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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延汉简中的燧长和候长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11-22 点击: 2093 次 我要收藏

  表1中已知年令的燧长有26人,其中20岁以下1人,20~29岁10人,30~39岁8人,40~49岁3 人,50~59岁3人,60岁以上1人。这些数据说明,燧长多由中青年担任。
  据简EPT51:4,燧长陈安国的年令是63岁,而在同一地采集的简EPT51:319则载:
  n甲渠言:鉼庭士吏李奉、燧长陈安国等年老病,请斥免,言府n一事集封
  由此可以推知,老弱多病者是无力承担燧长的繁重职事的。
  关于汉代的服役年限,据《汉官旧仪》:[7]
  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而以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骑驰战阵。
  秦制二十爵。男子赐爵一级以上,有罪以减,年五十六免,无爵为士伍,年六十乃免,有罪,各尽其刑。
  据此,则有爵位者服役的法定年令是23~56岁,无爵者为23~60岁。如果燧长属于服役性质,则表中225.11,EPT2:11和EPT48:21三简中的燧长不及法定年令,而EPT51:4,EPF22:60二简中的燧长已超过法定年令。而且225.11和EPT27:32二简中的冯匡从21岁至23岁一直担任燧长,已远远超过一年;简EPT50:10中的徐谭“劳二岁”,EPT52:36中的范尊“中劳二岁九月十日”,179.4中的奚路人“中劳三岁一月”,均已超过一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燧长毕竟具有“吏”的身份,而不是普通戍卒,其工作性质不单纯是为了服役。他们的任期不但没有限定,而且还可以升迁,如:
  乘要虏隧长薛立乘今守士吏 308.38
  据陈梦家《汉简缀述.汉简所见奉例》考证,燧长秩同佐史,而士吏秩比二百石,由燧长而可守士吏、迁候长。
  关于候长的年令构成,就表2而言,多在30岁至50岁之间,尚未发现小于20岁和高于60岁的候长。候长与燧长虽秩次有别,但都属于汉代西北边塞防御系统的基层官吏,所从事的工作也大体相同,都需要经验丰富和精力充沛的人来承担,年令过低,则经验不足,年令过高又体力不支。在这方面,对候长的要求,应该更高。
  3.燧长和候长的地域构成
  从表1中可知,居延都尉府的燧长主要来自居延、间田等张掖北部诸县,而肩水都尉府的燧长则来自得、昭武、屋兰、氐池等张掖南部诸县,没有发现交错的现象。这大概是因为各都尉府均从自己所辖诸县选用下属,而不是在全郡范围内辟除。
  关于候长的籍贯,礼忠是哪一部候长,因简牍残损,难知其详。其简号为37.35,出土于肩水金关,大概属于肩水都尉府。郑赦与鞏□简号分别是145.30和EPT4:55,均出土于破城子,应属居延都尉府。那么,在表2中所列的十八位候长中,除礼忠属肩水都尉府外,其余均属于居延都尉府。与燧长不同的是,居延都尉府的候长,不乏出自得、昭武等肩水都尉府所辖诸县者。由此可能得出的结论是:燧长从各都尉府所属诸县中选用,而候长则从全郡范围内选用。
  边塞防御系统中之所以不选用内地戍卒为燧长或候长,一方面是因为燧长和候长地位虽不高,但毕竟是边郡都尉下属的小吏,不能任用外地人;另一方面,内地戍卒役期通常为一年,不如本地人熟悉边塞的情况,也不能连续任职,不便于管理。
二、燧长和候长的经济状况
  1.燧长的经济状况
  汉简中关于燧长家产情况的记载很少,目前所见到的比较完整的记录只有常被引用的“徐宗简”(简24.1B):
  三燧长居延西道里公乘徐宗年五十:妻,子男一人,男同产二人,女同产二人;宅一区直三千,用牛二直五千。[8]
  根据这条记载,徐宗的家赀只有一万三千钱,如果按汉文帝所说“百金中民十家之产”计算[9],徐宗远远没有达到“中民”的水平。又据《汉书.成帝纪》鸿嘉四年诏:“被灾害什四以上,民赀不满三万,勿出租赋”,《汉书.平帝纪》元始二年“天下民赀不满二万,及被灾之郡不满十万,勿租税”,则徐宗只能属于“贫民”阶层。
  再看简EPF22:657:
  甲渠言谨验问尉史张诩、燧长张宗訾产:诩、宗各有大车一两,用牛各一头,余以使相
  “訾产”即“赀产”,“一两”即“一辆”。据陈梦家考证,尉史秩斗食,燧长秩佐史,二者秩次基本相同[10]。此简虽残,但仍可看出,尉史张诩、燧长张宗的赀产恐怕与徐宗的赀产相差无几。因此,徐宗的赀产状况在燧长中是有一定代表性的。下面我们就具体讨论一下燧长的经济状况。
  居延汉简的时代是西汉武帝至东汉初年,此时新的亩制(240平方步的大亩)已在全国推行[11],因此,徐宗的50亩田应系大亩,大致相当于原来的小亩120亩,这与战国以来流行的“五口之家,百亩之田”的说法大体相合。汉平帝元始二年每户平均耕地为67.61亩,每口平均13.88亩[12],但如果将地主与自耕农分开计算,则自耕农每户平均占有耕地就不会有这么多。因此,徐宗所有田亩数量应属自耕农范围。
  汉宣帝时期,为了抵御羌族的进攻,赵充国主张在湟水一带屯田,他的计划是:“愿罢骑兵,留弛刑应募,及淮阳、汝南步兵与吏士私从者,合凡万二百八十一人,用谷月二万七千三百六十三斛,盐三百八斛,分屯要害处。……田事出,赋人二十亩。”[13]据此,则每人月食谷为2.66斛(石),每年食谷约32斛(石)。每人耕种20亩土地,为保证粮食自给,则每亩至少产谷1.6斛(石)。加上种子、食盐等费用,每亩产粮应在2斛(石)左右。
  假定2斛(石)是西北边塞地区通常情况下的亩产量,那么徐宗的50亩田可产粟100斛(石)。这是燧长徐宗的一项重要家庭收入。
  燧长每月可以领到官府配给的一定量口粮:
  第十一燧长□十二月□□食三石三斗三升少,卒王利取;卒□□月食三石三斗三升少,自取;卒王利月食三石三斗三升少,自取。日□一 206.19
  出粟二石,廩夷胡燧长朱处六月食 177.10
  据陈直考证,“三石三斗三升少”系指小石,“二石”指大石,二者量相等[14]。因此,燧长每年可从官府领取24石粮食(或小石40石)。
  燧长的另一项重要收入是每月可以领到一小笔俸钱。据陈梦家考证,燧长每月俸钱为600钱,约在成帝绥和二年以后增至900钱,[15]但这已经是西汉末年了。因此从汉武帝中后期到东汉初年这段期间,燧长大部分时间的俸禄是每月600钱。这样,燧长一年的俸禄为7200钱。
  居延地区粟价通常为每石100钱,这样,燧长徐宗及其家庭全年的收入不足200石粟或1万钱(100石粟+24石粟+7200钱)。那么这笔收入能使燧长及其家庭维持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水平呢?
  居延汉简中有戍卒家属领取廩食的记录,根据这个记录,汉代西北边塞配给戍卒家属的口粮标准,是依照其性别和年令,给予小石三石到一石一斗六升大不等的粟,合大石1.8石到0.7石[16]。为避免繁琐,我们这里按每人每月给粟大石1.5石计算。
  根据简24.1B,燧长徐宗家是一个由7人组成的大家庭,按上述标准,则徐宗一家每月食粮10.5石,一年为126石。
  我们在居延汉简中发现很多有关戍卒家属领取廩食的记录,却没有看到一条有关燧长、候长等基层小吏家属领取廩食的文字。这或许因为燧长、候长等仍然属于“吏”的身份,不同于普通戍卒,而且家在本地,有一定的田产可以自给。因此之故,徐宗全家一年的粮食收入也只有124石。
  这样,燧长徐宗就不得不从俸禄中拿出一些钱来弥补食物的不足,更重要的是,他还必须解决全家人的穿衣问题。可是燧长的俸禄太低了,只相当于候长俸禄(1200钱/月)的一半,许多物品只能贳买,直到一个月或几个月的俸禄凑足才能还账,因而在汉简中保存了大量有关燧长的贳买(卖)文书。在这些文书中,燧长向燧卒贳买的事例占很大比重,如:
  卅井移欢喜燧卒郑柳等责木中燧长董忠等钱谓候长建国等l一事一封 三月辛丑令史护封 214.34
  从文书语气看,不止一个燧长欠了燧卒的钱,不能按时偿还,因此卅井候官发公文为燧卒催债。燧长与当地居民也有贳欠关系:
  女子王恩等责候史徐光、燧长王根钱四百,粟五石,谓吞远、鉼庭候长 EPT52:201
  这类文书在已整理公布的居延汉简中不下十三四份,加上与燧长秩次相当的候史的贳买文书,则更多。贳买(卖)文书的大量存在,向我们展示了汉代燧长捉襟见肘、艰难度日的窘境,同时也说明徐宗的经济状况在燧长队伍中是颇具普遍性的。
  2.候长的经济状况
  关于候长的经济状况,直接材料并不多,这里只能根据相关材料做一些推测。有一条材料记载了候长的家赀情况,这就是经常被引用的“礼忠简”(37.35):
  候长得广昌里公乘礼忠年卅:小奴二人直三万,大婢一人二万;轺车二乘直万,用马五匹直二万;牛车二两直四千,服牛二六千;宅一区万,田五顷五万n凡訾直十五万
  “訾”通“赀”,即家赀。这段文字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候长礼忠的家赀情况。礼忠有家赀十五万,应属于汉代的“中家”,与只有一、二万家赀的燧长相比,礼忠要富裕得多。关键的问题是,礼忠的家赀情况在候长中是否有代表性?
  我们注意到,在居延汉简中,有好几例因“贫寒”而罢免燧长的记载,而比燧长官职高的候长、士吏等,却没有这方面的事例。当然,因为汉简材料本身并不完整,单凭这一方面的情况,并不足以说明问题。
  燧长家庭往往很穷,本身俸禄又低,只相当于候长俸禄(1200钱/月)的一半,许多物品只能贳买,已如前述。汉简中也有关于候长贳欠的文书,如简EPT51:225A
  十二月辛巳第十候长辅敢言之:负令史范卿钱千二百,愿以十二月奉偿,以印为信,敢言之
  还有一例是与候长秩次相同的士吏的贳买文书(简EPT52:21):
  自言责士吏孙猛脂钱百廿l谨验问,士吏孙猛辞服负。已收得猛钱百廿
  但是这类文书数量很少,远不及燧长、候史的多。这说明候长、士吏一级官吏的经济状况要好一些,在通常情况下有能力用现钱购买物品,不必贳买。
  在考察燧长的经济状况时,我们看到,燧长的选用并不受家赀满四万这一条件的限制,但这不等于说对他们没有赀产资格的要求。我们知道,汉代戍卒的衣服和武器装备等是由官府提供的,而燧长则必须自己负责。如果他无力负担,是不会被选用的;即使已被选用,也会因“贫寒”而罢免。对于比燧长秩次更高的候长,对其赀产的要求也相应提高,如简EPT59:58
  单衣、毋鞍马、不文史,诘责,骏对曰:前为县校弟子,未为吏,贫困毋以具单衣、冠、鞍马。谨案:尉史给官曹治簿书、府官徭使、乘边候望,为百姓潘币,县不肯除
  “文史”是对所任用者在行政素质方面的要求,而衣、冠、鞍马则是在财力上的要求。尉史属斗食之吏,秩次低于候长,但因为是候官的重要属吏[17],因而家赀标准应与候长大体相同。还有一份王莽时期的文书(EPF22:236~239):
  n新始建国地皇上戊年七月行塞省兵物录:省候长鞍马、追逐具。吏卒皆知烽火品约不?省烽干、鹿卢、索完坚调利、候卒有席荐不?省守衙具、坞户调利、有狗不?
  文书反映的是王莽时期的情况,但与西汉时期应不至相差太远。其中专门提到要检查候长的“鞍马、追逐具”,对燧长、候史等并不特别提及,而只关注烽燧的防御设施,这也反过来说明对燧长、候史等小吏财产资格的要求低于候长。
  下面我们就推测一下礼忠的收入情况。假定礼忠家只从事农业生产,那么从他的家产清单中,我们可以看到,能给他带来直接收入的,主要是那五顷耕地。这么多田地,不可能全部由其家庭成员(包括两个小奴和一个大婢)去耕作,很可能全部出租或雇工耕种。
  假定汉代西北边塞地区粮食产量是粟二石/亩(大石),五顷田总产量应是一千石。如果这五顷田出租,租率是十分之五,则每年收租可得粟五百石。如果部分耕地留给自己耕种,收入则会相应多些。
  我们按每人每月食粟大石一石五斗计算。假定礼忠家是五口之家,加上三个奴婢,每年食粟一百四十四石。
  西北边塞官马食粮配给有如下两种记载:
  马八匹,十月食积二百匹,匹一斗二升 65.2
  孙卿食马廪计:月晦日食马二斗,月二日食粟二斗,三日食二斗,四日二斗,十月廿三日食马二斗 414.1A
  简65.2是将八匹马一个月的食粮核算成二百四十匹马一天的食粮,故一斗二升是一匹马的日食量。简414.1A中的一匹马日食粟二斗可能是小斗,正好合大斗一斗二升,与简65.2食量相同。这一推测有简158.2为据:
  候长王充粟三石三斗三升少,十月庚申卒护取;马食五石八斗,十月庚申卒护取
  五石八斗按小月(29天)计,正好是每日二斗。候长王充每月口粮三石三斗三升少是用小石计的,同一简上的马食量不可能改用大石。
  礼忠有五匹马和二头牛,假如其食粟量都与官马相同,即大斗一斗二升/日,则每年需用粮三百石有余。边塞上服役的官马体力消耗大,需要的粮食也许要多一些,礼忠的马和牛平时虽然不一定消耗这么多粮食,但也不会太少。
  而且,马、牛都要食草(茭)。据日本学者森鹿三考证,十匹马一天要喂十五至二十八束茭,每束茭的价格是二至三钱[18]。依此推算,五匹马和二头牛每年食茭至少不下一万钱。
  候长的口粮由官府提供,其用于服役的马也由官府提供饲料,可以节省候长的一些开销。尽管如此,礼忠家庭成员口粮和马、牛饲料两项开支,恐怕已基本占去了其五顷耕地的全部收入。
  候长的另一项收入就是他的俸禄,每月1200钱。
  简EPF22:1~16即为学界所熟知的《建武三年十二月候粟君所责寇恩事》简册。简册记载了候粟君与其下属官吏令史华裔、尉史周育合伙出资(牛、谷)雇人贩鱼的经过。比尉史、令史秩次稍高的候长经商也并非不可能,简EPT59:548A即记载了候长营利的史实:
  元寿二年十二月庚寅朔戊申,张掖居延都尉博、库守丞贤兼行丞事谓甲渠鄣候言:候长杨褒私使卒并积一日,卖羊部吏故贵五,不日迹一以上。燧长张谭毋状,请斥免,有书。案褒私使卒并积一日,燧长张
  候长杨褒向部吏卖羊肉,故意多卖了四十五钱,这是他受到弹劾的罪状之一。但边塞小吏事务繁杂,经商活动又受到种种限制,因而其赢利大概也不会太多。
  由以上各方面情况推测,候长的经济收入要高于燧长,应付各种生活开支也相对容易一些,但其生活水平并不高。由此我们也可以对汉代“中家”的生活状况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在这一基点上,我认为礼忠的财产状况大体上可以代表候长这一阶层的情况。
  附带要说的是,燧长徐宗与候长礼忠爵位都是公乘,但徐宗的家赀仅一万三千,而礼忠的家赀则达十五万,因此,在汉代,爵位与一个人的经济地位之间恐怕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至少关系不是很密切——尤其公乘以下的“民爵”,更是如此。
三、燧长与候长的地位
  综上所述,汉代西北边塞的燧长,皆来源于本都尉府所辖诸县的平民,具有亦吏亦卒的性质。他们的经济收入普遍不高,勉强维持衣、食之需,极易陷于贫困潦倒的境地。当他们连最起码的生活都难以维持时,就只能“贫寒罢休”了。有权的官吏可以渔肉百姓,无饥寒之忧,但燧长似乎只有服役的“权力”,称之为“役吏”或许更恰当一些。
  从爵位上看,候长与燧长的区别不明显。从经济状况和官秩上看,候长要略强于燧长。就职权而言,燧长只不过是一个边防经验比较丰富、有一定文化水平和办事能力的“役吏”而已,他对手下的几个燧卒有一定的约束、领导力,但对部燧事务的实际处理权和对燧卒的支配权则在于候长、候史。这不仅表现在各燧情况由部(候长)汇总、定期向上汇报;燧卒出现问题,上级(通常是塞尉或候官)一般是询问候长、候史,而不是燧长:
  吞远燧卒贾良不在署,谨验问,吞远候长谭、兼候史吞远燧长褒辞曰…… EPT59:69
  邮书失期,前檄召候长敞诣官对状 123.55
  燧长职责有失,候长也要承担一定责任:
  鉼庭候长王护,坐隧长薛隆误和受一苣火,適载转一两到□ EPT65:228鉼
  “適”通“谪”,惩罚之意;“转”为何物,无从得知;“两”即“辆”。燧长误传烽火,候长也受牵连,被罚苦力。
  由于候长对所部各燧有实际的领导权力,从这一点有限的权力中,也产生了以权谋私的不良习气。前引简EPT59:548A即其例。更有甚者,这点权力也滋生了殴打所辖吏卒的恶劣作风:
  故甲渠候长唐博叩头死罪:前为甲渠鉼庭候长,今年正月中坐搒卒狱,七月廿 4.9
  以牒验问久故时与道丞儿谭为吏者,隧长徐宗知谭故为甲渠候长,未尝以吏贼殴捶击 135.10+317.7
  □队长武将卒诣官廪 □为部候长所苦毒,今白l谨验问,武叩头死罪,对曰:诚食乏,私归取食。案武知从事行塞,私去署,毋状 EPT59:240
  以上几例说明汉代对滥用职权殴打吏卒的行为,是严加禁止的。简4.9候长唐博因“搒卒”而“(系)狱”,简135.10+317.7是对儿谭以前担任候长时是否有“以吏贼殴捶击”的劣迹进行调查。简EPT59:240是队(燧)长武因食粮不足而擅离职守,因而为候长所“苦毒”,后来趁去候官领取口粮之机,告发候长,结果燧长武被劾以“毋状”,候长是否受处分,因简残缺,不知其详。尽管汉代严禁殴打属下的行为,但似乎屡禁不止。候长有此“雅好”从侧面也反映了他们比燧长的权力要大一些。
  当然,候长的权力也很有限,仍属“役吏”性质。只是与燧长相比,其“吏”的性质更强一些。候长因失职而被弹劾乃至罚充苦力的例子也很多:
  万岁候长田宗,坐发省治大司农茭不以时,遣吏将诣官失期,適为驿马载三茭五石致止害 61.3+194.12
  第十候长傅育,坐发省卒部五人会月十三失期,毋状,今適载三泉茭二十石致城北燧,给驿马,会月二十五日毕 EPT59:59
  “省卒”是从各燧抽调用于给事官府的戍卒[19]。三、止害、三泉、城北均系燧名。候长之“役吏”色彩,由此观之,也很浓。
注释:
[1]见简EPT59:3~4,EPF22:294和 EPF22:296等,文繁不引。
[2]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85页。
[3]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第85页。
[4]《汉书.王莽传中》
[5]候长的秩次及俸禄,见陈梦家《汉简所见奉例》(陈梦家《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版)。
[6]参见《史记.平准书》
[7]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第48页、第54页。
[8]据日本学者永田英正考证,原简文字当如此。见永田英正《论礼忠简与徐宗简——平中苓次氏算赋申报书说的再探讨》(《简牍研究译丛》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5 月版)
[9]《史记.孝文本纪》
[10]陈梦家《汉简所见奉例》(陈梦家《汉简缀述》)。
[11]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47页。
[12]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4页。
[13]《汉书.赵充国传》
[14]陈直《居延汉简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0页《俸钱与口粮》。
[15]陈梦家《汉简所见奉例》
[16]陈直《居延汉简研究》第20页《俸钱与口粮》;[日]永田英正《居延汉简集成之一——破城子出土的定期文书(二)》(《简牍研究译丛》第二辑)。
[17]参考陈梦家《汉简所见奉例》及《汉简所见居延边塞与防御组织》(陈梦家《汉简缀述》)
[18]〔日〕森鹿三《论居延简所见的马》(《简牍研究译丛》第一辑)
[19]于豪亮《居延汉简中的“省卒”》(《于豪亮学术文存》中华书局1985年版)
(原载《史学集刊》200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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