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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老子的“精英意识”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4-01-27 点击: 4442 次 我要收藏

  在各诸侯国为实现广土众民、富国强兵、一统天下的目标而频繁发动战争的春秋战国之际,老子提出了自己“绝对反战”(51)的主张。老子的“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于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居,楚棘生之”(《老子.第三十章》),“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裕(‘裕’即‘道’(52))者弗居。……兵者非君子之器也,兵者不祥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勿美也,若美之,是乐杀人也。夫乐杀人,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杀人众,以悲哀之。战胜,以丧礼处之”(《老子.第三十一章》)等等,均是在战事剧烈的春秋战国之际对战争否弃的最到位、最有力、最能切中要害的话语,因而是反战的最强音。正如陈荣捷所言,“他思想之激烈,批评之严厉,是我国思想史上所未有的。他说‘战胜以丧礼处之’,实际上比孟子说‘善战者服上刑’更是悲痛”(53)。老子之所以能够发出这样的批判声音,与其对成为战争的工具截然相反的“自然”——因而“本真”(“自为”而非“他为”又是“自然”和“本真”最为具体和核心的内容)的“人”的存在方式的热切向往和矻矻追求密切相关。这同时能够说明老子解构性质的批判是以建构性的“人之自为”为基础和参照的,这就使老子的批判更能切中要害,也更具建设性。

  在战争频仍的时代却绝对反战,同时坚定不移地强调“人”和“人之自为”的价值(“自为之人”才是严格意义上的“人”),表明老子把对“人”的尊重和关爱这样具有恒久和绝对性质的价值置于了广土众民、富国强兵这样暂时性的价值之上,这当然突出体现了老子的民众立场,这种民众立场同时也是其“精英意识”的充分展现。反之如欲使战争正常进行并最终取得胜利,就必须贱化“人”和“人”的生命,必须把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转化/异化为一台强大的战争机器上的微不足道的小小零件,转化/异化为实现在上者所确定的某个“伟大目标”的工具和手段。

  始终不渝地强调“人之自为”突出体现了“精英”的民众立场,而普通民众“自为”的根本前提,则是在抑高举下的“天之道”的参照和引领下极力贬抑在上者,努力使人们认识到不存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圣贤。既然不存在全知全能的圣贤,那么在上者自己主动自觉地“无为”而任民众“自为”、甚至任“不善者”“自为”才是最为明智的选择,也只有这样方能最终“得善”。

  老子认为作为万物之母的“道”尚刻意向“下”且以此来使“万物归宗”(54),对天地万物的出生长养起了关键作用的“道”尚且谦退低调,它客观作用极“大”却刻意使自己以“小”为归趋(55),那么以“道”为依归、相对“道”微不足道的“人”(老子讲“道”、“天地”、“自然”等,最终还是在讲“人”)当然应主动自觉地努力向“下”,努力趋向“小”、“贱”、“雌”和“弱”(56),并以此赢得他人的认同(57)。也只有在上者谦退低调,努力向“下”,努力趋向“小”、“贱”、“雌”和“弱”了,普通民众才有了“自为”的余地和可能。

  老子不仅把寻常“侯王”等往低处拉,也把少数“精英”往低处拉,以使“精英”更加谦退低调(58)。如《老子.第二十二章》(本章采用王弼本)强调的是“圣人”的谦退低调即是其“抱一”的具体表现,“抱一”最终就能够“为天下式”,即通过自我贬抑来修养自己,同时榜样天下,这也是“镇”和“辅”的具体方式和进路;《老子.第十五章》的主调是“精英”的犹犹豫豫、小心谨慎、谦退低调;《老子.第二十八章》的主旨也是“精英”的谦退低调,“精英”知道自己的“雄强”,自己的非凡,但却看淡自己“雄”的一面,而看重自己“雌”的一面并主动自觉地凸显这一面。这同时也说明不以“雌”为约束和规定的“雄”不是正面之德性,而更重视更趋向“雌”,方能最终归向“朴”;《老子.第二十九章》的“物或行或随,或嘘或吹,或强或羸,或培或堕。是以圣人去甚,去泰,去奢”,既针对“在上者”而言,也针对少数“精英”而言。它既有自我修养的内容,也有以“因循人性”(59)为重要环节的无为而治、任人自为之义,其基本指向是在上者和“精英”在谦退低调的基础上贬抑自己、抬升民众。如果能够切实地“因循人性”,尊重人之“本然”,就不可能要求民众“为国献身”,使民众成为富国强兵的工具和手段了。

  老子提出“太上,下知有之”(《老子.第十七章》),即“谓最好之世,下民仅知有一君之名目而已,意谓过此以外,即无所知也。盖老子之意,以为至德之世,无事无为,清静自化。君民之间,除仅相知以外,毫不发生其他关系。古代所谓‘帝力何有于我’,《老子.第八十章》所谓‘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皆指此种境界而言,此即老子‘圣人之治’也”(60)。只有真正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才能把“下知有之”看作是最为“理想”的“太上”状态,而一切在上者肯定不会满足于“下知有之”,他们至少会追求“亲而誉之”——当然使民“畏之”则更好,因此一切追求以各种方式(包括要求在上者率先“亲民”)来使民众对在上者“亲而誉之”的人,均程度不同地站在了统治者的立场上。《老子.第六十三章》的“图难乎其易也,为大乎其细也”,“即下章所谓‘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亦即《老子.第三章》所谓‘不尚贤,使民不争’”(61),这些内容与《老子.第六十章》“治大国若烹小鲜”的主旨完全一致,它们强调的是良好政治的出现不需要、甚至力戒“史诗”般的举措,不需要、甚至力戒“宏大叙事”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这也说明一个政权、一个统治者“不做什么”,在其治下“没有发生过”什么大规模的人为灾难而非成就过什么丰功伟业,是这个政权、这个统治者相对还比较清明的最为重要的判断标准,正如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太平盛世恰恰是没有发生过巨大的人为灾难而非成就了了不起的丰功伟业的时代,反之雄才大略的帝王建立起丰功伟业的时代往往是民众活得最不像“人”且很难活下去的时代。老子显然主张应把政治搞简单而非搞复杂,搞容易而非搞艰难,在老子看来,一旦热衷于“史诗般”的建构,一旦预设必须克服各式各样的重大困难方能赢得光明的未来,就必然要劳苦和折腾民众了,就必然要把民众作为实现某个“伟大目标”的工具和手段了,所以老子上述平淡无奇但却切中要害的政治主张是以民众立场为支撑的,正如以“人之自为”为归宿的“无为”也体现出了鲜明的民众立场。

  蒋锡昌认为:“小邦寡民”一章“乃老子自言其理想国之治绩也。盖老子治国,以‘无为’为唯一之政策,以人人能‘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为最后之目的;其政策固消极,其目的则积极。曰‘甘其食’,曰‘美其服’;曰‘安其居’,曰‘乐其俗’;此四事者,吾人初视之,若甚平常,而毫无奇异高深之可言。然时无论古今,地无论东西,凡属贤明之君主,有名之政治家,其日夜所劳心焦思而欲求之者,孰不为此四者乎?”(62)笔者尚欲补充的是:只有在上者“消极”了,普通民众方能“积极”地“自为”(63),因此在上者的“消极”,就是结果最好因而最为“积极”的施政原则和政策导向,这大约就是老子“反者道之动”式的“辩证”。另外,“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既是对在上者的要求,也是对普通民众的要求。就老子对在上者和民众都提出要求的一面来看,其“精英”色彩十分浓重;就老子的要求最终对普通民众最为有利的一面来看,其“民众立场”则十分突出,这种“民众立场”同时也是“精英”特质的充分体现。

  有事实依据的“小邦寡民”之世(64)一去不复返了,正如“朴”必然要“散”为“器”一样(65),面对这种现实人们虽无可奈何,但现实中人仍应力争向“未散”之前的“朴”——即“道”处回归,“回归”的基本指向是实现“人”的“本真自我”,而实现“人”之“本真自我”的原则和方式则是在上者无为前提下的人人自为。所有“人”都“自为”了(老子的“自为”主要是针对普通民众而言),“圣人”的职责和使命也就实现了,“圣人”就算依从和回归“道”了,这就使得“圣人”的存在很“虚”而“自为”之“人”的存在很“实”,这也体现了老子以主动自觉地抬升民众同时贬抑在上者乃至“精英”为核心内容的民众立场。

  在贬抑在上者乃至“精英”的同时,老子并没有廉价地赞美民众(廉价地赞美民众往往是为了欺骗和利用民众),老子对民众偏离“正道”的可能性也有清醒理智的认识,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也不放心,所以认为有时也需对其进行必要的“镇”(“辅”往往与“镇”相通相合)。正如徐复观和刘笑敢所言,“老子所说的自然性质的自治,是要人民安于自己所应有的范围之内。若人民要离开自己所应有的范围之内,而有所竞逐(‘化而欲作’),也只在政治上不诱起人民的欲望,使人民保持无欲的状态(‘镇之以无名之朴’),亦即是使人民回归到自己的德上面”(66);“无名之朴的‘镇’实际是使人警醒,重新回到自然无为的立场上,化解大家的不满和过多的欲望。……本来欲望不满足,有了无名之朴的化解,心意满足了,就是‘知足以静,万物将自定’”(67)。笔者尚欲对徐、刘两位先生的论点作如下补充:其一,对普通民众偶尔偏离“正道”的行为的“镇”,突出地体现了老子的“精英意识”。其二,“无欲”是对所有的人的要求,更是对“精英”的要求。“镇”是以“精英”(68)的率先垂范——率先“无欲”、率先向自己的“德”的回归来引导民众的方式来实现的。其三,民众有可能犯错,其错误只能由“精英”以“镇”的方式来引导和纠正,但“精英”也有作为一个“人”必然具有的巨大局限,“精英”也会犯错,所以“镇”就必须符合“无为”的原则,即“镇”与采用强制、欺骗等手段来镇压和“引导”完全不同,它应该是一种温和的观念警示和行为引导,如果警示和引导的对象无动于衷,警示和引导的主体也只能悉听尊便。也只有这样,“镇”的副作用才会被减轻到最低限度,“精英”所必然存在的巨大局限才不会因为他们的“镇”而无限放大。其四,徐复观实际上在极力淡化“镇”这样具有一定“有为”性质的行为的“有为”色彩,这似乎曲折地反映了肯定“精英”的存在与主张“人之自为”的两难处境。即既要在原则上、在根本上肯定“人之自为”,但同时又不能无视普通民众事实上存在的缺陷与不足;既要“任”民众之“自为”,又要对他们偶尔偏离正道的行为进行引导和纠偏。而符合“无为”原则的极温和的、很难被明确感知到的、以尊重为前提的引导和纠偏正是解决这种两难处境的最佳选择。其五,民众的“自为”是老子思想最终的绾合点,是老子一切主张的最终目的,它居于绝对优先的地位,而“精英”对民众偶尔偏离正道的行为的“镇”则次要得多。“镇”是老子“精英意识”的体现,而“人之自为”则是作为“精英意识”更为关键的要素的民众立场的核心内容,两者在根本上并不矛盾,但所强调的内容有所不同,同时也有主次之分。

  只有当普通民众都能充分“自为”的时候,方能出现“圣人”“居前而民弗害也,居上而民弗重也。天下乐推而弗厌也”(《老子.第六十六章》)的景况,即始终以“道”为依归、以“无为”为原则、以“人之自为”为最终致力方向的作为“精英”的“圣人”已然“客观”地在精神境界、人格特质和社会地位等方面居于普通民众之“上”之“前”了,但在“主观”上这些最高层次的“精英”则始终主动自觉地保持低调,主动自觉地使自己低低在下而非高高在上,也只有这样,方能以自己精神和人格的感召等方式来“无为”地引领民众的“自为”,民众之“自为”在根本上也不受干扰和妨害,民众方能切切实实地感受到“圣人”“居前”、“居上”的“弗害”和“弗重”。另外,谦退低调即努力向“下”才能成为“圣人”,作为“精英”的“圣人”恰恰是以努力向“下”来凸显其非同寻常的“上”和“先”的。说它“非同寻常”,指的是这种“上”和“先”不是社会地位等意义上的“上”和“先”,而是精神境界上的“上”和“先”。作为“精英”的“圣人”,不刻意追求世俗寻常之人所普遍追求的“上”和“先”,结果却反而在精神境界和精神感受等方面“上”和“先”了。正如“无为”是“主观”自觉的价值选择和行为要求,“无不为”是“无为”自然而然、不期而然的“客观”结果,《老子.第三十四章》强调的是以“道”为准则为依归的“圣人”“主观”上“不为大”,“客观”上却最终“能成大”,这里的“大”,指的是“圣人”所成就的是使普通民众都能自然而然、不知不觉地充分“自为”的“丰功伟业”,及伴随着这种“丰功伟业”的成就所体验到的巨大的精神满足,而非在现实社会中高入云霄的赫赫地位,和乾纲独断、俯视众生所必然引发的睥睨一切的非凡自得。王邦雄提出“道没有自己,万物就在道的无为虚静之地,找到了自己”(69),实际上“道”也在“万物”“找到了自己”的时候“实现了自己”。同理,作为“精英”的“圣人”在“主观”上没有自己,但结果却在民众的充分自为中成就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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