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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翔海:复归“哲学”的本性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10-21 点击: 1345 次 我要收藏

作为一级学科的哲学,按照目前的状况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学和科学技术哲学8个二级学科,显然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累积下来的结果。但是,在更远的历史镜头中,它又显然与近代以来中西文化的交会有着直接的关系。最基本的一点,作为现代学科而存在的“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外国哲学”、“中国哲学”等“二级学科”,都是在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之际,国人以现代西方为模本创建中国现代学术的过程中出现的,而不是中国传统思想学术所本有。
也正因为此,尽管在今天看来,这种“二级学科”的分类有其弊端甚至产生了阻碍学术发展的流弊,但从中国思想学术传统的现代开展的视角,我们也不能完全忽视其本有的积极意义。个中缘由在于:它在一定的程度上突显了科学理性精神,从而有助于中国思想学术传统的现代转型。这一点又显然与西方文化的影响有直接的关系。正如不少论者已经指出的,虽然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各自都是具有多种复杂特质、包容了多种差异的综合体,但是就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现代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而言,在比较的视野中我们依然有理由认为,前者更为注重生命意义的安顿与后者更为注重理性精神的显发构成了各自特显精彩的所在。由于中国文化传统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如何在本有的价值系统中为科学理性精神确立内在根据,因而,更为注重成就“知识”的西方现代学术传统对于更为注重显发“价值”的中国文化传统而言,就具有了重要的借鉴意义。在西方现代文化的比照之下,中国传统思维因为空疏而轻忽实证、因为不注重显明的逻辑而不够严谨细密的问题,就得到了更为清楚的体现。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以学术分途的方式建立专门的学科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专门的学科规范,显然不仅是服务于具有空疏、笼统之特点的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向体现了科学理性精神之要求的现代思维方式变革的,而且是有助于这一变革的。笔者在过去的相关研究中曾经指出,正如中国文化的现代变革所表征的,随着现代化的推进,素重德性的中国文化逐渐演变成为为理性精神所浸润的文化系统,过去片面注重主观境界的中国文化终于在接纳理智理性的客观架构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①。这一变革当然是多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但由于是否走向学术分途、学科专门化在相当的程度上足以总体地规约特定文化系统基本的学术风貌,因而包括哲学学科在内的学科分化应当可以看做是促成这一变革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考虑到哲学长期以来被看做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对其他学科具有指导性的意义,其推进思维方式变革的作用尤显重要。
当然,对学术分途、学科专门化在中国思想学术传统现代开展过程中之积极意义的肯定,并不是要否认其中存在的问题。就哲学学科而言,现行二级学科的分类中存在的问题不仅在学理上和实际的学术研究两方面都有清楚的表现,而且到今天可以说是已经严重到了必须加以改变的地步。在学理上,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分类缺乏充分的合理性,这又主要表现为分类标准不统一。一般而言,一个合理的分类应当有一个统一的分类标准,而正如人们早就注意到的,现行哲学二级学科的分类标准明显是不统一的。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体现的主要是“新哲学”对“旧哲学”的变革;“逻辑学”所反映的主要是方法与方法论的内容;“中国哲学”与“外国哲学”是按照空间范围划分的,而且按照逻辑的要求,这实际上是一个涵括了“A”与“非A”的分类,已经是周延的了;“伦理学”、“美学”和“科学技术哲学”则是按照哲学的领域在分类。对此,人们完全可以提出多种质疑:首先,在一个并不统一的分类标准中,为什么只包含了这几个方面的考虑而舍弃其他方面的考虑?其二,既然其中已经包含了一个周延的分类(“中国哲学”与“外国哲学”),为什么还要违背逻辑地加上一堆并列项?其三,即使仅就“领域哲学”而言,为什么是“伦理学”、“美学”和“科学技术哲学”列目于其中,而置“历史哲学”、“社会哲学”、“政治哲学”等等于不顾?对这些问题恐怕很难在学理上做出有说服力的回答。上述分类缺乏合理性的一个很基本的问题还在于:“宗教学”作为哲学的一个“二级学科”究竟是否应当?一般而言,人们通常不把宗教归之于哲学。罗素就把哲学看做是界于科学与宗教之间的思想系统。把“宗教学”归类为哲学的一个二级学科恐怕与特定的历史时期既对宗教的意义注重不够而又不得不给它一个“学科定位”有关系,但这显然不是把“宗教学”归类为哲学的一个“二级学科”的充足理由。
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现行哲学的8个二级学科的分类是缺乏充分的合理性因而在学理上难以成立的。就其现实影响而言,可以说其中的问题已经在相当的程度上迟滞以至阻碍了学术的发展,因而严重到了必须尽快加以改变的地步。其间的一个痼疾就是一些所谓的“二级学科”之间(特别是作为三大主干学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之间)不仅划地自限,缺乏充分的乃至基本的学术交流,而且甚至由于沉溺于学科偏见而走向相互之间的贬抑与攻诘。在哲学的从业人员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的知识结构、思想方法、问题意识乃至理论视野、致思取向等封限于所谓“二级学科”之中的存在境遇下,各个“二级学科”“鸡犬之声相闻”而却“老死不相往来”的状况就是不足为奇的了。当某些人在偏执之中陷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褊狭与僭妄时,相互之间无谓的争论乃至毁损就是在所难免的了。“一孔之见”不仅并非大道本身,而且偏执于此必然“见道不真”,因而当下中国的哲学界虽然就成果的数量而言堪称是汗牛充栋,某些从业者也不乏自满自足以至自负自傲的自我感觉,但是,就实际情况而言,我们不能不承认,当下中国的哲学界不仅鲜有为国际学界所公认的具有重大突破性意义的研究成果,而且对于当代中国人(更遑论其他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生命存在形态产生直接影响的学说、理论也难得一见。更为基本的,在相关研究中还一定程度地存在着学术含量小、学术规范弱、低水平重复等亟待解决的问题。
归根结底,这些问题的产生都与上述所谓8个二级学科的划分及其在这样的“学术版图”规约下所从事的相关学术性活动偏离了“哲学”的本性有关。哲学作为“爱智慧”之学,理当在融通之中走向对于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之“道”的追求。与此相应,虽然现实的从业者都是生活在特定时间、空间条件下的具有个性特质的具体存在者,因而其理解起点只能是特殊的、具体的,但是,其思想的视野又不能是被这种特殊性与具体性直接地封限于其中的,而是必须指向“无碍”的普遍性——尽管这种普遍性在归极上最终要落脚在关联于普遍的具体性之中。反观当下中国的哲学界,各个所谓“二级学科”之间不仅壁垒森严,而且人们似乎还自甘于“画地为牢”并由此而立足于一孔之见并聚讼不已。之所以如此,一个基本的缘由恐怕正在于人们已经在习惯之中先在地承认了将哲学分为8个二级学科这一行为所代表的现行学术体制的合理性,从而在“日用而不知”的过程中遗失了哲学的本性,安于片面而忘却了对于整全之道的希慕与追求。一旦如此,虽然我们似乎从来没有懈怠过从事哲学性的研究工作,但是,我们所进行的“志业”到底是否在真正的意义上跟哲学有关就是值得划上问号的了。这可是实然地应了禅宗那句话:“终日吃饭,不曾咬着一粒米。”这样长期累积的结果,当下中国的哲学界虽然貌似“繁荣”却实际上难免陷于贫困乃至危机。
在我看来,要改变目前中国的哲学界因为二级学科的分类及其流弊而产生的上述不合理状况,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首先应当通过观念的变革,复归“哲学”的本性。这就需要今天中国的哲学从业者就此达成基本的共识。这里要强调指出的是,哲学追求普遍性的本性并不只是源自于西方哲学的规定。事实上,它本来也是中国传统学术的题中应有之义。虽然中国传统学术中并没有作为一门专门学科的“哲学”,但却确实存在着与西方学术传统中的哲学具有某种“家族类似”性的学说即“天人之学”。如所周知,“天人之学”在词源上与司马迁有着直接的渊源。在司马迁那里,“究天人之际”本来就是与“通古今之变”联系在一起的。这也就是说,在中国思想文化传统中,“天人之学”本身就是“变”“通”之学。深受冯友兰先生赞赏的宋儒张载所标识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典型地代表了中国传统的“天人之学”所体现的理想追求。今天的中国哲学也理当具有这样的胸怀与气度。在此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用“通古今之变,融中西之学,究天人之际”来表述21世纪中国哲学应有的思维向度。这里所谓“通古今之变,融中西之学”即是纵向面的“古今”与横断面的“中西”的探索,“究天人之际”则是形上的融贯与超越。只有指向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之“道”的思考而非偏于一隅的“边见”,才能展示出哲学智慧的真正风采。
在此基础上,还可以进行以下两个方面的变革:一是可以考虑从体制上去除目前将哲学划分为8个二级学科的合法性。既然这种划分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缺乏充分的合理性,因此就是应当而且可以予以废除的。就开展哲学研究而言,所谓“二级学科”的划分应当说本来就是多此一举的。尽管具体的哲学研究总是要从特定的基点出发,但是我们并没有理由对此体制化地加以规定,更没有理由由此而将自己的知识结构、思想方法、问题意识乃至理论视野、致思取向均封限在其中而偏离哲学的正途。二是在研究范式上由目前的以所谓“二级学科”为限定改变为“以哲学问题为中心”。即:我们在进行哲学研究时,要以所面对的哲学问题为中心,根据研究的需要,自由地运用多方面的资源(既可以包括目前“二级学科”意义上的哲学内部的“多学科”,也可以包括交叉学科意义上的“多学科”)来探索问题的解决之道,而完全不必(亦完全不应当)像目前的研究那样,只是习惯于在所谓的“二级学科”划定的范围内思考问题、寻找资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真正的意义上突破所谓“二级学科”划分的樊篱,开创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新局面。由于历史的风云际会,近代以来的中国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现代文化的“三星会聚”之地,从而为作为人类主流文化传统之一的中国文化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眼光和心胸进行新的综合与新的创造积累了十分丰富的思想资源。打破学科划分的壁垒、去除画地为牢的痼疾,在中华民族的现代复兴之中唱响富有中国特色的时代精神的强音,是21世纪赋予“中国哲学”的时代使命!
【注释】
①参见李翔海:《中国文化现代化历程的哲学省思》,《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
(原载《中山大学学报》2008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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