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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儒家正义观探析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4-01-27 点击: 3362 次 我要收藏

  相对于西方哲学对于正义(justice)的理解①,中国哲学所关切的正义议题,显示出不仅强调个人道德意识,抑且落实在政治的终极关怀方面的独特性。西方哲学在古希腊时代,将公平正义设想为一种美德,视为一种人格特质,正义被认为与友善、博爱、仁慈、慷慨、同情等概念不同且更为重要,并且广泛地被认为是代表“社会和谐”与“神圣命令”的涵义。

  二、价值根源与理想社会的呈现

  先秦儒家的正义观,可溯本推源至《尚书》。《尚书》记载,在殷、周之际人们的观念中,政权稳固与否乃至政权的转移,取决于“天命”。这个论点证明,对神秘宗教氏族神的信仰是否虔诚与政权是否能够维持并无必然性的联系,而是取决于超乎氏族神之上的至上神。在周人所获得的天命观中,天命系护佑万民而非专佑一家的。曾春海教授曾经指出:“赏善罚恶乃天命的道德本质,前者属天命不偏不私的博爱特征,后者表示了天命是无上正义的根据。”②因此便有了“天命靡常”、“帝命不时”的观念产生,如所谓“为天监下民,典厥义”(《尚书.高宗肜日》)。由此,天命之意涵进入另一层面,即“天命有德”(《尚书.皋陶谟》)。是否“有德”,遂成为能否持有统治之合法性之关键。周人综合周文王个人的道德修为与其政教方面的良政,形成了“天命在王德”的概念。此处之“王德”包含了各种政教作为方面的善、善行、应然的行为及施予人民的一切恩泽与奖赏。如是,天是大公无私的,其大公无私性就表现在绝对正义上,而人君是否能受此天命,则端视其行为是否符合绝对正义的要求。

  儒家的创始者孔子,其生活的年代正值中国历史上大变迁的乱世,他所关切的议题是围绕着人的生命意义与价值而发,并由此发展至有秩序的社会制度层面的构想。孔子从对“周文”的肯定出发,有“全面安排人间秩序”的高度期待,以“重建人文价值”为目的,这样的主题关切之切入点是从个人的道德内涵的充实入手,因而有了如下的评价:“孔子的对治之道根本上是一种‘返本救弊’的取向,他的思想基础是奠定在周文王背后的那种结合伦理与政治为一体的理念上,这就是‘道’。‘道’以‘德’为内容,以‘礼’为形式。德之本在仁,以仁含摄众德。”③因此,思考儒学的基本意向与其发展性的议题,借用劳思光先生的见解,即可清晰地把握“正义”问题的脉络。劳思光先生认为:“孔子生当周室衰微之际,其时周之礼制已经失去规范力;社会中各阶层的人,都随着自己的野心和欲望而行动。整个趋势可说是古文化崩溃的趋势。孔子幼年习礼,很早即自觉到人生必须有一‘秩序’,所谓文化的意义,在孔子看来,即在于秩序之建立及发展。因此,面对秩序之崩溃,孔子的基本意向即是要将生活秩序重建起来。这种秩序,具体地说,即是制度;抽象地说,则可以包含一切节度理分在内。”④

  “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是孔子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而发出的赞叹。如果这是他所认为的价值理想之所托,必然地我们应把握其珠玑字语所流露出的一种理想国度的描绘。曾春海教授即从人性的角度剖析了孔子对此方向之肯定:“孔子深植了对人性的信心,他坚信人性中潜藏着一种能创造价值活动的存有。人类能锲而不舍地固执之,以发用在生命活动中,则能承先启后地接续人类在历史活动的脉络中所创造出来的文化生命,且能层层推进整体人类的进步,丰实人文生命的内涵及意义。”⑤

  孔子所创立的儒学,有其内在的性格及契悟礼乐形式的内在生命之反思。它以仁为基础,以合礼为原则,以伦理结构的正名达成稳定的秩序为手段,追求建立一个伦理性、道德性的理想社会。虽然孔子看到的社会是周文崩解的实然情境,但是透过他深刻的反思,进而摹画它的蓝图;虽然孔子不是用“社会正义”的概念来描绘他所追求的目标,但是他想要重建一个理想社会秩序的过程,即是在追求“社会正义”实现的过程,其中包括:正名循礼、位阶界定、角色扮演、规范遵循等。在重建社会秩序的主张方面,包括家庭秩序与社会秩序的重建,这皆是从修身做起。儒家所欲建立的“正义的社会”即是实现了“道”的社会。《礼记.礼运》中所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样的理想世界是儒家的正义价值的实现,也是追求一个以人为本的价值所欲实现的“善”。儒家的教化与论述,正好是依循这样的价值取向。

  三、孔、孟、荀的正义观

  (一)孔子的正义观

  《论语》中对于“正”与“义”的阐述,不见将二字连用,而《论语》的重点乃是落在“义”上,并且二字可以互相含摄。在《论语》中,孔子对“义”有如下的论说:“喻义”、“好义”、“闻义”、“徙义”、“行义”、“义以为上”、“义之与比”、“义以为质”等等,这是把“义”看作是面临富贵贫贱、穷困患难、辞受取予、出处去就时所应遵守的原则。但何谓“义”?“义”的内涵为何?《论语》没有直接定义其意涵,起初是指“以时使民”的观念,泛指使民以时而不扰民。但进一步言,有如下之意涵:

  1.从义利对举之形式证成权衡判准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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