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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放桐:当代哲学的变更与后现代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10-21 点击: 1202 次 我要收藏

后现代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现当代西方各国广为流行并引起学界广泛关注的两种重要思潮,它们同现当代西方其他思潮一样,都包括了各种不同派系。它们各有不同的理论特征,彼此之间不仅存在差异,有时甚至相互对立。但在超越和反对西方近代哲学的绝对主义和思辨形而上学等倾向上,在对所谓“现代性”的批判和超越上,它们却往往存在重要的共同之处,并由此使它们与西方近代哲学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上区别开来。后现代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流行各有独特的社会和思想理论背景,但都是在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与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转型这个现当代哲学变更和发展的大背景下出现的,是这种变更和转型的特殊的、既包含着扭曲又包含着发展的形态。为了对它们有较为深刻和全面的认识,就应当首先把握这个大背景,由此出发来考察和认识它们在不同的理论形态下所体现的现当代哲学的根本倾向,特别是较为准确地揭示它们与高度体现现当代哲学发展的正确方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复杂的社会历史和思想理论联系。
一、革命变更和现代转型是各种当代思潮的大背景
19世纪中期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的革命变更建立了作为革命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根本上超越了以往西方哲学,特别是作为早期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理论形态的西方近代哲学,克服了它们的种种片面性,开辟了哲学发展的新方向。同一时期的西方哲学家虽然无法摆脱他们所依附的资产阶级思想,但其中较为敏锐的人士毕竟在不同程度上察觉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以及由此所陷入的困境和危机。为了使资本主义社会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这种困境和危机,使之在不同程度上能继续存在和发展,必须进行某些改革。与此相适应,在哲学上也要进行某些变更,特别是要促使哲学从纯粹和抽象的思辨转向对具体的现实生活的关注,而这种变更有时具有划时代的思维方式转化的意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哲学的发展出现了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革命变更和现代转型在阶级背景和理论形态上都有原则区别,但二者在超越近代哲学思维方式、转向现代哲学思维方式上有着重要的共同之处,都标志着西方哲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现当代阶段。
尽管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们大都认为他们自己的哲学标志着哲学发展的新阶段,实际上各种形式的后现代主义的形成和发展都未能真正超越现代转型所开辟的哲学发展道路的范围,它们的变更实际上都是在这个范围内所发生的变更。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与正统派马克思主义有不同之处,甚至有把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思潮融合起来从而产生对马克思主义有所扭曲的情况,但只要他们还是作为现当代的思潮存在,他们的思想倾向同样没有越出革命变更和现代转型的范围,而是二者的某种特殊组合的形式。
由革命变更所开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在现代转型中建立的各派现当代西方哲学体现着现当代哲学发展中两条不同路线。它们各有自己的发展道路,并以自己的独特方式适应新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文化背景而不断提出新的理论。二者既相互对立,有时甚至作为直接对立的敌对阶级的意识形态而存在,但二者又存在着统一,都要回答同一个时代提出的哲学问题,并在这些方面相互联系、有时甚至是重要的联系。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在现当代西方各国形成的各种思潮虽然各有自己的特殊背景,但它们毫无例外地以革命变更和现代转型这两种划时代的哲学变更为大背景。它们或者是革命变更的某种持续(其中包含着发展、也存在扭曲)的形态;或者是现代转型的某种同样包含了发展和扭曲的变种。它们彼此之间以及它们与其他各种思潮之间的各种联系和冲突,都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发生的。
二、后现代主义与对现代性的批判
后现代主义是一个意义含混的概念,其使用范围很不确定。甚至在被公认为是后现代主义者的哲学家中,对究竟什么是后现代主义也没有一致的看法。正因为如此,人们对它的评价也必然不同。尽管如此,在不同的后现代主义定义中毕竟还是存在着重要的共同之处,特别是它们都包含了对现代性,即现代主义的批判和超越。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西方就有人用后现代(Postmodern)这个词来表示当时欧洲文化的虚无主义倾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出现了一种以抛弃普遍性,背离和批判现代性的设计风格和规范为特征的建筑学及相关的文学艺术思潮。这种思潮不久被移用于文化、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甚至自然科学等诸多领域,使这些领域出现了类似的思潮,它们被认为是当代后现代主义的直接理论来源,甚至可以说是它的最初形态。在法国,利奥塔、鲍德利亚、福柯、德里达等与后结构主义相关的一些哲学家纷纷通过批判从笛卡尔到启蒙运动的基本观念来消解和否定西方传统的体系哲学,他们的哲学观点由此成了后现代主义的典型形式。伽达默尔的哲学释义学从其把理解当做一种具有历史性的主体间的视界融合,以此取代和超越建立在主客二分基础上的传统哲学的认识论来说,也被认为具有后现代主义意义,甚至还是德国后现代主义的重要形态。英语国家的文化、历史,特别是文学艺术领域早已有后现代主义倾向,以蒯因和罗蒂为代表的所谓新实用主义被认为是美国哲学领域的后现代主义的标志性形式,而丹尼尔.贝尔、汉娜.阿伦特、齐格蒙特.鲍曼和查尔斯.泰勒等人则被认为是后现代主义在社会、政治、法、道德等接近现实生活领域的重要代表。值得指出的是,后现代主义在美国的影响主要不在纯哲学层面,而在一些较为接近现实生活的具体和特殊的学科领域。一些欧洲的后现代主义者到了美国以后,他们的研究兴趣往往也突破了纯哲学的范围而转向这些现实领域。
尽管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的学说各不相同,甚至可以划分出众多派系,又在不同领域从事研究,但是正如上面谈到的,他们在要求批判和超越现代性上有着一致之处。后现代之被称为后现代主要正是基于对现代性的批判和超越,而后现代主义与非后现代主义之间的争论也突出地表现在对现代性的不同态度上。因此,如何理解和对待现代性就成为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讨论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现代性本身也是一个有着多方面内容的概念。西方哲学家对它的表述也各不相同。在西方后现代论著中颇有代表性的美国哲学家斯蒂文.贝斯特和道格拉斯.凯尔纳的《后现代理论》中有这样一段话:“现代性一词指涉各种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以及文化的转型。正如马克思、韦伯及其他思想家所阐释的那样,现代性是一个历史断代术语。指涉紧跟中世纪或封建主义时代而来的那个时代。在一些人看来,现代性与传统社会相对立,它具有革新和不断变动的特点。从笛卡尔起,贯穿着整个启蒙运动及其后继者,所有关于现代性的理论话语都推崇理性,把它视为知识和社会进步的源泉,视为真理之所在和系统性知识的基础。人们深信理性有能力发现适当的理论和实践规范,依据这种规范,思想体系和行动体系就会建立,社会就会得到重建。这种启蒙运动也在美国、法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民主革命中发挥了作用,这些革命旨在推翻封建社会,建立一种体现理性和社会进步的公正平等的社会秩序。”[1]其所以引述这段话,是因为它能较好地印证笔者最近十多年来一再表述过的看法。
现代性在英文中为modernity,从社会经济上说它泛指西方中世纪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芽以来的时代,特别是西方各国现代化运动萌芽、成长和发展的时代;从政治和思想文化上说,泛指反封建的世俗思潮,特别是西方各国的启蒙思潮及与之相关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从哲学上说,泛指从笛卡尔以来的崇尚理性、并由理性出发来构建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的思潮。从理性就是主体性的角度说,崇尚理性的时代就是强调主体性的时代,由主体性出发构建形而上学体系的时代,即主体性形而上学的时代。由于理性被认为具有普遍和绝对意义,是一切知识和科学文化的基础、本质,绝对理性主义同时具有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的意义。因此现代性也具有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的意义,modern philosophy在中国哲学界以往一直译为近代哲学,特别是指从笛卡尔到黑格尔的哲学。与此相适应,modernity指的就应是近代性;对现代性的批判和超越就其主要意义来说实际上就是对近代性的批判和超越。对现代性这个概念,还可以有其他许多理解。例如,现代性可以意味着以同一性代替差异性、以普遍性代替特殊性、以必然性代替偶然性、以确定性代替非确定性、以绝对性代替相对性、以中心代替边缘,等等;现代性也可意味着对基础、本质、本源、规律、公理等的肯定。对现代性的这些肯定实际上意味着对传统体系哲学,特别是从笛卡尔到黑格尔的主体性形而上学的肯定;而后现代主义之成为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和超越,主要正是对从笛卡尔到黑格尔的主体性形而上学的批判和超越,对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的超越,对同时性(同时态)、必然性、绝对性等的超越。
国内外哲学界大都把哲学上的后现代主义限定为20世纪下半期由法国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美国新实用主义所代表的思潮,而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一书的出版(1979)对后现代主义的正式流行被认为具有标志性意义。事实上,不少谈论后现代主义的论著往往以利奥塔、鲍德利亚、福柯、德里达等与法国后结构主义相关的一些哲学家以及同一时期的上述英语国家的哲学家为主要代表人物。尽管这些人对后现代主义的具体解释各不相同,例如利奥塔就不把后现代主义看做是时间上的后于现代主义,而强调它是与现代主义不同的一种思维方式。同一时代的思想有的是现代的,有的是后现代的。福柯等人不使用、甚至不接受后现代主义这个名称。但这些哲学家在要求批判和超越现代性上,特别是在反对和超越传统体系哲学、反对和超越作为近代哲学思维方式主要特征的二元论、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绝对理性主义等方面却有着很大的一致性。正是这种对传统和现代性的批判态度把他们联系在一起。还有一些人(例如以“新马克思主义”出现的美国哲学家詹姆逊)把后现代主义限定为他们所谓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而所谓晚期资本主义也有不同说法,通常将其归结为帝国主义以后的资本主义,即所谓“第三阶段的资本主义”;也有人将其看做冷战结束以后、特别是当代信息技术和网络等出现以后的最近几十年的资本主义。但是,不管对狭义的后现代主义怎样限定,它的主要理论特征仍然是反形而上学和对上述现代性概念的批判,而现代性概念则必然是广义的,即包括与欧洲早期现代化运动相伴随的早期资本主义在内。因此不管是作广义或狭义理解,后现代主义都具有反传统形而上学等西方近现代哲学的特征,都是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转型期的产物,与这一转型有着密切联系。
既如此,为了要对后现代主义(包括狭义的后现代主义)有较为准确的理解,就应当把它们放在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这个大的背景下来分析。因为反对传统体系哲学或者说超越近代哲学思维方式并非上述狭义的后现代主义哲学独有的特征,也非它们所始创。自19世纪中期西方哲学发展开始出现哲学思维方式的转换即现代转型以来,大多数新起的哲学流派在不同程度上都具有这种特征。只是它们没有使用后现代主义这个称呼。也正因为如此,一些西方哲学家把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各种类型的语言哲学和科学哲学等流派在不同意义上都归属于后现代主义。把一些较早出现的哲学流派的代表人物(例如实用主义哲学家皮尔士、詹姆士和杜威,生命哲学家柏格森,过程哲学家怀特海等人)当做后现代主义的奠基者,把尼采、狄尔泰等19世纪思想家当做后现代哲学的重要先驱,甚至是划分现代与后现代哲学的转折点。当解构主义、新实用主义等当代后现代主义者论证自己的理论时,几乎无不援引这些前辈的哲学流派。这样后现代主义就成了在哲学思维方式上与近代哲学(modern philosophy)不同的现代哲学(contemporary philosophy)的统称,成了一个可将一切具有反传统体系哲学(特别是笛卡尔和黑格尔以来的近代哲学)倾向的哲学流派和思潮都归入其内的普泛概念。对普泛意义的后现代主义哲学的解读和评价实际上从属于对近代哲学思维方式采取批判态度、要求实现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的现代西方哲学的解读和评价。
当然,人们完全可以从狭义的意义上来谈论后现代主义;完全可以甚至应当对解构主义、新实用主义等当代哲学流派的那些“后现代话语”加以具体的解读和研究;完全可以、甚至应当具体分析詹姆逊等人关于后现代主义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作为信息时代的资本主义文化的意义。但不应当把这种狭义的后现代主义与postmodernism一词可能包含的广泛意义混淆起来,更不应当把前者声称在哲学上的变更与后者所蕴含的变更混淆起来。如果肯定广义的后现代主义可以泛指尼采以来一切具有反传统体系哲学倾向的哲学流派和思潮,那就应当肯定它们在哲学上所实现的变更是根本性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具有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转型的意义。当代后现代主义派别对这种转型也作出了贡献。但只要将他们的理论比照此前的现代西方哲学流派,就不难发觉他们所要求实现的哲学上的变更仍然没有越出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的范围,并不是这一转型之后发生的另外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新变更。总的说来,如果我们肯定西方哲学的发展继近代转型(认识论转型)之后从19世纪中期开始出现了新的转型(现代转型),后现代主义思潮正是这一转型过程中出现的,而当代后现代主义在哲学上的变更正是这一转型在新的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那么就应当从这一转型的角度去解读和评价其意义。
但是我并不因此主张把后现代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相提并论。后者的意义要确定和深刻得多,至少较易避免“后现代主义”这个普泛名称所导致的各种含混性。自19世纪中期以来,许多对时代精神的变更有一定觉察的西方哲学家纷纷起而对以黑格尔为顶点的西方近代哲学的局限性和矛盾进行批判,试图超越它们的界限,甚至从根本上改变西方哲学发展的方向。他们的理论当然远非完善,甚至还充满着种种矛盾,但毕竟有相当丰富的内容,而这是含混的后现代主义概念所难以涵盖的。
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虽然与西方哲学家实现的现代转型有着原则的区别,但这一变更毕竟也是在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化这个大背景下发生的,是这种转化中的最彻底、最完善的形态。有的西方哲学家,特别是一些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由此把马克思说成是一个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由马克思对传统形而上学、二元论、独断论等的批判而把马克思看做是后现代主义的先驱。有的人却恰恰相反,他们把马克思主义扭曲为形而上学、二元论、独断论(特别是与之相关的“极权主义”),然后在批判和超越“现代性”等名义下对马克思主义大肆攻击。这两种态度表面上相反,实质上是从不同方面来扭曲马克思主义。当然,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批判和超越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思潮,在这方面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确存在共同之处。然而,他们在进行这样的批判和超越时往往走向了极端的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虚无主义,这样他们就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对立起来。不管对后现代主义作何解释,用后现代主义这个含混的概念来指称马克思主义必然会使马克思主义变得含混,混淆其与西方现当代哲学思潮的界限。
至于詹姆逊等后现代主义哲学家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联系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倒是有一定理由。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早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那时狭义的后现代主义还没有出现,但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和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都早已发生了,以批判近代哲学思维方式为主要内容的对现代性(近代性)的批判的思潮已经出现了。这意味着不使用后现代主义这个名称的广义的后现代主义早已存在,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最显著的特点正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复活近代性的思潮的批判。他们的这种批判有时走向了另一极端,以致可能背离马克思主义,但这与后现代主义,特别是狭义的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近代哲学)的批判大体一致。总之,在对现代性的批判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后现代主义者往往走到了一起。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某些形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例如德里达、詹姆逊等人的马克思主义)是将马克思主义作后现代解释的马克思主义。
由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出现与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有密切联系,甚至也与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在某些方面相关。因此不宜对之简单否定,而应当实事求是地揭示其可能存在的积极意义。但后现代主义的出现是一种复杂且存在着种种矛盾的现象。上面曾谈到,有的后现代主义者在哲学上批判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缺陷和所谓现代性的弊端时往往走向了极端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这另一个极端。这样他们就会把西方哲学的发展引入歧途。随着这种极端形态的后现代主义的破坏性弊端日益显露,许多西方哲学家企图与之划清界限。于是有人提出要反对颠覆性(破坏性)的后现代主义,倡导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更多的人反对继续使用后现代主义这个可以作出不同解释的模糊概念;以致后现代主义思潮已经风光不再,人们已在谈论西方哲学在后现代主义之后如何发展的问题了。还有的人鉴于全球化、信息化已成了当代世界势不可挡的潮流,于是就企图用时髦的全球化和信息化等话语来包容后现代,把后现代当做全球化、信息化的题中之义。后现代问题就成了全球化和信息化条件下的哲学发展方向问题,然而这样一来后现代主义就失去它的拥护者们原来所强调的意义了。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定性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分野
西方马克思主义也是一个多义的概念。狭义的或者说本来意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指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及被认为是其合法继承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相对应的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它往往保留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要原则,但又以反对后者发展中的教条主义和僵化倾向等为理由而放弃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些重要原则;它保留了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但又融入了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些因素特别是后者某些超越西方近代哲学的因素。广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也可以泛指在西方国家得到研究和流行的马克思主义。这种意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有的是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的只是马克思主义的同情者,甚至只是一般的研究者。他们的理论观点有的可能接近正统马克思主义,有的就是狭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有的可能是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后者有时被称为西方马克思学。我国学界谈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通常是指其狭义的形态,即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相异的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它们是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特定历史条件下发展的产物。
关于导致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特定历史条件有不同说法,但大都与正统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国家遇到挫折、甚至遭到失败相关。其中最突出的是如下两个相关的历史事实:一是在列宁领导下俄国无产阶级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列宁主义由此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正统理论,十月革命武装起义的道路也由此被认为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道路;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一些国家出现了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势,但各国按照十月革命模式所进行的革命均遭到了失败,后来西方发达国家甚至没有再发生过革命。这种情况引发了欧洲国家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对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模式的普遍有效性的质疑,由此产生了与正统马克思主义有所不同的新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它们被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关注的正是如何看待上述两个历史事件。在20世纪3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一些人关注从政治、经济,特别是从心理学上分析法西斯主义的起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们中一些人致力于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和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弊端的批判。他们的这些活动都蕴含着对以列宁主义为标志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有所偏离。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大都有上述偏离,但他们内部并不统一,而包含了思想倾向各异的一些派别。有的虽然受到同时代西方思潮的较多影响,主要思想倾向仍属马克思主义,可以算是西方国家中出现的有不同见解的马克思主义派别。例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卢卡奇以及科尔施、葛兰西等人的理论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本人的某些理论的重新解释和发展,他们在整体上并没有离开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葛兰西甚至还是意大利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有的人受同时代西方思潮的影响很大,甚至可能是某种西方思潮的代表,从原则上说他们不属于马克思主义派别,而只能归属于现当代西方哲学流派,只是在某些方面接近马克思主义。例如萨特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仍然是存在主义的表现形态。在广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有的与在当代流行的后现代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可能是后现代主义的表现形态。詹姆逊的所谓新马克思主义同时又是后现代主义的一种特殊表现形态。至于最近一些年来在西方国家受到关注并被当做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继续的所谓后马克思主义、生态的马克思主义,已不具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对应的性质,与本来意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更有很大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既然存在如此明显的歧异性,在评价它们时,应当分别就不同情况作出具体分析。
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以及它的各个代表人物的主要观点,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国内学界已出版了多种教材和大量论著对之作了相当广泛和具体的介绍,有的专家还对其中的一些著名人物,包括后起的一些代表人物作了相当深入的专题研究。从整体上说,我国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已不陌生。但是,在如何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一直还存在着较大分歧。主要是如何在理论上给西方马克思主义定性。这突出地表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否只能看成是与马克思主义根本对立的资产阶级思潮,从而与马克思主义只能是根本对立呢?还是也可能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发展中出现的与“正统”马克思主义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的派别?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初被介绍到中国的时候起,在中国学界就存在这两种不同意见,双方还进行过热烈的争论。我个人接触西方马克思主义较晚,没有参与学界早期在这方面的讨论。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于较多地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不能不涉及西方马克思主义,才开始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进行研究,并陆续发表过一些文章。[2]有兴趣具体了解我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定性问题上的观点的读者,请参看我的有关文章。在此只对我的两个主要观点简要概述,其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正统马克思主义有所偏离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可能再是马克思主义派别,应当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的基础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不同派系的理论、特别是它们偏离马克思主义的具体情况作出分析,分别作出回答。在广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有些人的理论被归入其内,是因为他们往往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的许多矛盾和弊端作了相当尖锐的揭露和批判,对马克思的理论、特别是关于现实生活和实践、人的能动性、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学说给予高度的评价。但他们本身的基本理论倾向(例如萨特的存在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又有本质区别。他们虽然也参与一些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的活动,但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有较大距离。他们大都也并不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而只能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某种程度的同情者。严格说来,与其说他们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如说是西方各国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者和研究者,不应将其归属于马克思主义本身发展中的派别。但是,上面提到的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以及与他们相近的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是他们所在国家共产党的理论家或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对苏联模式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提出质疑并不是想背离和放弃马克思主义本身,而只是因为这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脱离实际,未能引导欧洲各国无产阶级取得革命的胜利。他们由此企图对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解释。尽管他们的解释同样存在片面性,甚至受到某些资产阶级哲学流派的影响,但不能因此就断言他们倒向资产阶级思潮,否定他们是马克思主义派别。其二,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有联系并不证明它们与马克思主义只能是根本对立,不能笼统地把它们归结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对立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潮,认为它们只能是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来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这首先是因为在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派别那里上述联系的性质和程度不同。其次,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接受或接近的现代西方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特征上存在对立,但正如上面提到的,在超越近代哲学思维方式、走向现代哲学思维方式(也就是实现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上二者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共同之处。再次,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些派别的确受到现代西方哲学流派所存在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倾向的影响,这种倾向无疑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相冲突。但无论是他们本人或对他们发生影响的许多现代西方哲学家,其基本理论倾向并非直接就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3]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既要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接受的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差异和对立,又要看到二者之间存在的共同之处,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具体分析。这里最重要的仍然是正确认识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和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真实意义,超越近代哲学的视野来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及本来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联系。
随着苏东剧变的发生和冷战的结束,马克思主义在国外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出现了很大变化。以往那种以苏联为代表,并作为其官方意识形态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因原有存在条件的变化而失去影响,在许多情况下甚至不复存在。在中国得到丰富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强调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不同于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从而不具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相对应的正统性质。持正统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当然还大有人在,但他们大都失去了原来的正统地位。至于原有作为与这种正统马克思主义相异,甚至相对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由于不处于与原有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地位,也就不再有作为原有意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而存在了。因此,把正统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两种主要形态来研究也就不再具有原有的意义。当然,从总结以往哲学研究的经验教训来说,对原有西方马克思主义作更为深入具体的研究当然仍具有重要的意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相对而存在的思潮不等于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更不等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后者的范围要广泛得多。除了本来意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外,还有其他许多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在研究马克思主义。这种研究在苏东剧变以后仍继续存在。而他们的研究从基本倾向、范围、重点、目标等方面说,往往各不相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一般性研究的人当然还有,但多数人宁愿去研究当代社会的一些具体问题,例如政治、伦理、宗教、种族、女权、生态方面的问题。所谓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生态的马克思主义等就是由此出现的。在本来意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已经停滞,甚至终结的情况下,如何突破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范围,积极开展对各种类型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就成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外国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状况比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更加复杂。这些学者的哲学和政治立场各不相同,他们与各种西方哲学流派有着不同的联系,特别是他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各有特定的目的。因此不仅难以用正统马克思主义作标准来衡量他们,也难以用原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作标准来衡量他们;而应当从他们本来的哲学背景出发,根据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实际研究来对他们作具体评价。在这方面,我们应当避免两种极端倾向。一种是:仅仅根据他们说过一些赞成、甚至褒扬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的话,特别是赞成马克思本人在特定条件下所说的某些话,就把他们看做是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因为他们很可能是由于这些理论和话语符合他们本来的理论的要求而表示赞成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他们所真正维护的实际上仍是他们自己的理论,而不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例如,著名的解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说过不少褒扬马克思的话,有些话语听来甚至使人感动,但他之所以肯定马克思,是因为马克思哲学的批判性可以用来论证解构主义。如果我们过分相信他那些赞扬马克思的话,我们就可能有在维护马克思主义的意图下落入解构主义的陷阱,至少有这种危险。另一种是:仅仅由于某些西方哲学家说过一些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话而简单地将其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因为有的西方哲学家所反对的马克思主义是由他们自己或其他人扭曲过的理论(例如实际上与马克思主义相背离的经济决定论、消极反映论、二元论、纯粹自然主义的唯物论),如果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起而维护这些理论,那我们就是站在扭曲马克思主义的人的一方了。
在当代新的历史条件下,各国社会的发展有着不同路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仍然有效,但传统的社会发展模式的确受到了种种冲击。一些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关于现代文明的冲突、关于晚期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性、关于信息技术和网络文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等等议论虽然都存在明显的片面性,但也往往包含了某些真理。这些都要求我们突破某些过时的思维框架,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以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的态度对新的情况进行具体研究。正是由于各国的发展条件不同,各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也有着不同的发展路线。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来说,我们既要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又要放眼世界,关心各国社会的发展和各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既要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又要了解马克思主义在国外的发展,加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这种研究包含了许多方面。例如,除了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外,还包括众多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者的研究。他们从各自立场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并非仅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有时还包含着可资借鉴的见解。即使那些对马克思主义明显存在扭曲的理论也可通过批判用来作为防止扭曲的材料。
【注释】
[1]斯蒂文.贝斯特、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2-3页。
[2]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是刘放桐:《从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看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求是学刊》2004年第5期,此文影响较大,曾被《新华文摘》2005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5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研究》2005年第1期转载。
[3]关于此问题的详细论述,参见刘放桐《从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看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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