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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国清20世纪哲学的阿基米德点——围剿客观性的世纪之战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10-21 点击: 1217 次 我要收藏

20世纪哲学是对历史的转换、背离与造反。20世纪之前的哲学以理性与上帝两种版本生产与消费客观性。由或然律引爆的一颗思想炸弹颠覆了哲学经典的大厦,那就是语言实在论的发现。世界由二元性与还原论的经纬仪变成了语言、实存、思想三足鼎立的战场。在这场新的游戏中,作为自我构造学的现象学、作为意义自主学的解释学和作为知识造反学的谱系学成了思想奥林匹克的赢家。而固守客观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科学哲学沦落为上帝和理性的陪葬品。实用主义加入了反客观性的神圣同盟。结构主义则既以反主体性的宣言进入了世纪的庆典,又因时间的空间化范式障碍自己的脚步。21世纪的哲学将像围棋的棋子那样,在平面化的棋盘上凸显出新的游戏规则。
历史创造了人类和世界,历史也创造了哲学。20世纪的哲学绝不同于20世纪之前的哲学。然而,我们必须郑重地提出这样的问题:它对以往的哲学是继承与发展,还是背叛与颠覆?什么是判断20世纪哲学的标志与标准?什么是20世纪哲学的中心与边缘?回答这些问题不仅仅是哲学的大事,甚至是人类和世界的大事。人类的脚步和世界的航向是由哲学指引的,虽然政治家常常数典忘祖。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必须首先明确20世纪之前的哲学究竟是什么货色和什么品牌。
总结20世纪之前的哲学,首先应该提到一个几乎被哲学遗忘的人物,那就是古希腊的芝诺。不知什么原因,古希腊人对世界感触最深的就是它的变化。从泰勒斯到普罗提诺几十个哲学史上的辉煌人物都是在以不同的形式、从不同的角度来思索这变化的世界的变化的根据。就连大声疾呼“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的赫拉克利特其本意也并不是对变化的赞颂而是对变化的恐惧。而芝诺是给变化以无情的逻辑证伪的人,即他创造的“飞矢不动”、“阿基里斯永远追不上乌龟”等四个悖论。“芝诺的无情逻辑在接受‘理性’与‘经验’分离的一般思维时,触发了一场危机。迄今为止,西方哲学传统的伟大和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大部分都同解决这种分离的努力有关。”(注:郝大维、安乐哲:《孔子哲学思维》,蒋弋为、李志林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20页。)寻找变化之外的不变的世界就成了西方哲学家始终不渝的目标。我们可以把这一目标称为客观性的或客观主义的目标。向着这一目标,从不同的背景出发,形成了四条荆棘丛生的道路,即四种客观性语境——理性的、机械论的、意志论的和目的论的语境。按照大写的“理性”来思索世界之外的世界的有许多大名鼎鼎的人物,如笛卡尔、莱布尼茨、黑格尔……等等。牛顿的著作给我们的启示则是世界的背后站着一个伟大的机械师。奥古斯丁、约翰.邓斯.斯各特、奥康的威廉等人则告诉我们超越个人意志的那种伟大意志对世界的秩序负责。亚里士多德为宇宙设计的最初的原动者是目的论语境的开篇之作,所有按乌托邦模式和末世论王国的思维范式解释世界的人都是其继承者。
在分析四种客观性语境的时候,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每一种客观主义语境都有一个神学解。在漫长的西方思想史中,人们既生产了理性的上帝、机械论的上帝,也生产了意志论的上帝和目的论的上帝。理性的上帝可描述为“天体是上帝的形象,上帝是世界的创造者和原型”。机械论的上帝形象最为具体:“起初上帝把物质组成坚固的、厚实的、硬的不可刺入的、活动的微小粒子,它们的大小和形状,它们所具有的其他属性,以及在空间上的比例,被安排得最合于他组成它们的目的。”(注:郝大维、安乐哲:《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施忠连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9页。)加尔文教派对上帝的认识是意志论上帝的典范:“上帝的意志全然是正义的至高无上的准则,无论他要做什么,只要是他的意志所使,它们都是正义的。”(注:郝大维、安乐哲:《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施忠连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0页。)20世纪的神学家夏尔丹把上帝解释为最终的原因,而生物的进化和世界的进化被终极上帝引导,正是这种目的论的上帝的理论解释。于是,我们看到客观性的哲学和上帝论的神学是一块布的两个面,共同的本质和共同的织法使两者天衣无缝地同构。
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尼采大声疾呼要人们紧随其后作一个杀死上帝的光荣斗士时,其实已经宣判了客观性哲学的死刑。上帝死亡运动让人们欢呼雀跃,而客观性哲学的死亡并不那么顺畅,毕竟哲学的外套比神学的更华贵,更有迷人之处。20世纪的新哲学对其进行了不自觉的围剿。不过,必须承认它是被剿而不死。然而,死亡的诊断已经下过,有点回光返照就不太可怕了。当然,20世纪哲学是对以往哲学的颠覆、背叛、断裂以及哲学的再生是毫无疑义了。
一、开启时代大幕的前奏:世界、语言、思想三种实在的发现
二元性的思维方式是人的类本质向人类自身的投影。标识着人类作为特殊种属的最显著特征就是人能够在“是”之中制造出“应该”,或者说在事实之中制造出价值。原发的世界或者说非人的世界只有事实而无价值。然而,世界在演化中生产了人类,人类生产了价值,价值又装点了世界,富有价值的世界于是成了价值和事实并存的场所。世界因有了人类而从一元性变为二元性,价值与价值的载体在人化的自然的条件中获得了自身的生命。这是一种先验的二元性,这种先验性既是时间上的,又是逻辑上的,它和人类并生,和人类的世界并生。既然有了价值,价值又必然是一种自身显现的事物,而且一定具有是之所是、在之所在的本体属性,要有衡量其他事物的能力,要成为某些事物或一切事物的标尺。这样,价值又必然是一种具有可还原性的东西。人把自己的类本质变成了构造世界与认识世界的方式。
人类学的研究表明,二元性与还原论是所有人类群体的普遍思维方式。英国人类学家、人类学创始人泰勒将原始民族的这种思维方式称为原始二元论。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又将其展开详尽论述:“人类据以描述世界及其自身的最初的表现体系起源于宗教。任何宗教不仅是宇宙论,同时也是对神圣事物的思索。”(注: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方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在原始宗教中,“整个世界被划分为两大领域,一个领域包括所有神圣的事物,另一个领域包括所有凡俗的事物,宗教思想的显著特征便是这种划分。”(注: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方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页。)可以说,这种既是二元性又是还原论的思维方式覆盖了所有的文化类型、所有的民族国家、所有的种族部落。然而,并不是每一种文化、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留下了二元性和还原论的文本。例如,中国的历史悠久,哲学的、文学的、史学的文本数不胜数,可没有留下这方面的文本。在这一点上,西方文明几乎是独一无二的。自古希腊以来直到20世纪前夜,几乎每一个思想家都用这种思维方式来完成他们的创造。从最早古希腊理性与经验的危机开始起,“柏拉图处理这场危机的办法是:把理性和经验分为两个不同的活动领域——存在的和生存的领域。经验是理性苍白的影子。亚里士多德把人类理性建立在经验之上,却又认为理论与实践是分离的,这种分离只有在‘思维对思维’的反思中才能加以克服;实践的最高形式只归结为神。在对理性与经验分离问题的这些经典解释中,理性活动最终成了超越经验世界的事物。”(注:郝大维、安乐哲:《孔子哲学思维》,蒋弋为、李志林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页。)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对立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他们都是二元性和还原论者,所不同的只是在如何还原的问题上。柏拉图直截了当地把经验还原为理性,还原为一种先验的形式原则;亚里士多德则坚持理性从经验中蒸发出来,虽然最终经验必须服从理性的绝对指导。这种分野几乎是西方哲学史两大派系即唯理论和经验论、唯实论与唯名论等旷日持久争论的最初范本。只是康德的确有综合两种观点的勇气和才能,不过,他最终也没有真正逃逸出二元性与还原论的思维范式。
哲学是个典型的具有历史性的东西。西方的二元性与还原论的文本和谱系是历史的产物,而同时它们又生产了历史。它们所形成的四种语境——理性的、机械论的、意志论的和目的论的语境正是文明繁花似锦的象征。我们低估其历史作用仍然是一种忘恩负义的表现。然而,我们又必须看到,这种二元性和还原论的思维范式必须以世界和思想这个被直觉认为是显然的二元对立为前提条件,这是二元性的最基本的逻辑预设。然而,20世纪、19世纪之交的岁月里,哲学不自觉地积累了摧毁这一二元性逻辑基础的炸弹。这就是关于语言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这个被称为语言学转向的哲学研究新动向吹响了围剿客观性的号角。
语言哲学开拓者的殊荣肯定属于弗雷格,他那篇题为《论涵义和所指》(注:马蒂尼奇编:《语言哲学》,牟博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375页。)的小论文绝对是一次威力无比的爆炸。流行了几个世纪之久的传统信念——逻辑专名的意义等于指称在弗雷格最机敏的发现面前破灭了,“启明星不等于长庚星”,虽然启明星和长庚星有一个共同的指称,即太阳系九大行星之一的金星。这充分说明意义是一个独立的领域,它独立于指称这个在场的事物。这是个伟大的突破口。维特根斯坦、奥斯汀、赖尔、塞尔、克里普克,尤其是拉康,正是从这一突破口杀入,扩大了战果,最终把一个好端端的语言实在论奉献给了世人。
这是一场令人振奋的接力赛。我们似乎没有必要深入其细节,只需画龙点晴给出这些伟大的人物的伟大的理论要义,便清楚无误地营造了围剿客观性的学术氛围。
维特根斯坦最初研究哲学的初衷的确不是语言论,他只是要给哲学找到一个公度的尺度,就像商品皆可以还原为货币的价值一样。他论证这一问题的思路简单明快:世界与语言同构,世界可还原为原子事实,正如语言可以还原为原子命题。可以表达为逻辑关系的原子命题正是公度哲学的工具。也许维特根斯坦的终极目标是无法实现的,而他在论证自己的哲学观的过程中却为语言树立了不朽的形象。他后期的哲学研究放弃了初始的范式,彻底转向日常语言研究也足可证明他是在追求语言实在论的目标。沿着日常语言研究的思路,牛津学派的赖尔用《心的概念》来综括英语语词对人的思维方式的影响,从语词的涵义与搭配之中涌现的哲学意蕴来验证维特根斯坦的想法,不由得使人追问语言是什么?正是在这种追问之下,20世纪后半叶的哲学解构了世界和思想对立的二元论。
奥斯汀和塞尔师徒二人构成了确立语言实在论的另一个阵营,他们是从语用学的途径杀入的。言说者和听话者作为言语主体不是为所欲为、随心所欲的天马行空者,他们要和语言的规范完全契合,语言有独立于交际者之外的真实而又可靠的自身准则。人与语言的关系是一种进入关系。语言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预设条件。对于由语用学所揭示的语言本质,海德格尔对语言的沉思作出了最好的回答:“对语言的深思便要求我们深入到语言之说中去,以便在语言那里,也即在语言之说而不是在我们人之说中,取得居留之所。”(注:孙周兴编:《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983页。)当哈贝马斯在他的交往理论中确立普遍语用学时,则在更大的更普遍的层面上把语言的独立性展示出来了。交往的双方被交往的规范、交往的方式、交往的澄明度所制约,人类的进化其实是被独立于主体之外的交往的符号化规则所推动。我们亲身所经验的东西在以语言为存在家园的符号体系中被编码、被命名、被指称,并获得存在的意义。因为,“词语破碎处,无物存在。”(注:孙周兴编:《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120页。)同时,“词语崩解处,一个‘存在’出现。崩解在此意味:传透出来的词语返回到无声之中,返回到它由之获得允诺的地方中去——也即返回到寂静之音中去”(同上)。一个存在即词语带着语用主体返回到语言这广阔的天地之中。海德格尔用诗的语汇表达的含义和语用学的逻辑异曲而同工。
波普与克里普克从他们各自的研究领域入手为语言实在论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作为多元实在论者,波普的三个世界理论比他的科学证伪主义更具有迷人的魅力。客观物质世界、主观精神世界和客观知识世界三足鼎立,让我们由衷地对语言的伟岸和崇高肃然起敬,由语言组成的客观知识世界尽管和其他两个世界平起平坐,而这三分天下的微妙关系对传统的客观性哲学的冲击不可低估。克里普克在他的模态逻辑研究中刻意把可能世界理论推上前台。由命名和分类产生的必然性创造着一个个可能世界,而现实世界只是无数个可能世界中那个由偶然性、随机性而获得历史性和历史感的可能世界。他同样是分类与命名的产物。看来语言的能产性并不是生产语言自身的能力而是生产世界的能力。
在所有语言实在论者中,拉康可能是最具神奇性和神秘性的人物。他的精神分析学也许是最晦涩难懂的,但他对“现实三大领域”的说明则通俗易解。在他的笔下,实在只是没有变成符号的东西,是被排除在符号之外的事物,“实在是绝对抗拒变为符号的东西”。他把实在、符号和想象称为人类现实的三大领域。不过拉康把实在看成是和符号、想象以否定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的,实在的极限就是无意义,是我们无法探究、无法定位的那个领域。因此,我们经验中的现实只是符号和想象的混合物:说想象是因为我们都处在镜像范围内,即我们以自我异化的方式自居在异己之中;说符号是因为我们周围的大多数事物都有含义,并指称着它们自身之外与它们不具有同一性的东西。实在进入经验化的现实只有经过符号化或广义地说经过语言的洗礼、语言的命名,从而有了含义并被我们解释为某种意义:当然,也可能是我们想象中自居的精神处所。于是,符号和想象比未经验化的世界更实在。
至此,我们已经大致勾画了一个多元实在的精神航程。在思想和世界之间横亘着无孔不入、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语言。德里达、保罗.德曼等人的后现代主义研究充分证实了语言不是一种透明的类似于三棱镜那样的中介物,语言作为一种特殊的实在从根本上破坏了客观性的基础。正是语言这种新的本质的发现,20世纪和以前的哲学背道而驰就不足为怪了。
二、进出哲学世纪大门的三把钥匙:现象学、解释学、谱系学
20世纪的哲学有一个博大恢宏的入口,那就是尼采的谱系学和胡塞尔的现象学打开的世纪之门。也许是尼采那活在未来的豪言壮语注定了他的事业需要由未来的新人类来继承,他的谱系学在世纪的门口反响不大,反倒是在世纪告别我们之前形成了一场风暴。那就是以福柯和其他新历史主义者为代表的谱系学大军。不过,胡塞尔的现象学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阵营,数十年间,现象学的代表人物各领风骚。在现象学的园地上成长起来的解释学也续写了豪迈的篇章。如果我们把这一趋势用最简洁的方式予以概括,那是因为现象学是自我构造学,解释学则是意义自主学,谱系学则是知识造反学,一言以蔽之,他们把知识论中那个虚构出来的幽灵——客观性当成了围剿的目标,这是20世纪历史和哲学的共同任务。
胡塞尔个人的哲学生涯几乎是20世纪哲学转型的缩影。“将其最初哲学与胡塞尔后期哲学进行比较,无疑是哲学史研究中最值得关注和最为生动的一章。在将近40年中,几乎任何方面的进展都代表着与布伦塔诺最初理想的决裂。因此,在布伦塔诺1874年的实证论与胡塞尔后期的观念论之间的确有一条胡塞尔所说的‘深深的鸿沟’。”(注:德布尔:《胡塞尔思想的发展》,李河译,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488页。)布伦塔诺刻意追求的实证论究竟是什么?就是寻找和确证客观性的哲学,虽然他是用描述心理学冠名的,而其内在的硬核无非是要证明自我意识这类事物的客观性,这个客观性的内涵倒是有点蹊跷,可不妨碍它的本质。当然,这也是早期胡塞尔的追求,《算术哲学》、《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都是其证明。可以说胡塞尔的转变是不知不觉的,循序渐进的,类似于一个慢慢行动的圆规,最终完成了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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