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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关学”概念的结构特征与方法意义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4-01-27 点击: 1615 次 我要收藏

  【英文标题】On Structural Features and Methodology of the Guan Learning
  【作者简介】林乐昌,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关学,是由北宋理学家张载(1020-1077年,字子厚,学者称横渠先生)创建、于明清发生学派分化并向近代转型的关中地域理学形态。作为地域理学的关学,尤其是张载之学,其影响又是跨越地域的。从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所设专章①算起,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学术界在张载关学学说和关学史研究领域积累了丰硕的成果。但该领域仍存在着不少有待澄清的疑难问题,其中也包括“关学”概念的意涵问题。概念的理解和运用,尤其是基本概念或核心概念的理解和运用,在学术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工具或方法意义。本文提出,“关学”是一个具有内在结构的学术史概念,其结构特征表现为“时间”、“空间”、“学传”三重维度。由这三重维度构成的“关学”概念,将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诠释模式。在诠释实践中运用这一新的诠释模式,是具有重要的方法意义的。这主要表现为:它有助于总结过往五十多年来“关学”概念研究的经验,激发关学概念研究和关学史研究的新思路和新观点,从而更完整也更具体地阐明“关学”概念的意涵,更如实也更清晰地勾勒北宋至明清关学演化的历史脉络。②
  一、“关学”概念意涵的古今嬗变
  最早言及“关学”一词的,当推宋儒吕本中(1084-1145年,字居仁,学者称东莱先生)。③然而,直至晚明关中大儒冯从吾(1556-1627年,字仲好,号少墟,陕西长安人)所撰《关学编》刊行后,“关学”这一术语才广为流传。冯从吾对关学史研究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这表现为,他在《关学编》一书中构建了关学系谱,包括北宋张载、吕大钧等九人,金元杨天德等九人,明代吕柟、马理、韩邦奇等十五人,合计三十三人;并在《关学编自序》中非常简洁地将“关学”界定为“关中理学”。④作为历史上最早的“关学”概念界说,其优点是强调地域认同,将关中地域理学这一基本性质赋予关学,这就使“关学”的存在成为难以否认的历史事实。后来清代关中学者王心敬、李元春等人续补《关学编》时,也都认同冯从吾对关学的界说。但冯从吾的界说只揭示了“关学”之地域范围为关中,“关学”之学术形态属理学。对于前者,毋庸置疑;对于后者,则略显浮泛。由于冯从吾对“关学”意涵的界说不够完整,因而限制了其解释效力。
  对于学术概念的分析和界定,今人比古人要重视得多。当然,由于认识不同,现代学者在分析和界定“关学”概念时,陆续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观点。概括起来,以下三种观点对学术界的影响比较大。
  第一种观点的代表是侯外庐及其后学龚杰等学者。侯外庐及其合作者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便提出,“北宋亡后,关学就渐归哀熄”。⑤上世纪九十年代,侯外庐学派的后学龚杰又进一步认为,“关学”“上无师承,下无继传”。⑥因而,他们不认同将关学活动的时代延伸到明清。本文认为,仅以“师承”作为判断张载关学是否存续于明清各代的惟一标准,显得过于狭隘。应当看到,为侯外庐学派所强调的“师承”,的确是儒家学术传承的基本方式。但自北宋以降,随着书籍传刻的普及,学术传承的方式开始变得多样化。虽然师承仍然继续发挥其作用,但也并不排斥其他学术传承方式的存在。明清以来,以关中大儒冯从吾为代表的众多关中学者,多认同北宋张载之后关学在关中大地的延续。学术研究必须尊重历史事实,并对历史事实作出合理的有效的解释。总之,侯外庐学派的这一观点,忽略了明清关中学者提倡关学的史实,割断了北宋张载之学与明清关学之间的联系,也未能看到明清关学的学派分化现象,以及明清关学各派对张载之学继承方式的复杂多样。值得注意的是,从本世纪初开始,侯外庐学派的部分后继者对其前辈的观点有所保留,正积极从事宋元明清关学文献整理和关学史研究方面的工作。⑦
  第二种观点的代表是陈俊民。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陈氏对关学史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他这样定义“关学”:“关学是宋明理学思潮中由张载创立的一个重要独立学派,是宋元明清时代今陕西关中的理学”。⑧这一表述是对冯从吾“关学”界说的展开,并且特别强调“关学”是活动于宋元明清时代的“独立学派”。针对侯外庐学派的驳难,陈氏后来又于1997年对自己的观点加以补充,提出了一种新见:明清关学学者与张载之间虽无“师承”,却有“学承”。他认为,“在‘关学’及整个宋明理学的传衍中,每个理学家的学承,实际要比其师承更重要。”“自张载至李颙,代代学承不宗主一家,不各立门户,多能吸收融会各家之长,而不断丰富充实‘以躬行礼教为本’的关学特点”。⑨陈俊民的“关学”定义有其优点,一是视野比较开阔,二是与冯从吾同样认同历史上的确存在宋元明清关学这一史实,三是所提出的明清关学学者承接张载之学的方式为“学承”的看法很新颖,并具有启发性。然而陈氏的观点也有其局限:其一,把宋元明清关学从整体上视作由张载创立的一个“独立学派”,对明清时期由于跨地域学派乃至跨国文化的影响导致关学的学派分化现象认识不足;其二,作为学术承接的“学承”,是针对后世关学与张载之间有无“师承”提出来的,但全面审视关学学派存续的历史过程,其实是既有学术传播,又有学术承接的,学术的传与承这两方面缺一不可;其三,未能具体分析明清关学发生学派分化后各派与张载之学的“学承”关系的复杂性,把明清关学对张载之学的“学承”判准仅归结为“躬行礼教为本”一条,而未能看到落实“学承”的关键在于依据张载之学的丰富内容梳理出系统的衡判标准。应当看到,虽然明清关学与北宋张载关学之间的确存在着“学承”关系,但明清关学各派对于张载之学的“学承”毕竟有或强或弱、或明或暗的差异,必须依据系统的衡判标准,诉诸具体的实证论析,从而避免把研究工作简单化。另外,陈氏还把关学历史的演变脉络纳入黑格尔辩证法“正反合”的大小“逻辑圆圈”格套⑩,这与关学演化的实际进程很难吻合。
  第三种观点的代表是张岱年、赵吉惠等学者。张岱年在给陈俊民所著《张载哲学思想及关学学派》一书撰写的序言中指出:“所谓关学,有两层意义,一指张载学说的继承和发展,二指关中地区的学术思想。明清时代,关中地区的学者在一定程度上都接受了张载的影响,但也有一些复杂情况。张载学说有两个最重要的特点,一是以气为本,二是以礼为教。”(11)二十一世纪初,赵吉惠在此基础上把“关学”概念的含义划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他说:“关学概念在历史上向来有广义与狭义两种不同理解与用法。广义的关学,泛指封建社会后期的陕西关中理学(儒学)”,而“狭义关学特指北宋时期以陕西关中张载为创始的理学或关学学派。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上册第十一章所使用的‘关学’概念多取其狭义”。(12)这里关于狭义关学的界定与侯外庐学派的观点一致,广义关学的界说则与冯从吾、陈俊民的看法接近。其实,将关学区分为狭义与广义两种意涵,不如对关学做如下区分:北宋关学是单一的独立的学派,明清关学则是多元的并生的学派。对于明清关学,一方面可以从统一性的角度整体地看,将其视作一个“大学派”;另一方面又可以从特殊性的角度分解地看,即在这一大学派当中又包含若干多元并存的“小学派”。狭义关学与广义关学的区分,虽然对关学史研究不无启发,但由于忽略了关学的学术传承问题,因而在如何运用自己的观点以发挥其在关学史研究中的方法功能方面,尚有待展开说明。近年,刘学智对狭义关学与广义关学加以综合,提出,关学是“与张载学脉相承之关中理学”。(13)这是一种有益的探索。与“学承”的说法相比,“学脉相承”这一表述显得更准确一些。但是,“学脉相承”的衡判标准究竟有哪些,应当如何发挥这一认识在关学史研究中的作用?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说明。
  第一种观点与第二种观点,实质上都把关学概念视作一个独立的学派概念,所不同的是,第一种观点把关学的下限定在“北宋亡后”,而第二种观点则把关学的下限定在清初。这两种观点之间还曾就关学的传承方式等问题进行过争辩。第三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调和前两种观点的角色。
  二、“关学”概念结构的三重维度
  全面深入地理解和诠释“关学”概念,对关学史研究具有举足轻重的基础作用。经过半个世纪以来的学术积累,今天理应对“关学”概念进行重新认识,进而对关学史的演化脉络做出更合理也更有效的诠释。新的“关学”概念构建,应能涵盖古今既有观点的优长,并克服其缺陷;还应能从新的方法学入手,进行多维度的探究。
  前苏联研究世界文化史的著名学者古列维奇(A. J. Gurevich)在论及时间、空间范畴时指出:“无论是在实际生活中,还是在思想中,人们都以这些基本范畴为指南来构建自己的世界图景。”(14)受此启发,本文将时间、空间范畴纳入“关学”概念结构,作为其中的两重维度。由于这里讨论的是特定学派的概念结构,而学派不能不涉及学术传承,因而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之外,有必要补充“学传”维度,作为“关学”概念架构的第三重维度。“时间”、“空间”和“学传”这三重维度,是“关学”概念的结构特征。
  学派作为特定的学术群体,是相当复杂的学术史现象。从学术史上看,从来没有永恒不变的学派,也没有始终独立存在而不发生分合变化的学派。因此,在考察关学的历史演化脉络时,应当综合运用“时间”、“空间”和“学传”这三重维度,进行具体论析。
  第一,关学概念的“时间”维度,指关学存续的时间范围。关学历史的上限,无疑开始于张载创建关学的北宋中期。对于关学历史的下限,学界则有不同的看法:有学者认为,清初关中大儒李颙(1627-1705年,字中孚,号二曲,陕西周至人)的思想是“向张载的归复”,这“表明关学思想开始终结”(15);另有学者认为,关学“终结”于清末儒者牛兆濂(1867-1937年,字梦周,号蓝川,陕西蓝田人)。(16)而本文则认为,关学的终结与其近代转型有关,关学近代转型的实现便意味着其自身的终结。据此,应当选择清末关学近代转型的完成者刘光蕡(1843-1903年,字焕唐,号古愚,陕西咸阳人)作为关学终结的代表人物。梁启超这样评价刘光蕡:“以宋明理学自律,治经通大义,明天算,以当时所谓新学者倡于其乡。”由此,“关学稍稍复苏矣”。(17)刘光蕡之学的突出特征是,与南方的康有为、梁启超互通声气,盛赞康有为领导的保国维新运动,积极提倡新学,并将新学纳入关学。因此,有研究者用“南康北刘”概括刘光蕡的学术影响和历史地位(18),这是很恰当的。梁启超认为刘光蕡提倡新学,这很准确;但梁启超以“复苏”关学概括刘光蕡的学术贡献,则不确切。本文不同意将李颙视作关学的终结者,一是因为其学兴盛于清初,虽然对宋明理学作了全面的总结(19),但毕竟“犹为旧学(理学)坚守残垒”(20);二是其学所含的近代因素不多,因而其人不足以作为关学近代转型的代表人物。牛兆濂在晚清关中儒学界的影响和地位都不及刘光蕡,因此将他视作终结关学的代表人物也不恰当。
  第二,关学概念的“空间”维度,指关中地域。“关中”之称,见于秦汉。但对其属地范围,则历来有不同说法。《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称,“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21)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解释说,“天下三分之一”,指秦未统一六国时的疆土。按照史念海的看法,“关中”指西自陇山、东至黄河的陕西中部。(22)关中始终是关学活动所依托的地域平台,而关学从一开始就是依托关中地域这一自然条件而存在的。无论对于北宋关学,还是对于明清关学,关学的空间维度这一地域要素始终都是稳定的自然地理条件。如果说关学的时间因素是一个变数的话,则关学的空间因素亦即地域因素对于关学而言便是一个常数。
  第三,关学概念的“学传”维度,指关学的学术传播和学术承接。古籍中所用“学传”一语,多作学术传播义。(23)本文旧词新用,将“学传”作为“学术传承”的省称。与关学的“学承”仅指明清关学对北宋张载之学的承接有所不同,关学的“学传”则包括张载之学的传播和后学的承接两个方面。全面地看,“学传”包括特定学派的学术渊源、学术传播、后继者的承接及其方式。具体言之,关学的“学传”指张载之学在明清两代的传播和后继者的承接方式,包括由明清关学学派分化所造成的学术传承对象的复杂化,张载之学被明清关学接受的程度以及衡判的标准等。
  应当特别强调的是,关学的存在并不是孤立的,关学在其演化流变进程中往往遭受跨地域学派乃至跨国文化的影响。因此,在将三重维度的关学概念作为研究关学史的方法模式时,还需要以多视角的观察加以配合。这里所谓多视角,主要指以关中地域范围为尺度而划分的两种视角:一是超出关中地域范围之外的宏观视角,二是限于关中地域范围之内的微观视角。
  首先,关于宏观视角。这是把作为地域理学的关学置于跨地域学派的影响下加以考察的角度,同时也是把关学置于晚明以降跨国文化影响下加以考察的角度。早在北宋时期,张载关学就受到二程洛学的影响,这是关学受跨地域学派影响的早期实例。当时,关学与洛学作为理学的两大学派保持了学术交往关系,二者在学术上是互相影响的。(24)至明清时代,关学在其演化进程中遭遇了来自关中地区以外其他地域学派的影响。例如,明代关学分别受到来自福建的朱子学派的影响,来自浙江的阳明学派的影响,以及源自广东的甘泉学派的影响。晚明关学甚至受到西学的影响,如王徵(1571-1644年,字良甫,号葵心,陕西泾阳人)的“畏天爱人”之学即受天主教的影响。清末关学大儒刘古愚这样评价王徵:“先生忠孝大节,彪炳寰区。不得以兼信景教,遂谓碍于关学。”(25)又如,清代关学除继续受跨地域的朱子学派和阳明学派的影响外,晚清还受到来自广东维新运动的影响,甚至遭遇西学思潮的冲击。清代关学受维新运动影响,已如前述;受西学影响,则可从李颙弟子杨屾(1699-1794年,字双山,陕西兴平人)那里看到。杨屾的学说“亦不鄙弃外教”,与王徵“相符”,故刘古愚对他“极力推崇”。(26)可见,与具有稳定性和特殊性的空间范畴亦即地域因素不同,时间范畴往往更具变动性和普遍性,它能够与跨地域学术或跨国文化共同构成时代思潮,从外部影响于关学;而关学则往往经由对时代思潮的取舍,导致关学发生学派分化现象,改变关学原有的单一独立学派形态,进而推动清代关学向近代转型。在此过程中,关学的学传对象及方式也不得不改变,从而导致了明清关学各派对张载之学的承接方式相当复杂多样。关学在其八百多年的演化历史中,虽然不断改变其自身形态,但冯从吾所谓“关中理学”这一基本性质却一直没有改变。以上宏观视角的运用,既有助于研究者对关学史演化背景的把握,也有助于彰显关学在接受时代思潮洗礼的过程中其自身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其次,关于微观视角。在考察明清关学的学派分化现象时,既需要运用上述宏观视角,也需要借助微观视角。微观视角,主要是对明清关学的次生“小学派”进行考察的角度。这里所谓“小学派”,特指明清时期依托关中地域范围之内的“小地域”而构建的学派。例如,《明儒学案》卷九立“三原学案”。黄宗羲称:“关学大概宗薛氏(瑄),三原又其别派也。其门下多以气节著,风土之厚,而又加之学问者也。”(27)此所云“三原”,指陕西三原县及周边各县,属于关中地域范围之内的小地域区分。三原学派包括三原王恕、王承裕父子,三原马理,朝邑(今陕西大荔县)韩邦奇,富平杨爵,蓝田王之士等。
  三、“关学”概念构建的方法意义
  有必要强调指出,上述关学概念架构的三重维度,只是为关学史研究工作提供了一个参照系统和框架模式,它并不能代替对关学史演化进程的诠释实践。这意味着,关学概念架构三重维度的方法意义必须落实于具体的诠释实践,而具体的诠释实践必须对关学史研究过程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作出有效而又圆通的回答。限于篇幅,这里只选择其中的三个问题加以回答。
  第一,北宋至明清的关学是不是一个“独立学派”?本文认为,对于这一问题必须进行具体分析,那种把北宋至明清关学从整体上视作由张载创立的一个“独立学派”的观点似难成立。北宋关学是张载创立的单一学派,在此意义上又可以说它是一个独立学派。但明清关学却并非单一的独立学派,其学派情况要复杂得多。相对于明清关学,我们还可以把北宋关学视作“原始关学”或“原生关学”,其创始人是北宋理学家张载,张载之学是此时关学学派传承的惟一对象。而相对于北宋关学,则可以把明清关学视作“次生关学”。所谓次生关学,是指产生于“后张载时期”的关学,具体指明清关学作为若干小学派的集合,无论其思想根源还是其传承对象都已经不再仅限于张载之学了。由于朱子学、阳明学、甘泉学或其他跨地域学说的影响,明清关学各派往往具有多重思想根源和多重传承对象。在明清关学各派的多重思想根源和多重传承对象当中,张载之学在不少学派中已然被弱化,已经不再作为各学派思想的主导因素了。以活动于明初关中地区的河东学派为例,其思想根源和传承对象主要是作为当时主流思潮的程朱学。河东学派的领袖吕柟(1479-1542年,字仲木,号泾野,陕西高陵人)除推崇朱子之外,尤其推崇程颢。另一方面,吕柟与张载学说之间也保持着某种程度的学术传承关系,但这种关系已明显弱化,就是说,吕柟所承接的张载学说在其整体思想中并非核心部分。例如,吕柟为学主张“隆师取友,变化气质为本”(28),并注重知识论的“德性”与“闻见”之辨(29),显然这都是对张载之学的继承。此外,由于明清影响于关中理学的跨地域学派的多样性等原因,导致了明清关学的学派分化现象,造成了关学学派的多元共存局面。例如,明代关学除前述河东学派外,还有以王恕、王承裕父子和马理等学者为代表、学宗程朱的三原学派,以及以冯从吾为代表、渊源于朱子学、湛(甘泉)门之学及阳明学的甘泉学派(30)等;在清代关学中,则有总结并综合程朱陆王学说的二曲学派,以及以阳明学为主并吸取新学的古愚学派。(31)从总体上看,在上述明代关学的三原学派、河东学派、甘泉学派,以及清代关学的二曲学派、古愚学派中,张载之学已变为各学派思想根源和传承对象的非主流因素。此时的张载之学,更多是作为关中地区的一面学术旗帜而发挥其感召力和影响力的。由北宋张载创建的关学,其演变不可能是直线上升的,其思想观念的演化是既有高潮也有低潮的曲折过程。明清关学具有多学派共存于关中地域的显著特点,这与北宋张载关学作为单一独立学派的形态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第二,衡判明清关学各派对张载之学的传承,其标准是简单的一条或两条,还是由综合性的多类多条标准构成的系统?本文认为,问题的答案应当是后者。这一由多类、多条标准构成的系统,大致可分为张载的思想学说、张载的学行作风、张载的志报理想、张载的精神特质、张载的价值观念等不同类别。其中,对于张载的思想学说和学风可归纳为“学术传承”,其他类别则可称为“精神传承”或“价值传承”等。在每一类别之下,又可再加细分,例如,在“学术传承”类别下,可再细分为多条判准,包括“太虚即气”的宇宙生成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人性论、“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的知识论、“变化气质”、“知礼成性”的功夫论、《西铭》的仁孝伦理观、“以礼为教”的教育哲学和政治哲学等等。(32)又如,在“精神传承”之下,则包括重视“力行”的实践精神、“学贵有用”的实学精神等判准。明清关学各派传承张载的学说、理想、精神或价值,其间的关系相当复杂,程度也有强有弱,甚至存在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三原学派的王恕、马理很少言及张载的现象。(33)以上衡判标准系统的建立,有利于对张载之学的学术传承研究从简单化的思路中摆脱出来。
  第三,是否存在一个统一的能够有效解释从北宋关学至明清关学的关学概念?在本文看来,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北宋关学与明清关学之间,虽然有其统一性,但毕竟又有明显的差异性,故对二者应当有所区分。北宋关学与明清关学二者的差异性,已如上述。而北宋关学与明清关学二者的统一性,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从空间维度看,二者显然都依托于关中地域。其二,从学传维度看,明清关学中的若干次生小学派,例如三原学派、河东学派、甘泉学派、二曲学派、古愚学派等,在不同程度上仍然受到张载之学的影响,仍然以张载之学作为本学派的传承对象。其实,冯从吾的关学定义和后来所谓“广义关学”,都更多是以北宋关学与明清关学之间的统一性为依据的。在此意义上,将北宋关学与明清关学视作一个整体,泛称作“关学”,亦无不可。但是,这一泛称无法满足对北宋至明清的关学演化史做更具体、更有效分析的要求。长期以来,有不少学者都在谋求一个能够涵盖宋元明清各代“关学”的统一定义,其实这是一个误区。与北宋张载关学作为单一的理学学派不同,明代关学在朱子学、阳明学、甘泉学以及西学等时代思潮的影响下,呈现多学派共存的格局,包括三原学派、河东学派、甘泉学派,以及以王徵为代表的关学别派;清代关学则在维新运动和西学的影响下逐渐完成了向近代的转型,从而终结了关学。这样,就形成了关学历史演化的三个阶段,即:北宋张载创建关学阶段、明代关学学派多元共存阶段、清代关学近代转型阶段。在这三个不同阶段的关学之间,是有较大差异的。基于从北宋关学至明清关学三个阶段之间的差异性,我们对不同时代的“关学”不应当满足于使用泛称,将其统称为“关学”;而应当使用特称,将其分别称为“北宋关学”、“明代关学”、“清代关学”。这可能更符合北宋至明清关学演化脉络的实际。
  注释:
  ①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上),第十一章《关学学风与张载的哲学思想》,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②五十多年来的关学史研究,主要集中于北宋张载关学至明清关学的演化,而元代关学的研究则几乎是空白。由于缺乏元代关学研究的经验积累,因而本文的关学史讨论仍将聚焦于北宋及明清关学,对元代关学暂时存而不论。
  ③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六《士刘诸儒学案》全祖望案语,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61页。此外,南宋末年的黄仲元(1231年-1312年,字善甫,号四如)在所撰《四如集》中,较早言及后来广泛流传的宋代理学四大学派“濂洛关闽”。这一说法当中所谓“关”,指“关学”。
  ④冯从吾:《关学编(附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卷首第2页。
  ⑤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上),第545页。
  ⑥龚杰:《张载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6页。
  ⑦方光华等:《关学及其著述》,西安:西安出版社2003年版。此外,侯外庐学派的后继者近年还承担了国家出版总署以《关学文库》为题的大型文献整理研究项目,其中既包括北宋张载关学文献的整理研究,也包括元明清关学文献的整理研究。
  ⑧陈俊民:《张载哲学思想及关学学派》,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28页;另参见陈俊民著:《三教融合与中西会通:中国哲学及其方法论探微》,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8页。
  ⑨陈俊民:《三教融合与中西会通:中国哲学及其方法论探微》,第236、237页。
  ⑩陈俊民:《张载哲学思想及关学学派》,第11、24、26、27、30页。
  (11)张岱年:《张载哲学思想及关学学派》序,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页。
  (12)赵吉惠:《论张载关学与明清实学》,收入葛荣晋、赵馥洁、赵吉惠主编《张载关学与实学》,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2000年版,第282、283页。
  (13)刘学智:《关学宗风:躬行礼教,崇尚气节》,《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第35-37页。
  (14)古列维奇(A. J. Gurevich):《中世纪文化范畴》,庞玉洁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6页。
  (15)陈俊民:《张载哲学思想及关学学派》,第26、28页。
  (16)刘学智:《张载及其关学研究的方法论与研究走向探析》,《唐都学刊》,2012年第28卷第5期,第4页。
  (17)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饮冰室合集》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7页。
  (18)任大援、武占江:《刘古愚评传》,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6-153页。
  (19)林乐昌:《论李二曲对宋明理学的总结》,《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2年第1期。
  (20)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收入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页。
  (21)司马迁:《史记》第10册,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版,第3262页。
  (22)史念海:《陕西在秦汉时期历史中的地位》,《文史知识》,1992年第6期。
  (23)王充撰《论衡》卷二八《书解篇》云:“位最尊者为博士,门徒聚众,招会千里,身虽死亡,学传于后。”
  (24)张岱年指出:“周(敦颐)、邵(雍)、张(载)似未互相影响,而二程则曾受周、邵、张之影响,就其思想学说观,实彰然显著。周最先卒,张、邵卒于同岁,后八年大程方卒,三十年小程方卒,是邵、张思想之完成年代先于二程甚远。”(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序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2页)
  (25)柏堃:《王端节公遗集序》,《王徵全集》附录四《序跋提要》,林乐昌编校,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年版,第447页。
  (26)同上。
  (27)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九《三原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58页。
  (28)吕柟:《泾野子内篇》,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49页。
  (29)同上书,第65页。
  (30)冯从吾少年时期即受阳明学影响,青年时期从甘泉弟子许敬庵学,其一生思想“一遵程朱家法”(《二曲集》卷七《体用全学》,第51页),并调停朱子学与王学。(冈田武彦:《王阳明与明末儒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76页)
  (31)徐世昌等:《清儒学案》卷二十九为李颙立“二曲学案”,卷一百九十一为刘光蕡立“古愚学案”,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
  (32)林乐昌:《张载哲学化的经学思想体系》,收入姜广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三卷(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24-573页。
  (33)吕妙芬:《明清之际的关学与张载思想的复兴:地域与跨地域因素的省思》,刘笑敢主编《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第七辑《明清儒学研究》,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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