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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主体性的彰显与弘扬——王阳明心学的政治哲学解读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4-01-27 点击: 3027 次 我要收藏

  相对于外在的约束而言,内心的善才是最大的善,而且动机善自然导致行为的善。诚然,对行为作“善”或“恶”的评价是一种价值评价,古今中外的哲人对“何谓善恶”有着不同的看法。动机善虽然未必会导致效果的善,但是相对于外在的一些仪节规定来说,动机善则仍然应该是第一位、应该被强调的。换句话说,即使动机善未必导致效果善,但动机恶导致效果善的可能性就更小,而且也不能被称为是真正的善。陈来先生对此评价到,更重要的是,气自即理”的命题表示:“仪节的周全并非至善的完成,动机(心)的善才是真正的善。”[9]此可谓非常中肯之论。

  王阳明将理都统摄于心中,这就将社会生活的一切都寄托在“心”上,心的善恶就直接影响外在行为,那么人性的差异就是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王阳明肯定“良知”是人本心的本来面目,不会因为圣愚、贤与不肖而存在差别,从而对心寄予了明确的肯定。在王阳明看来,人人心中都有良知,“不假外求”[7]14,而天理在人心,天理即是良知,这就把外在于人的天理转换成了人人具有的人类本性,因为人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因此,良知即是“未法之中”的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之所同具者也。虽然王阳明也注意到了个体智力、先天资质上存在差别,但在他看来,无论这些差别如何巨大都无法改变人们在道德上的平等,正所谓“无间于圣愚而人所俱备”,“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7]141,这透射出一种道德上的平等倾向。王阳明明确宣称:“圣人亦是学知,众人亦是生知。[7]247将圣人和众人置于平等的位置。所以,当弟子问“上智下愚,如何不可移”的时候,王阳明则从本体移向了对工夫的强调,他回答说“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肯移。”[7]100也就是说,在人之为人的道德属性上,上智与下愚是没有任何差别的,成圣的路径都是共同保有的,问题不在于是否拥有了先天性的良知本体,而取决于将良知本体达至或推行到何种程度。

  成为圣人就如同炼铸精金,虽然圣愚的资质有别,可是他们都相同地具有成为精金的可能,并且在炼铸精金的问题上不存在差别,每个人要做的都是直澄本心,廊现良知本体,在道德生活中完成致良知工夫。可以说在成圣、致良知上,圣与愚没有任何分别,心体的先天性保证了它的普遍性。虽然王阳明的目的无非还是要每一个人都去当洛守宗法伦理道德的“圣人”,但是这些言论足以刺激个体的主体意识的觉醒,足以动摇尊卑贵贱的等级原则。

  三、工夫论方面的弘扬

  王阳明通过对理的重新认识,将理都统摄于心中,并认为良知是心本来的面目,从而将人是否能够成圣又推至工夫论的层面。在王阳明著名的四句教中:“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由此可见,必须通过致良知的工夫,才能够回复和维护心本体的良知良能,这样他就将心、意、良知、正心融合在一个体系中。他将致良知看作一个个体自主的永无止境的扩充过程,在道德实践的每一事事物物上去澄明本心良知,并依良知本体而行,可以无失矣。由此,王阳明在工夫论方面也肯定了个人的主体性,从而将个人主体性的弘扬在本体和工夫两方面实现了统一。

  在朱熹那里,首先要通过格物,才能获得对外在天理的认识,然后才能对此采取行动。所以,在理学家那里,格物就是工夫。而王阳明则用“致良知”改造朱熹的“格物穷理”学,以正心来取代格物,从而将外在的天理搬到了个体的内心,将格物的工夫也收摄到心中。朱子格物说本于《大学》,王阳明虽然批评朱学,但又不违《大学》义旨,他所采取的方法就是重新训话“格”字:“格者正也。格其不正以归于正也。”[7]78这样,所谓格物就是正物而已。而在王阳明的思想体系中,所谓物也无非皆为心的外化,“心外无物”,因此“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 [7]329。这样的话,所谓格物就是正物,也就是正心而已,全部格物致知的工夫都只在通过正心即可。王阳明自认为,这种解释避免了朱学“析心与理为二”之弊。所谓的格物就只需要通过“为善去恶”的正心过程就能够实现,这才是格物的正途。在此基础上,王阳明用正心概括了儒家传统的修身理论,疏通了正心与修身、诚意、致知的关系。在王阳明看来,既然心是身之主宰,则修身只需在正心上下工夫,“主宰一正,则发窍于目,自无非礼之视;发窍于耳,自无非礼之听;发窍于口与四肢,自无非礼之言、动。”[7]327。而致知即“所谓人虽不知,而己所独知者,此正是吾心良知处”[7]327。也就是说,将自身的良知扩充到底,把善善恶恶之心落到实处,便是诚意。因而,致知为诚意之本,功夫到诚意,始有着落处。一言以蔽之,诚意、致知、格物等是“正心”的同一过程的不同表现。“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则谓之心;以其主宰之发动而言,则谓之意;以其发动之名觉而言,则谓之知;以其明觉之感而言则谓之物”[7]199。正心则是诚意、致知的出发点和归结点。

  因此,王阳明的正心学说就将全部的工夫都诉诸内求,同时正心的工夫也有助于保持心本体的本原,从而将本体与工夫合一,将内外融通。对人的“浑然与物同体”的本体存在不能以单纯理智、逻辑的方式加以理解,因而须在生活的真实中以亲切的功夫和当下的体悟证成本体。“功夫不离本体,本体原无内外”[7]235。这样,明本体的功夫,就是要把握住意志的那个本然指向,并在心体的流行中层层扩展开来,使那个受私意蒙蔽的良知本体不断透显出来,达于身心、知情在创造活动中的统一。这就是王阳明所倡导的“格至诚正”功夫。因而,通过反躬内求的致良知工夫,也可以使良知本体不被蒙蔽,这样,良知和致良知之间就是一种互为前提的关系,而贯穿其中的,则是对个人主体性的发掘和依靠。

  在中国传统思想家那里,他们全部政治理论的道德旨归都是要“治国平天下”。在王阳明这里,他将理收摄心中,致良知是治国平天下的逻辑起点,治国平天下则成为致良知实践的终极目的。王阳明在解释八条目时说,仅是一事而已。不难发现,王阳明将治平的理想首先寄托在正心之上,因此,阳明的哲学具有很强的内在化倾向,这也是后来东林党人对心学的诉病以及清谈误国评价的原因。但是,王阳明在建构体系时充分地注意到了良知学说归于空寂可能性的避免,从而将致良知做了符合儒家内圣外王成教的处理,“明明德者,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6]968在他看来,“天地万物一体之仁”才是人之为人的根本目标,吾之父、人之父与天下人之父与吾之仁为一体,父子、君臣、夫妇、朋友以至山川鬼神鸟兽草木皆与吾之仁为一体,内在的天理良知才能外化为社会纲常秩序,进而使国治天下平。这个人成学成圣的路径是清晰可见的,因此可以说,致良知教法乃至整个心学,都在试图解决这样一个成圣的问题。“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占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6]79这样就可以实现天下大治。王阳明的探讨集中在如何“公是非”、“同好恶”,进而达至良知和推行良知,并把此一切目的最终归结到视人犹己、视国犹家的“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实现上。

  由此可见,在王阳明的思想体系中,只有个体主体性的弘扬,每个人都从白身人手,才能达致天下太平,从而将治平的理想寄予个人主休性的良知与致良知上。因此,致良知绝非仅仅是寂然不动消极遁世的静坐澄心,良知是本体,致知是工夫,工夫是在本体的统摄下进行的,只有符合本然之知的工夫才能算得上工夫;同时,做得工夫方识本体,致良知的工夫是一个没有止境的过程,社会道德实践是它的必然指向和理论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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