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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21世纪中国哲学新形态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10-21 点击: 914 次 我要收藏

90年代以来,我有幸多次向张岱年先生、黄楠森先生请教中国哲学走向问题。
1993年4月,科学家钱学森院士,约请黄楠森和我们几位北大、 人大研究哲学的同志,共同探讨中国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问题,后来他把这个想法概括为创造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大成智慧学。
21世纪中国哲学向何处去?
思想主潮既不是自由主义全盘西化论,也不是保守主义儒学复旧论,而只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综合创新论。这就是走“古今中外,综合创新”的大道,创造富于时代精神、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也是融会“中西马”的大成智慧学,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中国哲学的现代化。
深刻认识21世纪中国哲学发展前景,特别要正确处理以下五个全局问题:
(一)关键问题:如何正确处理中、西、马三大哲学流、智慧流的关系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指导思想的哲学基础,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哲学;中国传统哲学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哲学基础,也是集中体现民族精神的民族智慧;西方近现代哲学则代表了一种异质文化的外来智慧,集中体现了近代工业化与现代社会化的科学成果与时代精神。因而,三者之间不是简单平列关系,而要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融会中西,综合创新,最终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同时也就是中国哲学现代化。三者之间,在哲学问题、哲学智慧、时代精神、文明走向上,有深刻共性;三者之间,在语言风格、表述方式、哲学范畴、哲学体系上,又各有鲜明特色。
因此,把三者熔为一炉,有所创新,是艰苦细致的漫长历史过程。
(二)前提问题:如何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近些年来,有两个公式相当流行:“社会主义=僵化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左’的教条主义僵化公式”。这两个公式都是似是而非、根本错误的。
必须分清马克思主义史150 年长河中的两种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主流,本质上是活生生的、富于创造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水平的活智慧;而与传统计划经济的苏联僵化模式相联系的“左”的教条主义,只是马克思主义发展长河中的一段支流岔道。
我们必须抛掉僵化模式、教条主义的脏水,同时保住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的新生婴儿!
为了创造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新体系,我们必须做到“回归马克思”与“发展马克思”的统一。
当前特别应当抓住三个主要生长点,深入发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源头活水:
早年马克思三大“手稿”、一个“提纲”中的实践观——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思想起点;中年马克思《资本论》及其三大“手稿”中的唯物史观——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思想主体;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一直贯穿到晚年马克思四大笔记中的世界史观——这是唯物史观的深化发展。
(三)尖锐问题:如何正确借鉴西方哲学?
20世纪西方哲学,经历了从近代形态到现代形态的历史嬗变,出现了引人注目的七大转向,值得我们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认真借鉴:第一,主体性转向。从古代哲学的本体论主题、近代哲学的认识论主题,转向主体论主题,尼采、海德格尔等人代表了这种走向,并且更加注重人的主体性中的感性因素、非理性因素;第二,科技革命转向。出现了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维纳、贝塔朗菲、普里高津等人先后开创了富有哲学色彩的纵断科学,如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混沌理论、突变理论等;第三,日常生活转向。从胡塞尔等人开始,要求哲学关注点从玄而又玄的本体论、认识论,转向有血有肉的日常生活;第四,语言符号转向。从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开始,一直到德里达、利科、伽达默尔、波普,从主客体关系的两极,转向作为反映形式与中介系统的语言符号系统及语言符号解释活动;第五,交往活动转向。以哈贝马斯等人为代表,重点转向交往活动研究,开始触及互主体性或主体间性问题;第六,价值观转向。韦伯、爱因斯坦等人都呼唤哲学重心要从工具理性转向价值理性,罗尔斯的正义论、麦金太尔的至善论,要求超越西方近代以来的单纯功利主义价值观、实用主义价值观;第七,融会东西转向。从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到汤因比、李约瑟等人,都要求超越单一西方中心论,走向东西哲学、东西文化的融会贯通,全球化趋势与知识经济的提出,更推动了这种转向。
西方近现代哲学,在四个核心观念上有根本局限,我们不能简单照搬:一是片面狭隘的哲学观,无论科学主义还是人本主义,主流思想都否定哲学首先是世界观、本体论、存在论,当然也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世界观;二是个人本位、自我中心的单主体观;三是单纯功利主义乃至实用主义价值观;四是自由主义的经济观、政治观、国家观。
(四)焦点问题:如何正确对待中国传统哲学?
对于中国传统哲学,我们必须做出一分为二的科学分析,即代表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民族智慧的活东西;代表自然经济、封建专制、封建迷信的死东西。
在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历史长河中,封建主义死东西占上风只有宋代以后几百年,不占主流;中国古典哲学,本质上是具有永久魅力的民族智慧、民族瑰宝。
19世纪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在西欧产生,德国古典哲学是其三大理论来源之一;20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中国古典哲学应当视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民族理论来源之一。
马克思主义最早在西方播种,却在东方中国首先收获,绝非完全出于偶然。中华智慧的闪光点,正是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契合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现代化的结合点。这里列出十个要点:(1)实事求是的唯物论;(2)阴阳交合的辩证法;(3 )以和为贵的价值观;(4)天人合一的宇宙观;(5)知行合一的实践观;(6)仁者爱人的互主体观;(7)生生不息的持续发展观;(8 )尊爱非攻的永久和平观;(9)注重综合的系统整体观;(10 )协和万邦的天下观。
(五)迫切问题:如何深入发掘邓小平理论中蕴涵的大智慧?
邓小平理论中蕴涵着富于时代精神、民族特色、个性魅力的大智慧、活智慧、新智慧,我们应当从以下四个层面去深入发掘:一个精髓,就是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两个方面,就是义利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和改革开放的具体辩证法;六块基石,就是知行统一的实践观—虚实统一的唯物史观—对立统一的矛盾观—台阶式与持续性统一的发展观—义利统一的价值观—中外统一的全球史观;若干要点,还包括共殊统一的特色观,名实统一的社会主义观,必然性与偶然性统一的机遇观,渐进性与革命性统一的生产力观……邓小平理论中的大智慧,正是我们面向新世纪、融会中西马、创造新智慧的出发点和奠基石。
王东,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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