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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东方西方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4-01-27 点击: 1052 次 我要收藏

21世纪将是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核心)复兴的世纪。现在世界上出现了许多影响人类生存前途的弊端,比如人口爆炸、大自然被污染、生态平衡被破坏、臭氧层被破坏、粮食生产有限、淡水资源匮乏,等等,这只有中国文化能克服,这就是我的最后信念。
我们有一种“天人合一”的理想,自先秦起就有,而且不限于一家,其后绵延未断。宋朝大哲学家张载有两句话,说得最扼要,最准确:“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与”的意思是伙伴,“物”包括动物和植物。我们的生活来源都取之于大自然,而我们不把大自然看作敌人,而看作朋友。将来全世界的人都必须这样做,然后西方文化所产生的那些弊端才能逐渐克服。
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根本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世界大势,昏昏然,懵懵然,盲目狂妄自大,以王朝大国自居,夜郎之君、井底之蛙,不过如此。现在读一读当时中国皇帝写给欧洲一些国家的君主的所谓诏书,那种口吻,那种气派,真令人啼笑皆非又不禁脸上发烧,心里发抖。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统治者,在殖民主义者面前,节节败退,碰得头破血流,中国人最重视所谓的“面子”丢得一干二净。他们于是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一变而向“洋鬼子”低首下心,奴颜婢膝,甚至摇尾乞怜。上行下效,老百姓也受了影响,流风所及,至今尚余音袅袅,不绝如缕。
我个人认为,鸦片战争是一个转折点,在这之前,西方人看待中国同那以后是根本不同的。在那以前,西方人认为中国是智慧之国,文化之邦,中国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令人神往的。
多少年以来,总有一个问题萦回在我的心中:什么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传统?几经思考的结果,我认为是爱国主义。我们是唯物主义者,不能说,中国人天生就是爱国的。存在决定意识,必须有一个促成爱国主义的环境,我们才能有根深蒂固的爱国主义。只要看一看我们几千年的历史,这样的环境立即呈现在我们眼前。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我们始终没有断过敌人,东西南北,四面都有。虽然有的当年的敌人今天可能已融入中华民族之中;但是在当年,他们只能算是敌人。
人类的衣食住行所有的资料都取自大自然,我们向大自然索取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怎样去索取?索取手段不出两途:一用和平手段,一用强制手段。我个人认为,东西文化之分野,就在这里。
我觉得,人类很注意衣着的款式,这无关天下的安危,可以不必去管。但是,人类在这一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智慧却低得令我吃惊。什么皮尔?卡丹,什么这国巧匠,什么那国大师, 挖空心思,花样翻新,翻来翻去,差别甚微。又来了我那句老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你等着瞧吧,到了三十年,肯定翻了回来。
我觉得,儒家伦理道德学说的重点不在理论而在实践。先秦儒家已经安排好了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大家所熟悉的。这样的安排极有层次,煞费苦心,然而一点理论的色彩都没有。也许有人会说,人家在这里本来就不想讲理论而只想讲实践的。我们即使承认这一句话是对的,但是,什么是“仁”,什么是“义”?
自己生存,也让别的人或动植物生存,这就是善。只考虑自己生存不考虑别人生存,这就是恶。
慈善可以是很高的层次,无私奉献,也可以有利己的目的,比如图个好名声,或者避税,或者领导号召不得不响应;为慈善付出的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少,可以是金钱也可以是时间、精神,层次很多,幅度很大,不管在什么条件下,出于什么动机,只要他参与了,他就开始了他的道德积累。所以我主张慈善不要问动机。
我觉得,思想家就是洞明世事,练达人情之人。他们不发玄妙莫测的议论,不写恍兮惚兮的文章,更不幻想捏成什么哲学体系。他们说的话都是中正平和的,人人能懂的。可是让人看了以后,眼睛立即明亮,心头涣然冰释,觉得确实是那么一回事。
中国历代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所谓“天子”,说皇帝是上天的儿子。这种说法对皇帝和臣民都有好处。皇帝以此来吓唬老百姓,巩固自己的地位。臣下也可以适当地利用它来给皇帝一点制约,比如利用日蚀、月蚀、彗星出现等等“天变”来向皇帝进谏,要他注意修德,要他注意自己的行动,这对人民多少有点好处。
我梦到,近几百年来,西方的科学技术给人民、全世界人民带来了空前的幸福;但是,其基础是“征服自然”,与自然为敌,因而受到了大自然的惩罚,产生了许多弊端,比如大气污染、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物种灭绝,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切盼到了21世纪能有所改变,能改恶向善。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以东方“天人合一”思想,济西方思想之穷,也就是说,人类必须同大自然为友,双方互相了解,增强友谊,然后再伸手向大自然要衣、要食、要住、要行。
前几年,我们中国学术界提出了一个口号: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这口号提得正确,提得及时,立即得到了全国的响应。所谓“弘扬”,我觉得,有两方面的意义:一个是在国内弘扬,一个是向国外弘扬。二者不能偏废。在国内弘扬,其意义之重要尽人皆知。我们常讲“有中国特色的”,这“特色”无法表现在科技上。即使我们的科技占世界首位,同其他国家相比,也只能是量的差别,无所谓“特色”。“特色”只能表现在文化上。这个浅近的道理,一想就能想明白。在文化方面,我们中华民族除了上面所说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外,几乎是处处有特色。我们的语言,我们的书法,我们的绘画,我们的音乐,我们的饮食,我们的社会风习,我们的文学创作,等等,哪个地方没有特色呢?
我们过去曾实行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拿来了许多外国的好东西,今后我们还将继续去拿。但是,为了世界人类的幸福和前途,不管这些“天之骄子”们愿意不愿意来拿我们中国的好东西。我们都要想方设法实行“送去主义”,我们要“送货上门”。
中国的博士和西方的博士不一样。在一些中国人心目中,博士是学术生活的终结;而在西方国家,博士则只是学术研究的开端。
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中国的知识分子上进之途只有一条,就是科举制度。这真是千军万马,独木小桥。从考秀才起,有的人历尽八十一难,还未必能从秀才而举人,从举人而进士,从进士而殿试点状元等等。最有幸运的人才能进入翰林院,往往已达垂暮之年,老夫耄矣。一生志愿满足矣,一个士子的一生可以画句号矣。自从清末废科举以后,秀才、举人、进士之名已佚,而思想中的形象犹在。一推行西洋的教育制度,出现了小学、中学、大学、研究院等等级别。于是就有人来作新旧对比:中学毕业等于秀才,大学毕业等于举人,研究生毕业等于进士,点了翰林等于院士。这两项都隐含着“博士”这一顶桂冠的影子。顺理成章,天衣无缝,新旧相当,如影随形。于是对比者心安理得,胸无疑滞了。如果让我打一个比方的话,我只能拿今天的素斋一定要烹调成鸡鱼鸭肉的形状来相比。隐含在背后的心理状态,实在是耐人寻味的。
在中国当前社会中,封建思想意识仍极浓厚。在许多人的下意识里,西方传进来的博士的背后隐约闪动着进士和翰林的影子。
我觉得,德国人很聪明,他们有一个词儿notluege,意思是“出于礼貌而不得不撒的谎”。一般说来,不撒谎应该算是一种美德,我们应该提倡,但是不能顽固不化。假如你被敌人抓了去,完全说实话是不道德的,而撒谎则是道德的。
中国管大自然或者宇宙叫“天”,而印度则称之为“梵”(brahman)。中国人的“人”,印度称之为“我”(Atman,阿特曼)。总起来看,中国讲“天人”,印度讲“梵我”,意思基本上是一样的。印度古代哲学家有时候用tat(等于英文的that)这个字来表示“梵”。梵文tatkartr,表面上盾是“那个创造者”,意思是“宇宙的创造者”。印度古代很有名的一句话tat tvam asi,表面上的意思是“你就是那个”,真正的涵义是“你就是宇宙”(你与宇宙合一)。宇宙,梵是大我;阿特曼,我是小我。
自从人类有历史以来,共形成了四个文化体系:一、中国文化;二、印度文化;三、从古代希伯来起经过古代埃及、巴比伦以至伊斯兰阿拉伯文化的闪族文化;四、肇端于古代希腊、罗马的西方文化。这四个文化体系又可以划分为两大文化体系: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前三者属于东方文化,第四个属于西方文化。两大文化体系的关系是“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
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西方的思维模式是分析的。勉强打一个比方,我们可以说,西方是“一分为二”,而东方则是“合二而一”。再用一个更通俗的说法来表达一下,西方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东方则是“头痛医脚,脚痛医头”,“即见树木,又见森林”。说得再抽象一点:东方综合思维模式的特点是,整体概念,普遍联系;而西方分析思维模式则正相反。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在西方文化主宰下,生态平衡遭到破坏,酸雨到处横行,淡水资源匮乏,大气受到污染,臭氧层遭到破坏,海、洋、湖、河、江遭到污染,一些生物灭种,新的疾病冒出等等,威胁着人类的未来发展,甚至人类的生存。这些灾害如果不能克制,则用不到一百年,人类势将无法生存下去。这些弊害目前已经清清楚楚地摆在我们眼前,哪一个人敢说这是危言耸听呢?
我的意思并不是要铲除或消灭西方文化。不是的,完全不是的。那样做,是绝对愚蠢的,完全做不到的。西方文化迄今所获得的光辉成就,决不能抹煞。我的意思是,在西方文化已经达到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把人类文化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既然能搞“西化”,为什么就不能搞“东化”呢?
我的基本观点是:第一,汉语语法的研究必须改弦更张。第二,《中国通史》必须重写。第三,《中国文学史》必须重写。第四,中国文艺理论必须使用中国国有的术语,采用同西方不同的判断方法,这样才能在国际学坛上发出声音。第五,中国美学研究必须根本“转型”。第六,我认为,西方的基本思维模式是分析的,而中国或其他东方国家的则是综合的。第七,西方处理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的“征服”手段是错误的;中国的“天人合一”的观点是正确的。第八,西方的科学技术,在为世界人民谋福利的同时,产生了众多弊端甚至灾害。现在如仍不悬崖勒马,则人类生存的前途必受到威胁。第九,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侈谈东西方文化,已经颇有些年头了,这违反我的天性,已如上述。但是既然已经走上了这一条路,我还要走下去的。特别是对东西文化之差异处,我仿佛害了“差异狂”,越看越多。没有办法,事实告诉我是这样,我只有这样相信,我这个“半瓶醋”晃荡了这样许多年,醋是否减少了一点,或者增加了一点呢?我看不出。我只是相信,如果醋增加到装满了瓶子,那就没有晃荡的余地,想晃荡也不会出声。反之,如果醋减少到了一滴不剩,那么,瓶子里只剩下了空气,同样是不能出声。我看而且也希望,我这个“半瓶醋”,永远保留半瓶,给永远晃荡下去提供条件和基础。
我的总印象(只能算是印象)是:近代美学在中国是一个“舶来品”,中国近现代的美学家过多地倚靠、信任、追随西方美学家,亦步亦趋,甚至拾人慧牙。他们似乎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中国人心目中的美同西方人不完全一样。作为一个中国美学家,首先应该研究中国的美,这是责无旁贷的事。
西方的美重点在眼睛和耳朵,他们美学家研究的对象重点是音乐、绘画、雕塑等等。中国的美则涉及眼、耳、鼻、舌、身等五官。
“美”这个字,根据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汉英词典》,英文是beautiful, pretty, good, very satisfactory, be pleased with mersely。其中最重要的是前二者,都与眼睛有关。因为中国有“美酒”、“美食”、“美餐”等等一系列与舌头有关的说法,不得不加上good一个解释。“美酒”只能译为good wine,“美食”、“美餐”只能译为good food或tastyfood 和table delica-cies,决不能译为beautiful food。这只是一个极其简单明了的例子,其他的例子还有不少。总之,中国人的与西方人的“美”不完全相同。中国的美学家研究美学,决不应忘记了自己。换言之,中国美学家不应当囿于眼睛和耳朵,而应当延伸到五官,其中最主要的是舌头。
中国的“味”和印度的nasa,涵义或引申义并不相同,但是,二者都同出于舌头,而不像西方那样审美对象只限于眼之所见和耳之所闻,其中必有原因。
西方文论学家企图把一篇文学作品加以分析、解剖,给每一个被分析的部分一个专门名词,支离繁琐。而东方的以中国文论家为代表的文论家则从整体出发,把他们从一篇文学作品中悟出来的道理或者印象,用形象化的语言,来给它一个评价,比如“清新庚开府,俊逸鲍参军”,对李白则称之曰“飘逸豪放”,对杜甫则称之为“沉郁顿挫”,如此等等,例子不胜枚举,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论话语,想把它们融会在一起,不亦难乎!至于这两种话语哪一个更好,我无法回答。我是不薄西方爱东方,就让这两种话语并驾齐驱,共同发展下去吧。
王静安《人间词话》说:“‘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这类有关“炼”字的论述,古代文论中极多。西方写散文和写诗,使用的词儿有时也会不相同的,其中也有“炼”的意味,但不像中国这样严重而已。在中国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来,仅就大家所熟知的例子就有“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绿”字,可以说:著一“绿”字而境界全出。“先生之德,山高水长”改一个字,把“德”改为“风”,则意味迥乎不同。至于“池塘生青草”这样传颂千古的名句,若译为西文,则必平淡枯燥,让西方人大惑不解。唐代王维的诗,与此句有相通之处。我个人认为,这是中国诗歌与禅趣密切相联的表现,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一落言筌,立即失色。
中国这些话语,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很笼统,很不确切,有人可能认为是不“科学”——我坦白承认,我从前就属于这类人——很模糊。我现在却认为,妙就妙在模糊上。模糊能给人以整体概念和整体印象。这样一来,每个读者都有发挥自己想象力和审美能力的完全的自由,海阔天空,因人而异,每个人都能够得到自己那一份美感享受,不像西方文论家那样,对文学作品硬作机械的分析,然后用貌似谨严、“科学”的话语,把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牵着读者的鼻子走,不给读者以发挥自己想象力的自由。如果给点自由的话,也决不会太多。
当年鲁迅主张“拿来主义”,我们现在要在拿来的同时,大力张扬“送去主义”。你不来拿,我偏要送给你,但送之必有术。其术首先认真钻研我们这一套植根于东方综合思维模式的文论话语,自己先要说得清楚,不能以己之昏昏昭昭;其次则要彻底铲除“贾桂思想”,理直气壮地写出好文章,提出新理论。只要我们的声音响亮准确,必能振聋发聩。
在德国,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其精神与中国考据并无二致,其目的在于拿出证据,追求真实——我故意不用“真理”二字,然后在确凿可靠的证据的基础上,抽绎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德国学术以其“彻底性”蜚声世界。
令人吃惊的是,到了今天,竟还有少数学者,怀抱“科学”的尚方宝剑,时不时祭起了“科学”的法宝,说我的说法不“科学”,没有经过“科学”的分析。另外还有个别学者,张口“这是科学”,闭口“这是科学”,来反对中国的气功,甚至中国的医学、针灸、拔罐子等等传统医疗方法。把气功说得太神,我也无法接受。但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过国内外多年的临床应用,证明这些方法确实有效,竟还有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死抱住“科学”不放,岂不令人骇异吗?
现在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位“赛先生”(即科学)确实获得了一部分成功,获得了一些真理,这是不能否认的。但是,通向真理的道路,并不限于这一条。东方的道路也同样能通向真理。
汉语只有单字,没有字母,没有任何形态变化,词性也难以确定,有时难免显得有点模糊。在五四运动期间和以后一段时间内,有人就想进行改革,不是文字改革,而是语言改革,鲁迅就是其中之一,胡适也可以算一个。到了现在,“语言改革”的口号没有人再提了。但是研究汉语的专家们的那一套分析汉语语法的方式,我总认为是受了研究西方有形态变化的语言的方法的影响。我个人认为,这一条路最终是会走不通的。
糖是一种微末的日用食品,平时谁也不会重视它。可是“糖”这个字在西欧各国的语言中都是外来语,来自同一个梵文字sark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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