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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儒家正义观探析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4-01-27 点击: 3334 次 我要收藏

  从中国哲学的发展中,政治哲学中的权威合法性是历朝各代所关切的重点。有学者指出:“中国哲学的特性在求现实人生的安顿,政治是人类生活相当重要的一面,中国哲人对这一面自然多所用心。他们所提出的最高人生理想是内圣外王,修养的德目不仅包含修身、齐家等私德,更揭橥治国、平天下的究竟目标。‘圣王’因此成了人伦的极致。”⑩

  从儒家对天命的理性反思,产生了意义的转换,以客观的“道”取代统治的“势”,至此王道的原始意义进入理性的转换,正义的理念从最古老的天、君德与人民三者转向君德与保民。天命的标准是统治者之德行是否能行仁政,而德行的基本内涵即在于爱民、保民,透过道德约束君王,只要君王能爱民、保民,便能获得和享有天命,维持其统治,其统治的合法性从而也获得保障。此种合法性的观点,蕴涵了“理性精神与道德精神”,亦具体出现在孔子“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同上)等的具体论述中。鲁哀公为政治权威的丧失、政令不能畅行而深感烦恼,他问孔子:“何为则民服?”孔子的回答是:“举直措诸枉,则民服;举枉措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这说明正义的道德是使人心服的最终根据。儒家从孔子的德治主义开始,经孟子的仁政思想而到荀子的绝对圣王等合法性统治的观念,确立了君王以本身德行达成养民、教民的目标这样一种正义观和统治合法性的思想。儒家认为这样的方式是最有效的,所建立的统治也是最为稳固的。应当说,儒家学说中的此种道德精神,即在治道之术中体现政道的道德性与指导性的取向,在今日时代依然有其意义。

  如果理性被认可为近代以来追求现代化的指标之一,我们自不能背离此一原则。吾人观察儒家哲学,不难发现其中具有浓厚的理性精神,此种精神在孔、孟、荀三子的思想中亦有充分的展现。因此,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理性精神与道德精神自不能予以忽视,不仅要保存此种哲学智慧,更要发挥其影响力,是为此一转化过程中不可偏废的课题。

  (二)儒家重视人的内在关系性,但更重视外在客观制度的建构

  中国文化肯定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人和天之间有内在的关系,能够彼此相互感通,因此人间才能有仁爱,社会、宇宙才不致分崩离析,而能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此种内在的统一性,又源自于对人格完美性的追求。

  西方自近代科学发展以来,皆认为关系是外在的,可以透过理性的结构予以机械性地控制。而透过知识方法所证明的种种理性的结构,便是用来管理这种外在的关系。为此,西方文化重视科技的规则性和效率性,以及社会制度的客观性和合理性,目的是为了达成控制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外在关系。在西方科学观和社会观之中,自然界的、社会的组成及结构,皆源自于外在关系而形成。中国文化则不然。中国文化一向重视个人、万物乃至于天,认为他们皆属于内在的联系,可以相互交感,正义的精神可以贯穿天、地、人。《易经.咸卦.彖辞》说:“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说明天地交感,圣人感人心,由相互感通可见万物之情。正义并无私偏,亦当有其普遍性的价值。儒家主张仁义道德,亦是指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天之间的一种完全自觉的、纯粹无私的、本体上的感通。因此,内在的正义脉络,应可直通外在的社会结构与制度。

  但是,此种内倾的文化,亦有其盲点,如比较不重视科技控制之价值,因而未能产生西方近代型的科技;比较忽视社会制度中的客观性与合理性,因而法治迟迟未能建立,人治色彩浓厚;比较忽视制度化的宗教,因而一直没有产生类似西方的基督教,而佛教虽已中国化,但已发展至“人间佛教”,其所重视的是内化于人心的格律,而非诉求超越意义的绝对性。对于离开个人道德领域之外的群体秩序与正义的善化,往往形成冷漠生活世界中的“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自我价值冲突,对种种伦理乖违往往视而不见。

  今天,西方科技已经产生出许多违背人性、破坏自然生态的弊端;法治制度、程序化、官僚化,缺乏人性的彼此感通;宗教形式化,失去内在虔诚而虚有其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文化若能发挥其内在感通之优点,加强传统隐而不彰的正义关怀,辅之以建构外在制度面、客观性的科技与法制,必能内外相合、平衡发展。

  (三)公平与正义的有机连结,超越个人道德意识与内倾文化之局限

  由个人正义到群体正义,是儒家所欲展开出来的视野与格局,这也是重德文化的儒家之特色。劳思光先生在评析儒家价值与现代文化的意义时,曾说过这样一番话:“作为一个观念讲,它的内容是:承认超利害的价值规范;作为一种风气讲,它的内容是:鼓励人们对价值共同规范之遵守,即对利害之轻视。这种观念与这种风气,是儒学的根本要求,也是对治现代文化病态的主药。”(11)儒家由重德文化出发,要求人们的道德生活植根于道德意识,而道德意识之产生,系来自于以自觉心为根源,而非诉诸外在的权威或存在。孔子对人的普遍性要求是“为仁由己”,孟子提出了“四端”说和“尽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者知天”的路径,这是一种以自觉心走入内向超越的取向,与西方外在的超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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