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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人论世”:作为一种解释学命题的考察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4-01-27 点击: 1420 次 我要收藏

  【英文标题】Zhi Ren Lun Shi:As a Kind of Hermeneutics Proposition
  【作者简介】李承贵,男,哲学博士,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 南京 210046
  【内容提要】“知人论世”命题隐含了诸多解释学话题。首先它提出了文本、作者、时世三个基本概念;其次对这三个概念在解释中的作用做了初步区分;揭示了文本、身处、时世对于解释的特殊作用及其有限性;主张对此(文本、身处、时世)三个方面同时进行解释才可能获得整全的结论;隐含了怎样处理解释过程中文本与作者、文本与时世的关系等问题。因而这个命题在中国解释学史上具有特殊而重大意义。
  【关 键 词】诵诗书/知人/论世/解释学命题/考察reading classical text/Zhi Ren/Lun Shi/hermeneutics proposition/investigate

  “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1](《万章下》)这就是“知人论世”命题的出处。孟子做梦都没有想到,两千多年之后,这段话被当着解释学的话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那么,“知人论世”究竟隐含了哪些解释学话题呢?具有怎样的解释学价值呢?
  一、“诗书”、“人”、“世”是三个内涵不同的解释学概念
  之所以说“诗书”、“人”、“世”是三个内涵不同的解释学概念,乃是孟子在这段话里所陈述的基本信息。显然,这段话的中心内容是“交友”。孟子认为,善士应该以善士为友,如果以同时代的善士为友不够的话,还可以追溯古代的善士为友;但要以古代善士为友,首先应确证所友者是否善士;而确证所友者是否善土,必须读他写的诗、著的书,也就是要研究他的作品;可是只读他的诗、书即研究他的作品,还不足以确证这个人是否善士,因而要进一步了解、研究这个人即“身处”;而了解、研究这个人还不够,还需进一步了解、研究这个人何以是善士的原因,即其所处的时代及其精神(时世)。如此看来,孟子对所欲交往的“非同时代的善士”之判断提出了三个层次的依据,即诗书、作者(身处)和时代,用今天的术语就是文本、作者、社会历史背景及其精神。在孟子所区分的三个概念中,诗书是作者的作品,通过阅读诗书,可以了解到作者的文才、性情、学术见解、政治主张、人生观、价值观等方面的信息,但这只是文字记录。这种被记录的信息与本人真实存在的重合程度仍然不能明了。因而需要进一步了解作者本人的“行”与“事”。不过,由于是古人,因而了解作者本人的“行”与“事”仍然需要借助文献记录。属于这类文献的有传记、野史、族谱、史传、祭文、墓志铭、书信等,从这些文献中可以了解作者的生平事迹,诸如做了什么,做得怎么样,同时代人的评价,等等,从而进一步确定此人是否“善士”。按道理,到这一步,“言”与“行”互照,应该可以断定是不是“善士”、可不可与之交友了。但孟子认为这样还不够,为什么呢?因为“诵诗书”与“知人”之间可能发生如下情形:“诗书”所传递的信息是善士,“知人”所传递的信息也是善士,这是第一种情况;“诗书”所传递的信息是善士,“知人”所传递的信息却不是善士,这是第二种情况;“诗书”所传递的信息不是善士,“知人”所传递的信息却是善士,这是第三种情况;“诗书”传递的信息不是善士,“知人”所传递的信息也不是善士,这是第四种情况。也就是说,“诵诗书”与“知人”都确定作者是善士的只有第一种情况。而即便如此,其人之为善士乃来自不同文本所提供的信息,“诗书”是作者自我思想的陈述,“知人”是关于作者“行”与“事”的记录,但都属文本形式,因而应该将“诗书”与“知人”所传递的信息放在作者所处的时代再考察,即需要考察、研究其所处的“世”。所谓“世”是作者生活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背景,及其“时代精神”。通过“论世”即研究作者所处的“世”,把握作者所处的时代精神,以对作者的“善士”身份进一步判断,最终确定是不是可以作为“友”而交。这就是所谓“为了把握那种理解部分所依赖的整体意义,我们必须探究精神、意图,所说作品被写的时代和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条件。因此,文学的历史,个人教育的历史,作者生活的历史,对于理解每一个别作品是必要的”[2](P14)。这就是说,文本与身处所提供的信息,必须置于时代背景与时代精神之中并加以互证,才能确定其可靠性。清代章学诚以另一种形式表达了“诗书”、“人”、“世”乃三个不同的概念:“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之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3](《文德》)就是说,不了解作者的时世(时代背景与时代精神),就无法理解他的作品从而不能随意评论;而了解作者的时代,却不了解作者的“身处”(生平事迹),也无法理解他的作品从而不可以随便评论。可见,文本(《诗》《书》)、作者身处(人)、时代及其精神(世),在孟子这段话中,是为确定“善士”这一世俗活动必须历经的三个解释环节或元素,而对解释学而言,是内容完全不同的三个解释“文本”。因此说,“诗书”、“人”、“世”是三个内涵不同的解释学概念。那么,孟子为什么特别区分这三个元素呢?
  二、文本提供信息能力的相对性、有限性
  通常意义上,解释的展开以文本为前提,或者说,文本所蕴藏的信息是解释得以表现的前提。没有文本,也就不会有解释,当然更不会有精彩的解释。施莱尔马赫说:“我们为了理解话语,必须认识人,而我们是从人们的话语中了解人的。”[2](P37)所以孟子主张若要了解作者是否善士,首先必须从作者的作品即文本中去寻找,即所谓“颂诗书”。不过,对于“诗书”所提供信息能力的有限性、相对性,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都有非常准确而深刻的认识。如孔子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4](《公冶长》)就是说,语言文字所提供的信息虽然有其独到的价值,但还要与相应的实际行为结合起来才能有效。孟子继承了这种观念。他说:“尽信书,不如无书。”[1](《尽心下》)在孟子看来,如果想对作者是否善士进行了解与确证,光读他的作品是不够的,这意味着,文本资料解释价值的相对性与有限性是孟子的基本见识。因而,他对于以文本资料的记载为根据判断作者是否善士,是存疑的,所以提出要“知人”,“知人”还不够,还要“论世”。应该说,孟子对于文本资料有限性判断,显示了他的超常智慧。为什么这样说?因为:第一,一个人的作品并不是其自身面相的完全呈现。“诗书”是作者抒发、表达自己观点、心情、价值的作品,也就是说,我们研究、判断这个人,可以他写的诗书为依据。但是,作品所承载的信息毕竟有限,并不能将作者的情况全面呈现出来。第二,由于作品的艺术性,一个人的作品并不一定是其自身面相的真实呈现。作者可以通过作品展示自己的面相,可以让作品记载其本人的许多信息,但许多事实告诉我们,作者本人的实际生活形象与其作品中的观念形象并不一致,甚至完全相反,也就是不能将作者的情况真实地呈现出来。第三,一个人的作品与作者的关联是相对的。中国有句古话叫“文如其人”,但这句话只有相对意义。因为作品与作者并不一定存在内在的关联,作者创造作品是在各种不同情境下发生的,作者通过作品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感、心理、意见等,但我们并不能确定作品所叙述所表达的,就是作者的真实情感、心理和意见,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要去除“文本依赖”心理。以上分析表明,孟子对文本在解释上的相对性、有限性是有觉悟的,这就是为什么他在“诵诗书”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知人”、“论世”的原因。
  三、“知人”的必要与困难
  孟子在确定诵读诗书不足以判断作者是否善士的情况下,进一步提出“知人”的要求。因为“作品的意义和个别段落的意义是从作者的精神和倾向中演绎出来的”[2](P14)。那么,孟子讲的“知人”是什么意思呢?就孟子这段话看,前面是“诵诗书”,后面是“论世”,这就意味着“知人”的内涵既不同于“颂诗书”,也不同于“论世”。换言之,“知人”不是阅读理解书本,也不是研究分析时代及其精神,而是作者本人的生平事迹与生命情境,即“身处”。可是,在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需要知道古人的“身处”,照样对其诗书品头论足的。就是说,“知人”以品评文章固然有其合理性,“不知人”以品评文章同样有其存在的根据。“知人”以品评文章,就是认为只有了解、把握了作者的“事迹”,才能讨论他的作品,才能正确地理解他的作品。这种观点要旨在于,如果对作者无从了解,就不可讨论他的作品,也不能欣赏他的作品,更无法评论他的作品。比如,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如果我们对李白写这首诗的“身处”(生平事迹、家世)有所了解,那么,对此诗所表达的含义及旨趣就会有更恰当、更准确的理解。从这个角度讲,了解作者“身处”是很重要的。再如,当我们读到“‘伤人乎?’不问马”[4](《乡党》),这句话是不是反映了孔子对人生命的关怀与尊重?并且关怀人的生命甚于马的生命?如果我们对孔子的生平事迹与生命情境有很好的理解与把握,也许这个问题不难回答,而且必须借助对孔子生平事迹与生命情境才能做出更准确的回答。因此说,孟子的确觉悟到一个人的“生平事迹与生命情境”对把握这个人“性质”的必要。不过,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根本就不关注作者的“身处”,照样对其作品进行讨论。就是说,我们讨论或解释某种文本中某个命题、某个观念时,根本就是将作者“遗忘”的状态。因此,研究或解释文本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作者的理解,可能跟我们具体的研究目的或目标有关,如果我们研究或解释文本的目标是了解文本“为什么是这样的”,那就必须要研析作者的“身处”;可是如果我们的研究或解释的目标只是从文本中获得“意义”,或者某种普遍性的东西,或者美学上的愉悦,那就不一定刻意了解作者的“身处”了。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解或把握作者的“身处”是有很大困难的。更何况,实际地去了解或把握作者的“身处”的确非常困难,那些细微的生平事迹、繁杂的生命情境等,并不像白纸上的黑字那样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如果将解释者的悟性能力考虑进去,那么我们就不能也不应该将解释图像的真实性视为绝对,我们不能夸大我们的相对的、有限的能力,然后享用自己编造的虚假的快感。
  四、“时代背景与时代精神”在解释学上的特殊意义
  一般情况是,颂其诗、读其书,也可以止于此,因为如果我们只是分享诗、书作为一种作品的快乐,要知其人干什么呢?我们平时读书、颂诗也不都有这种要求。比如我们阅读李商隐的《无题》诗:“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我们首先欣赏到的是见别难易、春蚕吐丝、蜡炬燃烧、毛发变易等事象,进一步欣赏、理解到的是此诗所描述所表达乃两个有情人别离的苦楚与缠绵的情愫。显然,获得这种理解与感觉,并不需要“知人”,也不需要去“论世”。即并不一定要知道、研究这首诗的背景、作者如何,我们完全可以只欣赏这首诗的艺术价值和人文意义,因为这所诗所描述的内容可以指向任何人。然而,如果我们要对作品“之所以如此”进行追问,自然要触及到作者“身处”;而要进一步理解作品的“作者何以如此”,则必须把握作者所处“时代背景与时代精神”。孟子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他思考并提出了这个思路。我们设想孟子提出这个问题的情境:当其读到书、诵到诗时,感触很大,心里自然涌起追问:这位作者是谁?他为什么这样写?他当时的心境是怎样的?他的“身处”怎样?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与所浸染的时代精神是怎样的?这样就有了对创作者的追问。这种追问,一直延伸下去,这种延续的时间长度与空间宽度根据读者的好奇心理或研究目标而定。读者的追问,如是一种纯学术的思考,即诵其诗、读其书,感觉理解不全面,在这个意义上,孟子是将作品与创作者视为一个整体,对文本的理解与对创作者的理解应该同时进行,文本与创作者是密切关联的。可是,孟子发现,要了解或理解作者,必须从“世”进入,也就是说,如果不从作者所处的“世”入手,就无法真正了解其人。这样,“世”立即成了一个关键性问题。可是,“世”的内涵是什么呢?孟子并没有明确告诉我们。但我们可以根据这段话做合情的推理。作者的作品,都是作者心灵的反应,而作者心灵的反应是与心灵之外的“世事”发生接触才产生的,如果徒有心灵而无“世事”,不行;如果徒有“世事”而无心灵,也不行。可是,如果心灵作为一般的社会存在的反应之意识,那么,我们可以将“世”理解为社会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就是说,作者在作品中的心灵,或者作者的真正面相,可以从社会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中去判断和把握。比如,孔子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4](《八佾》)由这句话中我们可寻找到孔子部分的社会政治主张与精神观念,而这种政治主张与精神观念的生成,乃是因为产生并滋润这种主张与观念的土壤是:等级秩序的社会,同时又富有礼乐文明精神。这就是说,社会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作品创作者何以如此的。但是,社会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只是探寻作者面相的原因,更重要的或者更需要我们关切的是作者的面相与他那个时代的精神生命是否一致,也就是说,理解者应该对被理解作者所处时代的精神生命有准确完全的把握,才能获得准确和全面的信息。就是说,作者面相与其所处时代的精神生命是一致或者相悖,理解者就可以对作者是否“善士”做出最终判断。换言之,理解、把握作者的心灵,必须上升到更高层次。因此,“论世”在孟子这里可分为三个层次的涵义:一是社会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背景,一是同情理解方式,即置身于那个时代;三是时代精神生命。无论从哪个层次说,都具有“解释学价值”。不是吗?“世”包括哪些内容?“世”对“知人”的作用表现在哪些地方?“世”对于“知人”的意义究竟有多大?对“世”有可能全面把握吗?这些都是“论世”所留下的解释学谜团。这里我们可以引用施莱尔马赫的话作为一种友情支持:“每一话语总只是通过它所属的整体生命而理解,这就是说,因为每一话语作为讲话者的生命环节只有通过他的一切生命环节才是可以认识的,而这只是由他的环境整体而来,他的发展和他的进展是由他的环境所决定的,所以每一讲话者只有通过他的民族性和他的时代才是可理解的。”[2](P51)
  五、“诗书”、“人”、“世”三者的结合是获得准确解释的基础
  在孟子看来,“颂诗书”是了解作者的一扇窗口,因为通过诗书这类作品,可以发现作者的才华、心理、立场、价值、性情、好恶、为人等,正如阿斯特所说:“文字是精神的身体或外套,通过文字,不可见的精神进入外在的可见的生命。”[2](P12)所以,诗书的阅读肯定是需要的。可是,诗书毕竟是作品,是作者表达情感、思想的书面方式,而且,书面形式的表达,由于其“自由性”、“艺术性”等特点,往往表述得很不全面,或者很隐晦;即便是在诗书中表述出来的思想观念或价值主张,由于并没有实践性的要求,从而使作者可以说些与其行为不相符的“大话”或“谎话”。也就是说,通过“诗书”知人,非常有限,有时还会被误导。所以要离开诗书回到人自身。回到人自身,就是考察人的“身处”,即人的生平事迹(行为、履历)与生命情境,具体到从政、为人、处事等各种具体的行迹及其家庭环境因素,这就是作者的“身处”。正如朱熹说:“论其当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观其言,则不可以不知其为人之实,是以又考其行也。”[5](《孟子集注.万章章句下》)朱熹认为,既要观其言,又要考其行,才可能有正确的判断。亦如张栻《孟子说》:“夫世有先后,理无古今。古人远矣,而言行见于《诗》《书》。颂其《诗》,读其《书》,而不知其人,则何益乎?颂《诗》读《书》,必将尚论其世,而后古人之心,可得而明也。”张栻认为,要真正了解、认识一个人,光读他的书是不够的,还需进一步考察其“事”即“身处”。但作者的“身处”也是记录,而且具有个性化特点,因而其是否善士,光看其行迹还是不够,需要进一步考察作者所处的那个时代,即所谓“世”。如上所言,孟子所言“世”,不仅仅是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而且包括那个时代的精神生命。然后将“诵诗书”与“知人”所获得的信息放在这个“世”中观察,即一方面从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进行分析,另一方面与其时代精神进行比照,进而展开综合的分析与研究,以判断其是否善士、是否可以交友。正如阿斯特所说:“没有推测或认识古代的精神,我们就不能真正领悟甚至某个单一段落的意义。如现代情感和逻辑心灵并未上升到对古代生命和精神的纯粹知觉,那么不仅对于希腊或罗马的某部作品,而且对于它的个别段落,这个心灵将很容易陷入错误理解和解释的危险。”[2](P14)也就是说,我们要对作品所传递的关于作者是否善士的信息、对作者“身处”所呈现的是否善士的信息做进一步的确证,就必须将其与“古代精神与生命”加以对照。由此看来,由于孟子对文本的有限性、作者身处的有限性、时代背景(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精神与生命)的有限性,或者说对它们各自的“功能性价值”有明确的了解,这三者缺任何一方面都无法确定作者是否善士,因而主张文本的阅读、作者的了解、社会历史的研究与时代精神的把握三者应该作为一个整体,才能获得整全的解释。因此,文本阅读、了解作者身处、研究作者所处时世(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精神生命)是三个不同但又相以为补的元素。文本为读者或研究者提供了第一层次的印象:“作者是这样的”;“知人”为读者或研究者提供了第二层次的印象:“作者善恶美丑”等;“论世”为读者或研究者提供了第三层次的印象:“作者为什么善或恶以及善恶的程度”;概言之,“诵诗书”、“知人”、“论世”任何一方面所传递的关于作者的信息并不能直接告诉读者或研究者其是否善士。从这个意义上讲,孟子对于“交友”的要求与分析,比孔子更进了一步。从另一方面说,孟子将理解或解释视为综合的、生命的、有机的理性活动。
  六、远离作者、时世状态下的文本理解
  “知人论世”这个命题提出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启发我们想象一些解释学的正常话题,而且在于它启发我们思考一些解释学的非正常话题。这也是“知人论世”命题的魅力所在。现在我们想象一下,远离“知人”、“论世”状态下理解文本是否可能?孟子说,“交友”的前提是这位被友者是个“善士”,而判断作者是否善士先可以通过诵读他的诗书,但这不够,还得知其人,这也还不够,还得研究他所处的“时世”。也就是说,诗书中所提供的信息是不可靠的,或者不全面的,因而必须通过“知人”、“论世”作进一步的补充论证。应该说,在这种特定的需求下,理解和确证诗书中的内容,的确需要进一步了解作者的“身处”、需要进一步研究作者所处的“时世”。然而,文本的创造虽然脱胎于某种事件、特定社会环境,但一旦创造出来之后,它就有了独立性,就有了普遍意义,加上阅读者、理解者的多元性及其自由发挥的特性,人们不一定关切作者是谁,不一定关切它产生的时代,好比你找老婆,你不会过多地关注她的爸妈是谁、关注她祖宗几代的情况。这就是文本所蕴涵的理想性,或者文本所具有的普遍性意义,这对读者是有价值的,但这与作者是不是“如此”没有什么关联。由此,我们进一步说,文本的意义一旦创作之后,与创作者便是若即若离的,其即其离取决于研究者对文本的需求,如果研究者仅仅是满足艺术上的需求、满足某种共同的意义需求,那就是“离”;如果研究者想对文本的内容和性质、文本的来源和特点等作深入的研究,想对作者何以创作这种文本的缘由进行探索,那就是“即”。在前一种情况,文本是独立的存在,文本并不必然与创作者一致。因此,文本的阅读与解释,与“知人”、“论世”并没有直接的关联,而文本的价值与影响完全可以在没有任何关于作者主体信息的情境下发生。司马迁说读到孔子的书,就想象孔子的为人:“《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6](《孔子世家》)司马迁感叹对孔子“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他根据文本去想象作者,没有人怀疑其想象的可靠性。而这种想象之所以存在、可靠,是因为它的“公式性”,即对每个作者我们都可以通过作品去想象他,但那不属于“身处”和“时世”了,而属于观念的逻辑,属于人文的理想,属于公共精神的需求。如此我们进一步说,文本的研究与理解,如果限定在“世”的范围,无疑有其解释学意义,而且是“知其所以然”;但只有跳出“世”的窠臼,我们才能“知其所以不然”。换言之,社会历史的解释只能满足我们的知识欲望,哲学的解释才能满足我们价值的欲望。在解释文本实践中,离开“知人”和“论世”,并不是离经背道、毫无收效的行为,尤其不是缺乏创造的行为。
  总之,“知人论世”命题在中国解释学史上具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这不仅因为其陈述的解释学主张,更因为这个命题中隐含诸多重要的解释学话题。 
  【参考文献】
  [1]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5.
  [2]洪汉鼎.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C].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
  [3]章学诚.文史通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5.
  [4]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5]朱熹.四书集注[M].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94.
  [6]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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