学以言古学,而 之一生撰述亦可贯以女学为中心,世固言陈先生拘于女学,何其偏也。
  陈先生曾有一首诗《题赠冼玉清教授修史图》,其上半阕是这样的:
流辈争推续史功,文章羞与俗雷同。
若将女学方禅学,此是曹溪岭外宗。
  曹溪一宗,世为所知,岭外广大,禅化神州,固有已也。 女学之称,此独见于陈先生者,“著书唯剩颂红装”
  陈先生之“文人观”,是不是古代儒家所倡之“圣人”有一同之处。这其实不用索解。从他深叹“不自由”既可获得的解?
  为什么陈先生会深叹“最是文人不自由”?再叹“真信人间不自由”?而陈先生期待的“文人自由”又是什么?
  众人皆知,陈先生一生,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王国维纪念碑铭)为圭皋,而“读书不肯为人忙 ”并自奉为“平生所学宁堪赠 ,独此区区是秘方”(《1929年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毕业赠言》)
  这种“不肯为人忙”,说来轻巧,实践却太难、太难。这不仅是他能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最好办法。也是他吸取古今中外于一体的有效途径。值得注意的是,陈先生向则毕业的史学系学生特赠“读书不肯为人忙”的秘方,正表达了他对后世文人成长的期待。然而,在陈门诸弟子中,能得其文人之思,不肯为人忙得又有几人?能不为人所忙的又有怎人能为?
  最近,我们读到了陈先生的弟子之一周一良先生的回忆录——《毕竟是书生》,这位可以说直接出自陈门,而且又得自陈学许多的学者,从其一生的 行踪看,几乎都是为人忙了。以周先生之资,他有足够的能力知道并了解陈先生的学问与精神,但却未能履行陈先生的赠言。这是为什么?我想不用我来作答。
  周先生是我素以钦佩的学者,他的著作可以说是精神与条理十分难得的 作品,说实在的,十多年来,北大教授中,周先生是我心仪最久的一位。但我也知道,周先生一生则颇费周折,他的几次顺从,给他带来的不仅是个人学问上的损失,更主要的是生命与精神的损耗 。然而,一切的顺从所带给他的还有一直到今天才有机会辨白叙明的委屈,但当人们明白了这一些,而宝贵的年华又向谁追讨?
  更仔细一想,周先生固然两次“服从”都没有体现出“独立之精神”,然而,在那个时代,又有谁能真正独立?这也是周先生之所以只能成为学人而无法归为陈先生所期待的“文人”。然好在历史就象潮涨潮落一样,喧闹并不是永远的场景, 周先生总算有缘于八十年代归队治学了。但这一切,与陈先生所期待的,周先生所臻达的相差又何止道理计?
  当然,我们也不能把周先生等学人没能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视为这些学人的自渎,这正是陈先生所感叹的“最是文人不自由”的注脚。
  这里,更反射出一个对“文人”的认同。作为学人,尤其象陈先生这样的一代学人,他们把“文人”这顶帽子看得很高、很重,而恰恰相反,在一些没有文化品位的人的眼里,则把文人这个圈子划得很大很宽。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文人是不可驾御的一类,而被驾御了的人则不可能真正成为“文人”。因此,象周先生这一代学人,就被“时代”“历史”所驾御了,甚至于没有愿与不愿的选择,也没有行与不行的讨论。一切服从了不仅是没有独立,而且没有价值,相反只是作为工具与喇叭的奴隶,并最终承受着历史的煎熬!
  其实,周先生又何尝不想成为能“以独立之精神”、去发挥“自由之思想 ”的文人学者?但这种自由的获得又是何其艰,没有极大的勇气,深厚的积累,又何从去面对来自一个时代、一种制度、一个社会的压力?更何况当历史的表象并未呈现出其本身,而作为学人的自我也未能真正参透社会的主机,那么,这种独立的可能与需要又是那么的难以实现!
  所以王国维先生最终失败了,他不得不“文化神州丧一身”,他无法直面他所承受的巨大苦痛,他要尘封他的精神,唤醒那些浑浑噩噩的学人,激发那些满怀壮志的少年。周先生他们失败了,他们还没有进入这种历史的门口,就再也没有机缘去“化成天下”,因为他们的“自由之思想”几乎从来就没有得以激发出现。因此,独立之精神也就无从产生。
  但陈先生是成功的,尽管他再抗争,他再苦叹,这与鲁迅的孤独又何尝不出一辙?他终生贱履着学术与文化的“圣条”,并得以化而成之,以他博大的学术,塑造了一座庄严的学术圣殿——一座永远充满了启发与创新、贯穿着文化史核心的学术殿堂和文化灵魂。
  当然,陈先生对“文人”自由的呐喊,并不止是对现实的批判,更是对文明社会与现代学术的一种期待。他奉思想之自由为真谛,以文化之探讨为宗教,对今天、对未来同样是富于启发,而且是必须坚持的。但冷观之下,我们今天的文人又在哪里,而我们又给了他自由吗?中国现代学术的历程还很短,但传统学术的命脉依然是传承的,然而更确切的讲,我们需要真正意义上的文人,没有文人在进行我们的文化探讨,我们就无从回答历史与现实的要求,而文人的思索如果受到现实的羁绊,那他会重新回归到历史的车轮之中。
  对中华文明的迷蒙,对世界文明的抉择,我们已思考了近百年,但我们的探索依然不是让人释怀。文化的承传也日渐式微。而这,显非我们明天所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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