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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小刚:王道与人民共和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7-31 点击: 1885 次 我要收藏

60年前的建国伟业和30年的经济发展,为今日中国的宪政建设提供了必要前提和坚实基础。但是,比这些更为根本的前提和基础,却是数千年中华法系的政治传统和法理传统。古人说反古开新、贞下启元。越是要创造前所未有的新事物,就越是要回到比通常印象中的古代还要古老的古代。现代人通常印象中的古代主要是明清两朝的专制图景。而当年孔子“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想到的是三代以前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远远越出了他自己时代的“古之道”,也就是周文礼乐的封建制度。孔子编《尚书》从尧舜开始,还有百家远承羲、农、黄帝之风,那就更加远古了。每当古今交接的过渡时代,人们都要大大扩展对于古代的想象。可以说一个时代的人们对于古代想得有多远,对于未来就能想多远。

人民共和国的前途是深远阔大的,也是远未确定的,这种处境跟春秋秦汉之际的百家先贤所面临的处境是类似的。中华民族在那个“轴心时代”不是像世界上其他某些民族那样一味提倡新思想,发展新学术,搞新制度革命,而是努力拓展历史的记忆力和想象力,因此,百家都以反古开新为使命,以某位先王的传统为革新的依据。所以,从一开始中国政治思想就表现出清明的历史理性精神。华夏之所以越来越大,没有分裂、萎缩、消亡,实在有赖于这种通三统的历史理性精神。今天,在宪政建设的共同目标下,各种思潮都应该放弃狭隘的主义之争,回归“疏通知远”的历史理性精神。

“经学式宪法”

法在古代中文语境中主要指刑法,但礼乐刑政是一个整体,阐明和规定这个整体的文本既可以说是具有宪法学意义的文本,也可以说是超出了宪法学意义的文本,或者说它是一种独特法系传统中的宪法样态。这种样态包含着对何谓“宪法”本身的立法。在中国古代,这类文本总是以学术的形态表现出来,但这里所谓“学术”却不是与政治无涉的独立部门,而是作为国家重要组成部分的学术建制,也就是经学;同时,“经学”也不是与“俗世”有距离的“宗教”意义上的经典和经典解释学,而是直接进入国家政治生活、司法实践、教育和选举体系的经书。这样的经书和经学是历史文献、学术研究,也是国家政治、社会伦常和精神信仰的渊薮。它们不但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也是整个社会,乃至整个民族历史的根本大法。如果一定要套用“宪法”这个并不合适的名称的话,那么,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经学式宪法”。

经学式宪法不是一代人的约法,而是历代祖先、圣贤、历史、文化的积累。它是常经大道,“天不变道亦不变”,也是权变损益、与时俱进。因此,它可以说是超越了革命与宪法之对立的超级宪法。根据现代西方的通常宪法观念,宪政状态是革命状态的反面:宪政是秩序状态,革命是秩序的破坏和重建;建立宪政是革命结束的要求,也是结束革命的要求。如何通过规范化的立宪技术和宪政体系的建立而一劳永逸地终结革命?这似乎是现代宪法学的核心任务之一。但在中国古代传统中,革命与礼法的关系却不是这样对立的。《礼记·礼器》说:“礼,时为大,顺次之,体次之,宜次之,称次之。”这意味着,革命和禅让、继承并没有本质区别,只不过是时势的不同而已。而且,更重要的是,或革命或禅让的这个“时”并不是“礼”之外的东西,更不是与“礼”相对立的东西。或许可以说:礼法是包含革命在内的超级宪法。“礼,时为大”的意义在于:革命同样是礼法秩序之内的事情,而且是礼法秩序中最重要的事情,甚至我们还可以说制礼作乐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持革命状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与时俱进,与道偕行。天道就是自强不息、自我革命的。人礼既然是法天的制作,就绝不仅仅是一套形式化的“伦”、“体”、“义”、“称”的规范,而是应该有着温润而和平的自我革新理想。“革命的宪法”:这在形式化的现代西方宪法学中是一个矛盾的概念,但在中国却有悠久的传统。“一阴一阳之谓道”:道是阴性的贞定秩序,也是阳性的革命不息。《大学》所谓“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周礼》法天地四时运行,设三百六十官,都是这个意思。这个传统可以一直上溯到先王伏羲和他制作的卦象。“易”或者“道”:这不只是“变化规律”一类的东西,而是中国人最终极的天理和人情,是相当于西方人所谓最高理性和信仰层次的东西,只不过在他们那里,理性和信仰是相互对立的东西。

《礼运》在三代之英的大同历史之后退而求其次,认真设计小康社会的礼法,既充分尊重这套礼法,又保持一种礼运小康以至于大顺的理想,也是这个意思。它也表现在历史叙述中,譬如《汉书·律历志》对三皇五帝以至于三王、春秋、秦汉的一贯叙述:在这个一气贯下的叙述中,我们惊讶地看到,无论是血统氏族起源的不同,还是禅让、继承、革命的差异,甚或政体和制度的嬗变,都不构成中国历史连续性乃至王道正统连续性的障碍。这对一个囿于各种形式主义的现代法理思想和政治哲学教条的读者来说,都是无法理解的。有这样的传统作为底蕴,今天继续完成通三统的任务,把人民共和国的革命叙事和宪政建设与古代传统联系起来,又有什么困难呢?现代人总是倾向于夸大现代与古代的差别,缩小古代不同时期之间的差别,但这不过是出于无知和傲慢的错觉。

时间、革命与宪法

人民共和国宪政建设面临的根本问题在于如何理解党和国的关系,而这个问题的根本则在于如何理解革命和宪法的关系。因为共和国的创建者是一个革命党,而在国家已经建立而革命尚未完成的时候,必须建立一种过渡性的法治状态,这便是“初级阶段”和“中国特色”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这样一来,中国特色的初级阶段宪法就必定不可能是终结革命的纯粹规范性秩序,这个党所要坚持的革命也不再是单纯破坏秩序的革命。于是,一种非常困难的任务就摆到了共和国的法理学面前:如何动态地理解革命和宪法的关系,而不是把它们视为一对抽象的形式对立的东西。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古代礼法的传统提供了重要的启发和借鉴。

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可以看到,所谓已经形成的礼法制度,无不是在革命改制、继承旧制和建立新制的复杂关系中形成的。《尚书》的大部分篇章都是在汤武革命带来的困境中完成的礼法创制,《春秋公羊传》和《春秋繁露》是在周礼崩坏、秦政无根的困境中通过回溯古礼而更新出来的礼法创制,《朱子家礼》和《明夷待访录》则是为了适应日益平民化的新型社会而尝试的古礼更新。实际上,在中国传统中,一切思想和制度的基础都是时间性的,因而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革命性的。黑格尔说相应于他哲学中的“存在”,中国历史停滞不前没有变化云云,其实刚好是说反了。

从“时间”的主题来看,黑格尔那种意见的前提是进步论的线性时间观。这种时间观是对希腊宇宙论理性和基督教末世救赎信仰的一个综合。基督教的线性时间看起来与希腊人的环形宇宙模式很不相容,但是,在深层旨趣上,它们却分享着对时间的克服意图。无论宇宙(kosmos)的理性秩序还是末世救赎的信仰,首先都是把时间视为蠹虫:所有形式的腐朽、堕落、败坏、混乱、罪恶、善变的欲望和***、不测的机运和偶然性、妇女、儿童、奴隶、物质、陌生人、历史和未来、疯狂和水,无不隐藏在时间的可怕阴影之中。出于对时间阴影的惧怕——犹如希腊城邦市民对城郊森林的惧怕或犹太人对异族的惧怕——希腊人把时间敉平为一个环形的广场空间,基督教把时间照亮为一个一览无余的线性坐标,以为这样就可以纳入万民的历史和未来(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就是干的这个事情)。这样一来,时间就得到了彻底的“克服”,不再黑暗,不再可怕,但时间也就不再是时间性的,而是超时间或无时间性的。超时间本来是一种弱者的发明,却被视为一种强大无比的精神胜利,到处受人膜拜,这实在不能不说是人类文化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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