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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庆祥 邹诗鹏:当代哲学的主题形态何以是人学?——我们的哲学观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10-21 点击: 997 次 我要收藏

人学,即人的问题的哲学,是对人的现实生存及其意义的强烈关注与理论追求,它立足于现实生活世界去关注人的生存处境和生存状态,并追求一种符合人的旨趣的生存样态。这样一种人学观本身就是对当代哲学精神的基本理解,因而,对于熟悉当代思想的文化状况及其走势的人来说,把当代哲学的主题形态看作是人学,已经成为一种常识。但就目前而言,要求人们接受并理解这一常识还需一个过程,并且人学研究也亟待化解和回答许多疑难问题:把人学确定为当代哲学的主题形态,其根据何在?人学与本体论、认识论、实践论是怎样的关系?人学与哲学的其他形态是何关系?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对人学成为当代哲学主题形态的内在理路有一个清晰的梳理和申述。这种申述也就是我们的哲学观。
作为一切科学之根的哲学,当然也存在并呈现为一定的形态,形态学研究方法也对哲学学术发生着重要影响。哲学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的历史理解,本质上都是人性的自我理解、反省与创造活动,以及在此基础上所获得的关于历史的自我意识,一切哲学形态都必然蕴含着关于人及其历史的自我理解。正是基于人的自我理解,我们需要切入对传统哲学形态的批判,并进而理解人学何以成为当代哲学的主题形态。
一、传统哲学形态中“人”的缺失
首先应当指出,说传统哲学形态中存在着“人”的缺失,并不是指传统哲学缺乏对人的理解。因为透过传统西方哲学的理论表达形态,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它包含着对人和人性的说明。从苏格拉底开始,哲学的目标就转换为对社会人生的关注、思考。不懈地认识自我,肯定和提升人的世界,始终就是传统西方哲学所关注的。问题在于,传统哲学的理论形态是否真正承载起了相应的人性、人的生存境况和人生的关怀,甚至是干脆遮蔽了哲学关于人的深刻理解。
本体论哲学,是由亚里士多德确定起来的、并贯穿于整个传统西方哲学的第一个最主要的哲学形态。本体论哲学的意义是应当肯定的:它意味着要追求一种隐身于现实事物背后的超验的、有序的、绝对的存在,并且把这种存在及其逻辑推展看成是现实事物之所以实存以及整个世界趋向于完善的根本原因,因而它第一次以理论的形式表达了对人类生活应然秩序的内在向往。
但问题恰恰在于,本体论哲学及其思维方式同时也意味着对现实的、感性存在着的人的无视及否定:按照本体论思维方式,人的本质并不是由人自己所确定的,而是由先于和外在于人的活动的本体所给定的,人并不能以自己的方式去实现其本质。然而,这种与活生生的人的存在相敌对的“本质”对人来说却始终只能是异在的东西;本体论思维方式要求坚持以客体化、对象化的方法研究人,这实际上是以物种(一般物的规定性)的方法抽象地研究人,这种研究所看到的人是对象化和工具化的人,人在其中丧失了自身的价值,人的自我存在及其意义被漠视了;本体论哲学的逻辑分析与综合能力限制了人们对生活的追求及其自觉体验;本体论哲学把“多”还原为“一”、把具体还原为抽象以追求最后的绝对本体的还原方法和超验方法,必然会直接抽掉包括人的生存样式在内的人的生活世界的丰富性及动变性,必然远离现实的人。概言之,还原性、超验型和实体性使得本体论哲学本身就存在着一种强烈的非人本化的理论追求,它对超验性和实体性的追求,恰恰是以牺牲人的生存的经验性和实存性为代价的,它对人的精神(灵魂)的肯定是以否定人的物性(肉体)为代价。这正迎合了中世纪宗教神学抬高神性、贬低人性的理论需要,也使本体论哲学在中世纪宗教神学及经院哲学中得到圆熟的运用和发挥。
西方哲学形态在近代发生了一次重大转换,这就是从本体论形态转换到认识论形态,哲学的主题则从关于存在之存在的研究转向关于人的认识能力的研究。
认识论哲学的使命是确证人的认识能力,弄清人的认识来源,明确认识对象与范围,从而真正把人看成是认识主题。实际上,只有清楚地分辨和把握了人的认识能力之后,本体论哲学关于存在之存在的断言才能得到证明。对认识能力的考察实际上表明近代哲学已明确意识到其认识对象与范围是与人的认识能力直接相关的,也表明认识论形态更接近于人的自我认识。最为切合于认识认转向旨趣的,当属康德的“纯粹理性(知性)”。后者能够帮助人们获得现象界的知识,但不能认识自在之物即本体。这就为哲学转向研究感性的现象世界进而为人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空间。但是,康德本人的旨趣仍在于确证“人类诸能力的知识之可能性条件”,而不是真正重视人的问题。更多的近代哲学家仍然难以摆脱独断论,笛卡尔的“我思”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本身既是对认识能力的设定,又具有本体论意义。在他们那里,主体就是本体。这种理解实际上是在重蹈本体论的老路。
由于认识论与本体论的相关性,在本体论哲学中所出现的“人”的缺失也进一步延伸到认识论哲学中,并且整个传统哲学形态对人的失落也是在认识论哲学中全面暴露出来的:本体论哲学中的本质主义、客体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更主要是通过认识论哲学展开的,它们运行的基础仍然是与人的生活世界相异在的对象世界;认识论哲学所提出的“自我”,并不是每一个具体的、差异的自我,不是基于感性个体和个人真实性意义上的自我与自我理解,而是所有的自我,是整体性的、一般的、无差别的自我,这种“自我”不仅体现不出人的生存的丰富性内涵,反而成为获得生存丰富性的限制;尽管认识论哲学从形式上包含着对人性的某种程度的承诺,而且从历史进步来看,这种承诺其现实目的之一,就是批判封建神学对人生价值的抹杀,但这里的人性承诺很大程度上是对现实的人的生存活动的外在要求,而这种要求又包含着认识论哲学对人的极其简单和片面的理解和误解,如从知识论出发来说明人。但人的问题不是一个认识论问题。认识论形态由于把认识问题与生存问题割裂开来,把认识与人的生存境况割裂开来,因而时常误入迷津,不能达到对人的真实性的认识,也使其对人性的承诺成为空想,失去意义。
二、人的问题成为当代哲学思考的中心和主题
首先,人的问题成为当代哲学的主题,是与当代哲学所面临的时代际遇直接相关的。
人的主体性及自我意识程度是随着人自身生存境况的变化而变化的。传统西方哲学中的主体性及自我意识程度相对比较低,这是当时人所处的受动性的生存状况使然。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并把自己提升到历史的主体的地位,且承担起对自己未来的责任。但是,就在主体性获得全面展现的可能性的同时,也陷入了新的危机。这就是被当代许多西方思想家所描述的“使主体性陷入人类中心主义及自我中心主义的深深困境”,即人的生存困境。这种困境,在19世纪主要是由贫富悬殊和剥削所造成的人的生存和发展的不平等,在20世纪主要是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所造成的人的生存境况的恶化、人的存在意义的消解和“人”的失落。与主体性膨胀相关的则是人们精神生活的匮乏感的加强。由于解除了生存的绝对匮乏状态,独立的、闲暇意义上的精神生活便成为可能,人们已不再满意于过去那种对世俗生活的完全超验式的解释,而是追求一种精神生活的自主的、经验意义上的理解与满足。当代人的精神生活状况表明,丰裕的物质生活并没有带来健康充实的精神生活,反而被物所役,缺乏超越和批判的向度,并且逐渐同化于商业化时代的当下满足与自娱,单面人现象也在加剧。这就使得个体精神生活及生存陷入空前的焦虑与失重状态。人的问题成为当代哲学的主题,就是缘于人的主体性力量在获得空前增长的同时,也使人的现实生存陷入困境。正因此,在20世纪尤其是后半期,人的问题被推到了哲学的中心:
第17届世界哲学大会(蒙特利尔,1984)的主题,是“哲学与文化”,重点探讨:现代人与文化;哲学在未来文化和文明中的作用,等等;
第18届世界哲学大会(布来登,1988)的主题,是“对人的哲学理解”,重点探讨:人性、人的理性和人的未来;技术与人道化;人类生存条件与和平;人的生活的意义;哲学在人类全球性问题形成中的作用,等等;
第19届世界哲学大会(莫斯科,1993)的主题,是“世纪之交的哲学和人类”,重点探讨:哲学与文化转型及未来重建;技术文明与代价;现代人道主义;人和自然,等等;
第20届世界哲学大会(蒙特利尔,1998)的主题,是“人的教育”。
其次,人的问题成为当代哲学的主题,是西方哲学发展的内在要求。
人的问题一直就是传统西方哲学隐蔽的主题,或者说传统西方哲学总是以片面、抽象和超验的方式表达“人”这一主题。在古希腊本体论哲学占主导地位时期,苏格拉底就把“认识你自己”当作哲学的最高目标。但他从不对“人是什么”作正面回答。作为哲学隐蔽的主题,人的问题在传统哲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形态中渐渐隐没了。前有所述,本体论的思维方式就是追求一种与人的感性存在、感性活动相异在的客体式的绝对存在,因而它隐没了人的问题.失去了对人的现实关切。但人的问题及其人文关怀作为文化问题依然存在。中世纪的宗教神学充当着理解人和关怀人的职能,但它却把人升到天国,因而它是以异化的形式所体现出来的人的哲学,不可能获得对人的完整而真实的理解。
文艺复兴时期“人”被发现了,但在近代认识论哲学中,对人的理性、精神的强调遮蔽了现实个人的感性存在、感性活动及其意义,且对人多从对象化的物种意义和认识论意义上来理解,因而人的问题并没有被看成是一个正面问题,或认识论哲学并没有把人直接确定为存在主题,人也没有获得主体性。它所关注的认识问题,只能算作是人的问题的一个层面,本身并不就是人的问题。对人和人的生存意义的生存伦理解,认识论哲学不仅没有超过、反而在某种程度上退后于本体论哲学。本体论哲学中还包含着一种关于人性的尚未敞开的内在神圣性,而在认识论哲学中,人的问题则直接变成了一个在一般人类学意义上的认知对象。在康德那里,“人是什么”是其整个哲学的归宿,但这一问题并没有通过纯粹理性去完成,人的活动的目的仍然只限于认知的实用伦理学意义上的主体性,而不是感性的实践主体性。德国哲学家兰德曼就曾抱怨康德的《实用人类学》最多只能算作是“心理学的人种学”,而不是“文化的和哲学的人类学”。(兰德曼:《哲学人类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42页)事实上,“人是什么”的真正答案,并不在康德的人类学中,而应该在其道德伦理学中,尤其在其中关于灵魂不朽与上帝存在两种公设以及作为道德最高原则的意志自由(律)的本体论的解释中。(参见《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33-146页)可见,在康德那里,人的问题仍属于超验领域。
黑格尔的伟大之处,是他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然而,他唯一知道并承认的人的劳动却是抽象的精神劳动,这使他同样以形而上学的方式遮蔽了人的主题。这表现在他一方面远离人的感性世界,把人升到抽象的天国,为人的产生的活动、人的发生的历史提供的是抽象的、逻辑的和思辨的表达,而不是具体的、历史的和感性的表达,另一方面,个人及其自我意识不过是黑格尔整个逻辑体系的一种工具而已,具体的、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则被肢解为抽象的、僵死的逻辑链结与形式,并被形而上学地改装成绝对精神。(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77页)
于是,要对人的问题加以正确理解,真正凸显人的主题,就必须反叛传统西方哲学对人的抽象的、超验的理解方式,重新寻求理解人的合理的立足点。这种反叛活动,首先是从马克思的哲学开始的。马克思将立足点确定为现实人的生活世界,确定为现实(实践)的个人,把人从天上降到地下。这就使他对超验的形而上学、家教神学所表达的人性关怀产生深深的怀疑和批判,从而拉开了反叛传统西方哲学对人作抽象和超验理解的序幕。正是通过对传统西方哲学的上述反叛,人的问题直接被推到作为当代哲学开端的马克思哲学的前台。
第三,把人学确定为当代哲学的主题形态,也是由马克思哲学与人学的内在关联及其在整个当代哲学中的主导地位决定的。
马克思开创了整个当代哲学,而且实际地影响和参与了整个当代哲学的发展进程,而马克思哲学的核心就是人学。传统西方哲学由于对人的一种片面的、抽象的和超验的以及知识论的理解,故而没有把人这一主题真正突出出来,也没有对人作出完整而科学的认识。马克思哲学的创立,首先是从对人的感性理解开始的,而且也真正实现了对人的完整而科学的理解,从而使人真正成为哲学的出发点、主题,进而展开其人学理论的合理性建构。马克思把感性的人看成是哲学的前提,这实际上就是力图肯定感性的人对于哲学的首要意义,即将感性本身本体论化。这在传统西方哲学那里是难以实现的。要真正赋予感性以本体论的意义,不仅要赋予感性以新的理解,同时还必须对于传统哲学的本体论进行根本改造。在马克思那里,这两项工作是放在一起完成的。马克思强调人要能够成为主体,就必须存在一种“依靠自己而存在”的依据,而感性、感觉作为人的最真实的存在状态对人来说必然具有一种本体论意义,“人的感觉、情欲等等不仅是[狭]义的人类学的规定,而且是对本质(自然界)的真正本体论的肯定。”(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坯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3页)显然,马克思首先是在自然人类学意义上肯定感性本体论的。马克思还认为这种自然人类学意义上的规定性同时就是人的生存的历史规定性:人是通过生产实践活动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从而同动物区别开来的,而人的生产方式在更大程度上是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和生活方式,人是什么样的,是与人的生产方式、活动方式和生活方式一致的,“全面发展的个人——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8页)这一规定实际上已经排除了本体论的超验语境,因而也就把本体论直接还原成了生存论。
正是通过彻底批判传统哲学的抽象的人学观,把感性活动的、同时也是社会的、历史的人确定为哲学的出发点,正是对人的现实关切,马克思才开创了当代人学的全部景观。同时,由于马克思对人的本质丰富性的全面而深刻的揭示与阐释,由于马克思的哲学是把感性活动作为本体和出发点,从感性的、社会的和历史的维度理解人,达到了对人的科学理解,所以才真正确立起了一门人学。可见马克思哲学最有理由被称为人学,而马克思哲学的实质也就是人学。
马克思人学的实践性、社会性和历史性使它具有一种开放性的品格,它本身是未竟的和未然性的理论形态,这就给当代人学的深化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也同时意味着马克思哲学是当代人学的奠基者:通过对传统哲学的反叛和超越,马克思哲学与人学建立起来了真正的内在本质联系,并开启和引导整个当代西方哲学发展的方向;同时,马克思哲学的人学理论则直接影响着当代西方哲学的理论建构与思想趋向,当代西方哲学的多种努力,大都与马克思人学思想有直接的承继关系,也是马克思人学理论的进一步深化。
第四,人的问题本身就是贯穿于整个当代西方哲学演进的主线。
将现当代西方哲学相对划分为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主流,基本上符合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现代西方哲学的状况。60年代以来,特别是到晚近,随着英美哲学与欧陆哲学的融合趋势以及整个当代哲学多元化格局的形成,再用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二分法来定位整个当代西方哲学已经不太现实。但这并不意味着整个当代西方哲学犹如一团乱麻,难以清理。事实上,在整个当代西方哲学变化不定、错综复杂的状况中,人的问题始终是当代哲人以不同的方式关注和思考的主题,并激发和推进着整个当代西方哲学的演进。
当代人本主义思潮与近代欧洲尤其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传统一样,都把人的关怀看成哲学的主题,但二者理解人、关怀人的方式和程度不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主要强调一种与神相对立的人性以及主客二分的主体性。它对人的理解可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把握:1、把人看成是理性的存在物,人本身就是属人世界的中心;2、强调应在自然本性和实体意义上理解人,主张人的世俗欲望的合理满足;3、强调个人及其独创个性,推崇个人自我的努力奋斗和自立精神;4、强调人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力量来认识和改造自然,实规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完善。其实,传统的认识论哲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与上述人文主义传统相契合的,它同样强调人的理性、自然生物性、独立性和能力。
当然,并非所有的近代人文主义都符合上述四种规定性。这几种规定性的前提即人性与神性的对立,其本质特征可称之为“理性主义的”人文主义传统。但是,若考虑到人文主义传统与整个西方超验文化传统的内在关联,那么还应看到,强调内省意识和悲剧体验的神学文化自身也直接形成一种人文主义传统,即“浪漫主义的”人文主义传统。这是其影响范围远在哲学之外的人文思想传统,它对上述占主流意义的理性主义人文传统的渗透无疑弥补了后者刚性有余、弹性不足的缺陷,并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人文主义传统的当代转换。
当代人本主义的起点,就是反叛传统的认识论哲学和本体论哲学。当代人本主义是对近代理性主义人文传统的一次反拨,但在思想内涵上则更多承接了浪漫主义传统。首先,当代人本主义哲学中的人是非理性的人,而不是有一个先在本质的人,而通过本体论哲学与认识论哲学所确立起来的人只能是抽象的人;其次,当代人本主义也强调人的自然本性,但更多的人本主义则往往强调人的超生命的本性,并且坚决反对以生物学来解释人的生存,反对实用理性与工具理性对人的约束;再次,与传统人文主义把人当作一种实体性存在不同,当代人本主义强调个人的生存在本质上就是虚无性,即人面对真正的自我时所陷入的无所归依的体验状态;最后,近代哲学实际上是通过一种人类学的主体性直接取代现实的个体性,人类学的主体性一般来说只能局限于对一般的个人作一种形上的设定。而当代人本主义试图终结近代本体论与认识论意义上的人,让丰富的个人、处在主体间性关系中的个人、尤其是各种具体生存条件直接在场的现实个人出场。无疑,当代人本主义更切合于当代人的精神状况。
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哲人的旨趣恰恰在于呈现人的各种真实的生存条件与境况。事实上,也正是在后现代哲学中,人的问题才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生态问题、女权主义、女性主义、民族主义、主体间性、公共性问题,等等,都是通过后现代哲学所呈现出的人的问题,这些极其广泛的问题阈表明当代哲学对人的问题的关注,已远远超过了传统哲学的视域,同时也将当代哲学及人学引入一个新的天地。
至于当代宗教哲学,完全可以看成是人本主义哲学的一部分。当代宗教神学本身也在经历一场巨大转换,这一转换是多层面的,但其根本宗旨就是实现宗教的世俗化与个人化,即从对上帝本身的关怀转向通过强调生存个体,实现上帝与生存个体的沟通,达到“真正的上帝和真正的人融为一身”。(卡斯培《当代基督学问题》,《基督教文化评论》第1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5页)并通过上述途径唤醒人的理性及整体性的自觉。因此,当代宗教哲学更多地是以宗教为思想资源来表达对人的理解,这同时也是基于人性对宗教资源的重新理解。确实,宗教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以如此浓厚的情怀与自觉性来关注人的现世生活及在其中的遭遇和苦难,关注生态环境,关注死亡,面对生存的意义并培植起对生命的敬重意识。
如果说,从当代人本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哲学对人的问题理解,始终都在追求着一种与传统理性主义迥然有别的范式的话,那末,胡塞尔的现象学以及整个英美分析哲学则在致力于进一步确立起理性的人。这一努力,一方面是对传统认识论哲学的承接和深化,是对传统哲学乃至整个欧洲文明中的理智传统的发扬,另一方面,也是旨在寻求一种与当代人的生存活动相协调的理智形式,寻求对当代人类生活的理性理解。这些努力对当代人本主义哲学有很大影响,越是晚近越是如此。事实上,当代人本主义的一些最关键的学派本身就是胡塞尔现象学的新发展(这一情况也表明,把当代人本主义完全等同于非理性主义是极不合理的)。在某种意义上,胡塞尔的现象学仍然属于典型的认识论中心主义,但就其给整个当代哲学与思想文化界带来的巨大影响看,现象学方法实际上又给人的问题展示了一种全新的境界。胡塞尔晚年明确提出的生活世界理论绝非偶然。生活世界实际上是人们识别和走出近代以来的科学与人性危机并获得纯粹意识的超验的本质结构,这本身就是其整个现象学方法的归宿,因而其中所包含的人学思想又远远超出了认识论阈。当然,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的根基仍在于超验性,而“经验”与”历史”恰恰在胡塞尔的视野之外。这样一种状况明显地限制了胡塞尔现象学的思想意义,这也就是其后继者为什么要“悬置”其“超验”前提从而走上了一条可称之为经验现象学的道路。正是通过这样一种努力,整个现象学运动直接融入了整个当代哲学的人学走向中,这才有了海德格尔与雅贝斯尔的以“超越”为核心的生存哲学,有了狄尔泰的以“历史”为核心的生命哲学,有了以确立人是理性存在物为宗旨的哲学人类学,有了以经验与语言为本体的哲学解释学,也有了以揭示并实现人的真实存在为根本旨趣的形形色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等。
分析哲学则在另一种意义上体现了传统认识论对当代哲学的巨大影响。在对人的问题的理解上,像现象学一样,分析哲学也呈现一种复杂的状况。如果基于人本主义立场,人们就完全有理由指责分析哲学缺乏对人的理解。承继了实证主义传统的分析哲学,确实建立了一种关于世界的表象式的理解模式。但是,我们认为,这种模式相对于存在主义哲学对人的过于感性、散漫和无序的理解而言,仍然提供了关于人的理性的、也是存在主义哲学无法达到的确定性理解,也是为当代种种非理性的人学思潮所缺乏的。相信随着问题的逐步明朗和深化,分析哲学将对当代人学的自我反思与理解提供更多的治疗智慧。
断言当代西方的两大主流哲学已汇合一体,恐怕过于乐观,二者的哲学主旨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分歧。而要真正实现交互理解并实现对这一时代精神的真正理解,二者恐怕都需要在人的问题的理解上继续前行。如果说现象学运动对人的理解应当更多地考虑经验的、历史的维度,那么,分析哲学的前景与其说是复兴形而上学,倒不如说是如何融入生存论问题。因此,人的问题更为内在地支配着这两大主流运动的演进及其合流态势。
我们虽说,人的问题确实是整个当代西方哲学的主线,但另一方面,当代西方哲学仍没有达到对人的成熟理解。而且,从总体上看,整个当代西方哲学仍处于走向人学的途中。
最后,人学对当代中国哲学具有主导意义。
人学是当代西方哲学的主题形态,但人学更应属于整个当代哲学的主题形态,也是当代中国哲学的主题形态。当代哲学的发展确实是以西方哲学的演进与扩张为主流的。但这一过程同时也是非西方文化与哲学传统的自我批判、创造性转换及现代化过程。人类一体化已是大势所趋,但人类一体化是以众多富有个性并因此能够实现相互对话与交融的民族文化样式为前提的,因而建立赋予时代精神与民族个性的当代中国哲学,也就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界责无旁贷的使命。各民族自身的现代化状况,无疑是确立各自哲学的当代形态的最直接、也是最深刻的背景。人的问题自有其深刻的中国现实背景,它是随着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而内生出来的,而不是什么外来的东西。也正是由于人学与中国现代化道路及其命运的内在关联,决定着人学在当代中国哲学中的主导意义。
当代中国哲学必须融入整个世界哲学与文化的总体背景及其走势,并结合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把当代西方哲学的思想成果及其得失作为资源,融入当代中国哲学的具体建构中来。对于当代中国的现代化来说,马克思的人学思想无疑具有优先的解释与引导价值,因为它能够帮助中国走上一条民族独立与现代化的道路,它深刻而现实的人学关怀符合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转换的内在要求。当代西方哲学以人学为主题形态,但确实又存在着种种否定人学以及所谓后人学思潮。但须知,为这些思潮所消解的“人”本身在我国却没有确立起来,至于当代西方人学所追求的更真实的“个人”,恐怕还没有在我们社会生活中呈现出来;它所追求的后现代性以及对东方文化的神往,既认为东方文化是纯粹前现代的,不可能走向现代化,同时又通过借用东方文化对现代性的调适,更好地接受和享受现代生活,而不是也不可能拒绝现代生活。由此,硬把后现代观念及其时尚作为一种先进的东西引入中国,甚至莫名其妙地抽象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注定优越于西方文化,恐怕实属自欺欺人。需要什么就建立什么。我们需要现代化及其相应的思想文化,需要改善生存能力的整体低下状况,需要改造落后的社会结构以及整个文化传统,以实现整个文化传统的现代转换。于是,与现代化具有内在关联的人学思想,应成为当代中国哲学建构的主导形态。
要实现传统文化的总体性反思与现代转换,就必须首先切入传统文化对人的理解。对人的不同理解往往造成不同文化间的根本差别。因而,一种文化传统要实现自我超越,首先必须变革和重建传统文化对人的既定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所确立的是以伦理人为假设的人学理解模式。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却是直接被巨大的封建纲常伦理制度所压制和淹灭着,中国文化传统在古代及近代的流变,始终就没有内生出一种像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那样影响遍及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得到高度自觉的人性解放运动,人,尤其是作为最真实存在的个人的主体性始终没有凸显出来,个性意识始终没有真正苏醒。可见,作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最多只是强调人作为道德修养主体的意义,而在知性活动意义上,也即在主客二分的意义上所实现的主体性始终没有形成。而知性意义上的主体性的确立恰恰是整个西方文化传统流变的内在理路,也是实现近代文化转型的关键。如果说在整个近代,我们先是被拖进现代化路途,随后则一直在致力于解决、最终也确实解决和确立了作为民族国家的独立的政治身份问题,那么在这以后,整个文化结构的自主性变革,尤其是人的观念变革,就成为全面实现民族现代化的关键了。整个中国文化结构及人的观念的健康而又深刻的变革,是从1978年开始的。正是自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新的路线之后,思想界以及哲学界才能够认真思考和关注人的问题,并逐渐带动整个社会对人的问题的正视和重视。人们逐渐意识到,中国现代化的关键无疑是人的现代化,也只有真正实现了人的现代化,才谈得上文化传统的当代转换,而整个民族的现代化才是真正有保障的。当然,与中国现代化背景的这种内在关联,决定了当代中国哲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要从哲学意义上建立起对人的现代理解,既从单一的伦理人模式转换为包含着经济人、能力人、理性人、独立人和道德人等等在内的人的整体理解,促进个性和主体性的培植与健全发展。
实际上,从80年代初到今天,中国哲学界研究的主题和中心,中国哲学研究发展的核心线索,始终是人的问题,其他许多问题,如发展、文化、价值、主体性、实践等,大都是围绕“人的问题”而展开的,或以此为前提、基础和主导的。其内在和直接的动因,在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现实生活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迫使人们直接思考人的问题。正是在众多人的问题逐渐浮出界面并得到初步清理之后,在90年代,一些哲学专家及学者开始了自觉的人学理论建构工作。可见,当代中国人学的建构,本身就是在哲学对人的问题已经取得大量思考与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得以展开的,人学的具体理论建构也就是对当代中国哲学、特别是20年来哲学界关于人的问题研究的总结与提升。这就是说,人学本身就是整个20年中国哲学发展的成果形式,他主导着当代中国哲学的内在逻辑和思想进程。当然,人学作为当代中国哲学的主题形态与作为当代西方哲学的主题形态,二者在出发点、基础、实质以及所面对的问题及其解决方式上,是不同的。
三、人学在当代哲学中的总体性地位
人学在当代哲学中的总体性地位,既是由人学形态在当代诸多形态中的主导地位决定的,也是由人学对整个当代科学技术、知识学科以及整个社会生活的整合功能决定的。“当代哲学的主题形态是人学”之内涵,就蕴含在“人学在当代哲学中的总体性地位”这一问题的如下阐释之中。
当代哲学形态尽管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征貌,但其中却存在一个全方位地贯通于当代哲学的核心学说,这就是人学,人学是当代诸多哲学形态中的主导形态。为便于分析起见,我们不妨集中剖析按不同的学科归属而呈现出来的多种相对稳定的哲学形态,其中主要如社会哲学、历史哲学、道德哲学、宗教哲学、发展哲学、文化哲学、价值哲学、艺术哲学、符号哲学、生态哲学、环境哲学、人类学哲学、管理哲学和心理哲学,等等。这些形态都只是当代哲学的亚形态,它们不可能总括当代哲学的全部内涵,而只有人学才从总体上总括着这诸多具体的哲学形态,并且具体渗透于每一亚形态之中,所有这些亚形态都是人学的具体表现形式,且关涉着人的问题的诸多具体领域,因而都应看成是人学的分支学科。人学是整个当代哲学的一级形态。因为这些学科性的哲学形态的出现本身,就是在思考和分析当代人类社会由于人的复杂性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因而都直接或间接地包含着关于人的应然生活的假定,都体现着当代哲学对人的理解及其当代人文理念,都是通过人学的方式实现对各学科形态的前提批判与方法论反思,都以人学为其深层的理论基础。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既然把所有当代哲学的亚学科形态都看成是人学,那么,用这样一种宽泛的人学来确定当代哲学的主题形态是否合适?这就涉及到如何认识人学、当代哲学以及哲学的本性。我们认为,人学的根本旨趣在于既要超越把人的问题归结为超验存在的传统本体论哲学形态及其思维方式;也要超越那种把人的问题仅看成是客观的知识论探索与建构,以及离开人的真实境遇而通过孤立的知性来说明“人”的传统认识论哲学形态及其知性思维方式;人学作为一种当代思潮或整个世界哲学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当代思想运动,其旨趣在于从哲学上寻求对人的生存境况问题的解决。哲学的本性就是对一切既定范式与问题的前提性理解,是对人的生存意义的不懈的追问与探索。在这个意义上,人学无疑更接近于哲学本性,更适合被称之为“哲学形态”;人学的意义主要不在于其学科内涵的确定性与规范性,而在于其思想性,当然,一旦思想性得到确立,那么,为系统表达这一思想,就需要明确其内涵和规范,即需要学科建设,这就只是技术性问题了;应当说,要求人学达到具体哲学学科形态式的确定性与规范性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永远无法用某种确定的学科规范来界定一个未定性的、开放的思想领域,这恰恰是由人学在当代哲学形态中的主题地位所决定的。
人学作为当代哲学的主题形态,本身就意味着当代哲学正在寻求对整个人文学科乃至于整个知识学科的整合。哲学是一切科学之母,当一门又一门具体科学从哲学母体中分离出来并形成独立科学之后,哲学的地盘似乎在“缩小”,但实际上哲学的整合功能在增强。在古代哲学中,哲学就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本体论体系;在近代,哲学还直接承担着催生科学并帮助科学取得合法性的认识论功能;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哲学则展现为方法论的本体化努力,但在黑格尔那里,试图用哲学体系融汇一切科学的做法已走到尽头;在恩格斯那里,随着超验的历史哲学以及知性的自然哲学的终结,整个哲学就只剩下一个纯粹的思想领域,其功能只在于为人的现实生活世界提供一种理解、思想、人文关怀和把握方法。思想始终是无法破解的哲学“地盘”,这块地盘本不应随着科学从哲学的分化与具体化而削弱,而是更加重要,须得坚守和拓展。现代科学发展的趋势表明,人的问题已成为整个科学的普遍问题,并且研究人的各门具体科学正趋于结合以及对人的发展的综合研究。(参见H.T弗罗洛夫:《人的前景》,王思斌、潘信之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页)。这就是说马克思当年所描述的“自然科学往后将包含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的情景将会出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页)。由此,作为思想的哲学应给科学提供一种靠科技本身的物化活动所无法获得的人文关怀,也应为各门科学的整合提供人学基础和方法论。这是哲学之所以存在的根本价值。如果哲学遗忘这一根本关怀和人学基础,总是亦步亦趋地追随科学,并把自己打扮成科学,那么哲学也就不是哲学了。因此,只有把人学确定为当代哲学的主题形态,哲学才能真正成为哲学,当代哲学也才能为科技的发展提供人文引导,才能切实地实现对科技、知识学科以及哲学学科的整合。这本身就是对哲学的正本清源的理解。
我们虽说当代哲学是一种多元性的哲学,但首要是人学。因为人首先是个体性的存在,是个体的自我创造活动铸就了多元性,而多元性反过来又诠释着主体的多样性、开放性和可选择性,并合理地导向一种生活实践哲学。如果仍强调一种纯粹客观的认识,自然也就谈不上多元。人必须是一种文化的存在,而文化不过是不断实现着自我创造的人的活动,正由此,所以人需要知识、科技、秩序和交往,并接受现代化。当代人学对科技、知识学科以及哲学学科的整合正是通过文化的方式实现的,这种整合方式无疑较传统本体论和认识论哲学试图以体系化包容科学的方式优越得多,后者总是以哲学科学化而终结,实际上却是以牺牲哲学本性为代价。以文化方式整合科学,就不再是停留于知性层面上理解科学,而是对科学的社会功能以及属人价值的前提性反思与评价,进而是对科学的人文引导,是科学的人化和哲学化,因为它充分体现了哲学对科学、知识学科的批判与治疗功能,当然,这同时也是人与文化的自我批判与治疗。不仅如此,人学还是在更大范围内对整个当代社会生活的整合。这一点,从现代人本主义哲学仅仅停留于张扬此在个体的生存意义,到后现代哲学所关注的极其宽广的问题域,就可以看出来。当然,说人学是当代哲学的主题形态,同时也意味着当代哲学以前所未有的“问题意识”涵括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面对复杂多变的当代现实生活,作传统哲学的那样抽象是苍白无力的,唯一的选择是:从抽象的形而上学哲学转向强调人的历史实践活动的人学,而这正是马克思的实践人学观所要昭示的思想和方向。
最后必须指出:人的问题成为当代哲学的主题,并不是说当代哲学已经解决了人的问题;把人学看成是当代哲学的主题形态,也并不意味着当代哲学已经建立起人学;人学还处于初创阶段,人学不仅是当代哲学的主题形态,而且肯定是未来哲学的主题形态。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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