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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林:哲学家应怎样看科学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10-21 点击: 1079 次 我要收藏

——兼评陈嘉映在《哲学 科学 常识》中的有关论述

  陈嘉映在《哲学 科学 常识》一书的“自序”中说,其大作关心的“主题是哲学和科学的关系,以及两者各自和常识或曰自然理解的关系”①。他还特别指出:“这本小书大量借用了科学哲学的研究成果,但它并不是一本科学哲学方面的论著,对科学的内部理论结构无所发明。我关心的是哲学的命运,或者,思想的命运。”②
  在“导言”部分,他又进而作了这样的说明:“本书要谈论的是科学怎样改变我们对世界的认识:科学在哪些方面促进了我们对世界的了解和理解,在哪些方面又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困惑,为我们理解这个世界带来困难。”③
  在此,我与嘉映怀有同样的旨趣,也关心在科学改变我们对世界认识的背景下哲学的命运。正如本文标题所示,我在意的问题可以简约地表达为:哲学家应怎样看科学?
  一、哲学该怎么做?
  哲学究竟是什么?对此问题的回答,可谓众说纷纭。先看三种典型的传统观点:
  观点1:哲学是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它提供的是一种系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显著特点是具有普遍性和抽象性(甚至具有党派性或阶级性)。
  观点2:哲学是思维训练意义上的“沉思”。
  观点3:哲学是心性修炼意义上的“静观”。
  再看三种流行的新锐观点:
  观点4:哲学就是理性沟通的艺术(如哈贝马斯)。
  观点5:哲学就是对社会和文化的自由批判(如罗蒂)。
  观点6:哲学是高超的解经功夫和显—隐的写作技艺,唯一关心的是政治问题,于是哲学与城邦、哲人与民众乃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或者干脆说全部哲学就是“政治哲学”[如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
  依我看,这些观点均未揭示哲学之为哲学的基本特征,因而是不可接受的(具体评论参见下文)。我认为,哲学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问题的基础性、学科的自觉性和方法的独特性。
  关于哲学问题的基础性,不妨借用库恩的“范式”(paradigm)概念,将所有理智探索活动涉及的问题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常规问题(normal questions),就是那些在承认特定范式中那些基本的原理、规则、方法、模型、范例等的前提下所研究的问题。另一类是基础问题(fundamental questions),即那些针对特定范式中那些基本的原理、规则、方法、模型、范例等本身所提出的问题。④据此便可说,哲学关注的是基础问题,而这些基础问题的显著特点如索伯(Elliott Sober)所说,集中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哲学着意于探究理由(reason),关乎辨明的基础问题(the fundamental questions of justification);哲学关心的基础问题具有超乎寻常的普适性(great generality);哲学对基础问题的研究集中于澄清概念的工作(the clarification of concepts)。⑤
  哲学学科的自觉性最显著的表现方式是:哲学本身竟然矢志不渝地反复追问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哲学究竟是什么?由此看来,诚如莱赛(Alan Robert Lacey)所说:
  哲学是一门极具自我意识的(self-conscious)学科。这不只是说哲学家总是担心自己正行进在何处,而是说他把(对)这一学科本性(的探寻)视为其本职工作的一部分,考察他所运用的是什么工具,以及用这些工具在做什么。用一句行话来说,哲学乃是哲学本身的元主题(meta-subject)。这里的“元”(meta)意味着“在……后”(after)。“形而上学”(metaphysics)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术语,意指对物理学(按“physics”的原初含义,实为自然科学)中出现的概念的研究。例如,科学家问什么事引起什么事(what causes what);形而上学家则问何为引起什么事(what it is to cause something)。同样,布鲁图是否刺杀了凯撒的问题属于历史学,但历史学是不是科学这一问题则属于元史学(meta-history)。……上述关于哲学的问题属于元哲学(meta-philosophy)。虽然形而上学不是物理学(科学)的一部分,元史学也不是历史学的一部分,但元哲学却是哲学的一部分,其他“元”学科也是哲学的一部分。⑥
  哲学自己不断追问“哲学究竟是什么?”,这也与它面临科学突飞猛进的历史事实所引起的观念变革有关。的确,无论是从“哲学”的希腊词源(爱-智,philo-sophia)来看,还是从哲学史和科学史的角度看,“科学不仅是从哲学生长出来的,早先,哲学和科学本来就是一回事”⑦。可是,古希腊哲学家殷切关心的物理世界基本构成之类的问题,今日已属科学的基本问题,而不再属于哲学了。针对这种情况,陈嘉映颇有创意地倡导做出如下表达方式的转换:“为了突出philosophia中包含的强烈的科学意味,我个人有时就把古代的philosophia叫做哲学—科学,既用以表明哲学和科学是一个连续体,也用以表明哲学之为科学是哲学—科学,和近代实证科学有根本区别,与此相应,今天的哲学已不复是康德之前的哲学—科学。”
  我们可以尝试创设一条简洁的格言来表达哲学的自觉性:边做哲学边反思。这也显示了一种哲学方法的运用,这种哲学方法就是反思平衡(reflective equilibrium)。反思(reflection)作为一种哲学方法,其要义是关于思想的思想。罗尔斯(John Rawls)曾这样说明何谓反思平衡:“它之所以是一种平衡,乃是因为至少我们的原理和判断是彼此协调的;它之所以是反思,乃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判断符合什么样的原理,而且也知道导出这些判断的前提条件是什么。”⑧罗尔斯在这里挑明了反思平衡方法的两个基本要求:我们据以思考的原理—判断的协调性(harmony)和推理前提的合理性(rationality)。我觉得还应加上一个要求,即有助于对语言—思想—实在关系理解的丰富性(plentifulness)。换言之,在我看来,对语言—思想—实在关系的理解乃是任何哲学探索活动据以施行的反思平台,其他哲学方法均可被视作对这关系的充实、深化和拓展。
  依我看,除了反思平衡以外,还有两种基本的哲学方法:概念分析(conceptual analysis)和先验论证(transcendental argument)。概念分析的主旨明显地展示于两个方面:其一是阐明那些对描述思想有所贡献的语言表达方式的结构、含义、指称及其相互关系,其二是揭示我们的思想得以可能的先在条件(a priori conditions)。相应地,可将概念分析方法区分为两类:阐明式分析(illuminative analysis)和先验式分析(transcendental analysis)。按我的用法,分析哲学传统中广泛使用的句法分析、语义分析、语用分析、预设分析等方法均可归入“概念分析”之列。
  至于先验论证,当然像普通论证一样,必须满足两个基本要求,即证据的可靠性和推理的合理性。然而,除此之外,先验论证还须满足更多的约束条件。关键是:欲为命题q给出一个先验论证,就要求它与对命题p的解释(explanation/interpretation)有关。正如诺齐克(Robert Nozick)所说:“一个先验论证试图通过如下要求来证明q:证明它是对p的一个正确解释,并且证明它是p得以可能的一个先决条件。”⑨参照斯特恩(Robert Stern)的有关论述,可对先验论证的三个要点作出以下说明⑩:
  (1)如上所述,先验论证包含一个明确的主张,即,命题q是命题p得以可能的一个解释性的必要条件(an explanatory necessary condition)。因此,若无q,则p不能成立。
  (2)这一主张必须得到形而上学的(metaphysical)和先在的(a priori)支持,而不只是得到自然的(natural)和后天的(a posteriori)支持。换言之,若无q,则p不能成立,不是因为某些自然规律或经验发现使然(例如,若无氧气,则无生命),而是由于经反思确立起来的形而上学条件使然(例如,存在是思想得以可能的必要条件)。
  (3)这种形而上学的先在依赖性乃是先验论证的关键所在,它清楚地显示了哲学区别于科学的根本特征。
  于是,从研究方法角度立论,我们就可以说:哲学是反思平衡之学、概念分析之学、先验论证之学。毋庸赘言,这三种方法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的,其实这可由任何一项典型的哲学探索活动加以例示。(11)
  依我看,创设反思平台与拟定概念分析齐头并进,方能真正显示所谓“显—隐关系”。就是说,在处理基础问题时,概念分析彰显了基于语言表述层面的“显白”向度,反思平台则展示了基于对语言—思想—实在关系的直观理解的“隐微”向度。因此,我认为那种把哲学看作只是关心政治问题的经典诠释功夫和显—隐写作技艺的观点(即上述观点6),乃是浮浅只见。再看所谓“沉思”和“静观”之说(观点2和观点3):如果它们是哲学式的沉思和静观,则必是对所提基础问题(当然也包括政治哲学问题)、所设反思平台、所拟概念分析和所建先验论证的沉思和静观。离开反思平衡、概念分析和先验论证,不着边际地奢谈什么哲学就是“沉思”或“静观”,实难避戏说之虞。至于所谓“普遍概括”(观点1)、“沟通理性”(观点4)或“社会—文化批判”(观点5),若缺乏反思平衡、概念分析和先验论证之助,则易流于经验归纳、意见协调或情绪宣泄,离哲学研究远矣!
  现在,我们有理由说,哲学研究的基本功是:提出基础问题,创设反思平台,拟定概念分析,构造先验论证。必须强调:尽管哲学基础问题之定位、哲学学科之反省、哲学方法之更新的具体内容必随时代而变,但我认为这里揭示的要点适合于任何时代的哲学,无论是古代的哲学(即,嘉映所谓“哲学—科学”),还是现代的哲学。看来这个观点原则上能够得到嘉映的认可,因为他认为:“哲学是理性的反省,这包括对哲学自身任务的反省,通过这一反省不断获得正当的自我理解。就此而言,并非科学割尽了哲学的地盘,只给哲学留下了经验反省和概念考察。经验反省和概念考察从来就是哲学的出发点。”(12)当然,不仅“经验反省”和“概念考察”从来就是哲学本性之体现,而且上文所述问题的基础性、学科的自觉性和方法的独特性也从来就是哲学本性之体现。诚然,从历史演变角度看,“科学通过巨大的努力摆脱了形而上学的影响,哲学面临着相应的任务:哲学需要摆脱实证科学的思维方式”(13)。因为“哲学工作和科学工作的确很不一样,如果你用科学的模式来理解哲学,要求哲学,你恐怕一开始便是在要求一个不可能存在的东西”(14)。
  二、哲学视域中的科学
  什么是嘉映所说的“科学的模式”呢?还有,它是怎样从古代的“哲学—科学”传统中脱颖而出的呢?这样的提问势必将我们引向对16世纪—17世纪科学革命的关注。我注意到嘉映在其大作中借鉴了科瓦雷(Alexandre Koy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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