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名:
    密码:
转播到腾讯微博

你的位置:首页 > 外国哲学

张立文:哲学自觉与哲学创新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10-21 点击: 993 次 我要收藏

哲学自觉是时代的诉求,哲学创新是历史的使命,时代与历史的赋予,令人应做出回应和诠释。如果说过去时机不允许的话,那么,当今机遇大好,应自强不息,振兴民族精神。

哲学是时代精神、智能创造、生命智慧、终极关切,这些对于每个哲学家而言,虽是共性,但无个体精神、自由创造、智慧洞见,独特关切,难以实现哲学创新;哲学家须有独具匠心的价值理想的设计,要有对以往哲学理论思维形态转生的“游戏规则”的把握,及时宇宙、社会、人生自我反思的体认和新研究方法的运用,若无此,亦不可能实现哲学创新,而只能“照着讲”。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日新之谓盛德”的创新精神的民族,半个多世纪以来没有诞生建构独立哲学体系的真正哲学家,这对于一辈子从事哲学教学和研究的人来说,是一种使命意识和担当意识的缺失,换言之,是“哲学自觉”的迷失。“哲学自觉”是指民族时代精神的自觉,是对于宇宙、社会、人生所面临的冲突和危机的自觉反思与其化解之道的求索,是对于生存世界、意义世界、可能世界的自觉觉解,是对于价值理想、终极关切、精神家园的智慧设计。
然而,在“世道人心”、“天理良知”沦丧的“文化大革命”中,中华民族五千年辉煌的文化被横扫,灿烂的文脉被斩断,重要的文本被焚烧,珍贵的文物被破坏,活泼的文风被扼杀,这是“哲学自觉”迷失的因;又遭社会政治体制的干扰,意识形态的封杀,极左思潮的摧残,这是“哲学自觉”迷失的缘。因缘结合,吞噬了半个世纪以来哲学体系创新的自觉意识。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只有“红学家”,而没有哲学家;只有照本宣科者,而没有智慧创造者。这是哲学的悲哀,也是时代的悲剧。
在中国,中华民族“哲学自觉”的迷失,是同民族精神自觉的迷失分不开的,是与彻底与传统思想意识决裂相联系的。五四运动以来,学术界掀起向西方学习的热潮,这个热潮是以批判、打倒民族精神文化的代表———孔子为先导的,是与西洋文明为主动的、积极的、独立的、创造的、进步的、科学的、东洋文明为主静的、消极的、依赖的、因袭的、保守的、艺术的价值评价为思想导向的。在这种情境下,向西方学习被认为是进步行为和先进思想的表现,一切以西方的真理为真理,以西方的规范为规范,以西方的原理为原理,换言之,一切照西方的办,这便是先进,否则就是保守和落后。对于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不分青红皂白,统统打倒,以此为革命行动。后来又以前苏联为“老大哥”,“一边倒”倒向前苏联,把前苏联奉若神明,青年学生据实说了一句对前苏联不敬的话,就被打成右派分子,一切以前苏联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意识为衡量是非、真伪、美丑的标准,凡稍有一点不同的看法,相异的理解和相殊的解读,就被上纲上线为反马列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思想等等,扣上反革命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等帽子。中国传统思想都被戴上反动奴隶主阶级或地主阶级思想的反映,对历史上的思想家、哲学家也戴上奴隶主、地主阶级代表的高帽,对于他们均被目为反动的、被打倒之列。这样,民族精神被否定,“哲学自觉”的迷失便是必然的了。
“哲学自觉”的迷失,还与社会风气思想导向相联系。在批判“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在批判“走白专道路”和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社会氛围中,把一切的一切都磨平了、剃光了。在学术上枪打出头鸟,谁冒尖谁遭殃,不要有学术;思想上批字当头,谁有创见谁倒霉,不要有思想;在文化上考零分光荣,还到处宣扬,大批“学而优则仕”的“读书做官论”;在经济上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不准农民种自留地,改善生活。扼杀了一切的所谓冒尖、创造、领先和先富及其可能性,使人们处于无学术、无思想、无文化、无生活的环境中,以“做驯服工具”的美称取代人格的尊严、学术的民主、思想的自由和哲学的创新;以“舆论一律”、“公共意见”的权威取代个人的意志、不同的信念、独立的选择、自己的爱好。个人毋须有思想、见解和意志,人既不需要也不可能对任何事件、人物做出自己的判断、评价以及自己行为的选择和视听。此情此景,犹如海德格尔所说是“此在的沉沦”,在个人失去自己本真的在的状态下,“哲学自觉”自然迷失了。

“哲学自觉”的回归或觉醒,是在“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情境下,解构“文化大革命”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文化氛围,“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只有从这三个方面解放出来,才能有“哲学自觉”,才能有哲学理论体系的创新,学术观点的创新和研究方法的创新。虽然“哲学自觉”之路还会有艰难曲折,但只要努力不懈,这三个创新的目标是能达到的。
中国“哲学自觉”,实现中国哲学的这三个创新,既不是把黑格尔头脚倒置的哲学重新颖倒过来,也不是像海德格尔把传统哲学的认识从现象到本质的运动倒过来,而是要跃入中国哲学深渊谷底去求索,去体认中国哲学的本真,把握中国哲学运动在每个时期理论思维形态转生的“游戏规则”,界定中国哲学性质、内涵、特色、风格、神韵、凸显中国哲学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中国哲学要创新,创什么新?如何创新?换言之,中国哲学创新有其自己创新的定规,有其内在逻辑演化的规则,只有遵此创新的规则,才符合其创新的要求,才算是中国哲学的创新。否则就很难说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的创新。
这个哲学创新的规则是什么?以往似乎没有发现,我在45年的中国哲学的教学与研究中,体贴出三条中国哲学创新的“游戏规则”,即核心话题的转换、诠释文本的转变、人文语境的转移。这是中国哲学的创新标志,以此来衡量中国哲学的创新,中国哲学的创新便有了一定之规和标准。
这三条规则的确立,其合理性和合法性就原于中国哲学本身和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土壤,以及哲学家对生命的觉解和追求智慧的品格。这些都需要回到中国哲学的元创期的先秦来考察。雅斯贝斯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归,或者说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的动力。”[1]他所说的“轴心时代”,相当于中国的东周(春秋战国),即公元前770到前256年之间。这个时期周的统摄力、控制力的削弱,众多的诸侯国为争霸主地位,而东征西讨;为争图存强兵,而广罗人才;为能出谋制胜,而百家争鸣。这时士人人格独立,学术未成禁区,思想自由发挥,意识日益觉醒,道德精神觉解。各家各派各自依据自己对当下宇宙、社会、人生、国家所面临错综复杂的紧张关系和冲突的体认,而设计和谋划种种化解之道,从而建构了自己的思维理论体系,营造了百花齐放、学术繁荣的环境。
虽这时《庄子.天下篇》有“百家”之称,《韩非子.显学篇》有儒墨“显学”之说,但都没有像司马谈《论六家要旨》那样明确分殊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班固《诸子略》增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为十家。形成了“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2]的多元文化。尽管此“六家”、“十家”只是一种概括的、大体的说法,但从学术思想的影响和作用而言,比较认同司马谈的概括。从此以后,中国哲学每一次新的飞跃、理论思维形态的转生都回归这一时期,并被重新燃起智慧的火焰。换言之,中国哲学的基本格局,由此奠定。在先秦,中国哲学实现了“哲学的突破”,为以后中国哲学的转生提供了多元的、可选择的精神动力。如果说西方哲学是柏拉图的注脚[3],那么,中国哲学也可以说是先秦六家哲学的注脚。春秋战国五百多年,天下大乱,诸侯分裂,学术不一,然天下大势是殊涂而同归,百虑而一致,同归一致是各家各派终极追求的目标。这个终极追求的目标,终于由地处西北方的、实施以法家思想为指导的秦国实现了。秦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富国强兵,统一六国,实现了书同文,车同轨,度同制,行同伦,废封建、立郡县,建立了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的国家秩序,实现了既定的目标,完成了同归一致的历史使命。但由于在这种社会大转变中,秦统治集团地位的变化中而不知变更,与时偕行,反而固守以“马上打天下”的法家思想来“治天下”,严刑峻法,焚书坑儒,强秦统一天下只14年便在人民反抗的洪流中覆灭了。历史的事实证明以法家思想为指导来治理天下是不适宜的。秦的统一战争和接撞而来的秦末社会大动乱,由于秦的指导思想的错误,统一并没有给人民大众带来利益,相反横征暴敛,陷人民于水火,陈胜说:“天下苦秦久矣”[4],接着又苦于大规模的战争,社会经济陷于破坏。汉王朝建立之初,统治集团的知识精英们在检讨、反思强秦速亡的教训时,他们依据自己思想立场,做出各不相同的诠释。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陆贾,贾谊认为,一言以蔽之,仁义不施者也,主张以儒家思想来治理国家。但当时统治者的要务、急务是与民休养生息,迅速恢复生产,安定社会秩序。人民大众在经历长期战争的种种痛苦后,也不希望继续动乱,而期盼安居乐业。顺应这一现实的需要,统治者便选择了以道家思想为主而融合各家思想的黄老之学。据载:“天下初定,悼惠王富于春秋,(曹)参尽召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如齐故俗。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闻胶西有盖公,善法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5]。萧何死后,曹参为汉相国,萧规曹随,无所变更。太史公评曰:“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6]。曹参开清静无为政治,以黄老之学为主潮,取代“法家之学”获来了“文景之治”[7]。然而,黄老清静无为于社会的礼乐教化、伦理道德和政治制度的建设乏力,中央政权的凝聚力、统摄力的权威性缺失,助长了地方诸侯国势力的增长,终于在景帝时暴发了吴楚七国之乱,动摇了大一统帝国的稳定,同时,北方匈奴势力的强大,也不时成为汉帝国的威胁。黄老清静无为之学在内外冲突的紧张中,已不适合于社会发展的需要,重新选择指导思想便成为时代的诉求,这一历史时代的使命就由汉武帝来担当了。汉武帝自觉意识到黄老之学在加强国家典章制度、伦理道德、大一统建设中的缺陷,而选择德刑并重的儒家之学,却遇到以窦太后为首的黄老学派的阻挠,而儒家的《诗》学学者申公、赵绾、王臧、辕固生等未能沟通学术与政治、古(传统)与今(现代)的关系,未能建构新的理论思维体系以回应黄老之学。元光元年(前134)汉武帝举行贤良对策,以对策方式“垂问天人之应”,如何长治久安?何施何行能彰显唐虞、戌康、先帝的“洪业休德”?董仲舒以《春秋》公羊学“大一统”思想回应了汉武帝的策向,并提出“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的建议[8],得到了汉武帝赏识,于是儒学经学被立为官学。
秦汉时期,学术思潮三变,三次回归先秦六家,而被重新燃起智慧之光,由法家———黄老———儒家为主,而统摄其他各家,其依据的经典文本亦有《韩非子》[9]、《老子》和《春秋》公羊学之变换。如果说秦汉学术思潮三变,是以适应如何治理国家、安定社会?如何建设国家典章制度为宗旨的话,那么,魏晋玄学思潮,是以冲决“独尊儒术”的网罗,而走向学术多元为其特征的。玄学从求索学术思想的新出路中,追究多元学术思想的共相依据或终极本体。这种形上学的玄远的寻求是对于当时社会长期分裂动乱的不满和抗议,是对现实政治腐败的痛心和绝望的解脱和超越,以便在精神世界里获得慰籍和安宁。《老子》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道法自然”;《庄子》的“逍遥之游”;《周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便成为玄学依以诠释的经典文本。“三玄”取代汉代儒家经典而成为主流学术思潮的依傍;“有无之辩”及与此相关联的“本末之辩”、“自然名教”之辩,取代汉代的“天人之辩”,成为学术思潮的核心话题。
东晋南北朝时,佛学渐盛,玄佛合流,梁武帝时,佛教几成“国教”,玄学被边缘化了。隋唐时,佛教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学术上,均达鼎盛,而成为强势文化和主导思潮,儒道文化被弱势化。如果说玄学的多元学术思想的共相依据或终极本体的追究,疏离和玄远了主体精神的需求,那么,佛教的众生能否成佛?如何成佛?成佛的根据的佛性的追究,这种对人的终极关切,是人的主体精神的特殊价值,它是佛教般若智慧的民族化的会通和结晶。推本性情之原,参悟人生本来面目,弥补了玄学“祖尚浮虚”、“口谈浮虚”之弊,满足了人对终极价值理想的追求。外来的佛教哲学文化成为强势文化,“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10]。这种强势文化得到了其强大的经济的支撑,“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其七八”[11]。相反地中华民族传统哲学文化被边缘化。尽管中华民族哲学文化具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恢宏的气度,佛教哲学文化被中国化或曰中国化了佛教哲学文化,但被中国化了的佛教哲学文化仍然是佛教,而不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延续和弘扬,那么,中华民族自己的哲学文化是什么?在佛教哲学文化的强烈冲击下,一些儒家知识精英深感中华学术的危机,痛觉中华民族传统文脉断裂的威胁,忧患中华哲学文化将成为“绝学”的危险。韩愈说:“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入于墨,不入于老,则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噫!后之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孰从而听之。[12]”孔子以来的仁义道德之说听不到了。“原道”之“原”,意为回归孔子和《六经》之本,从那里获取精神的动力,以原孔子先王之教道。“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已无待于外之谓德”[13]仁义道德便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也就是韩愈所谓的中华文化的“原道”,而非佛老之道。
为了使中华民族哲学文化、学术思想大化流行,薪火相传,永流真传,生生不息,也为了与佛教世代衣钵相传的“法统”相颉颃,韩愈提出了“道统”论,他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14]。为什么及如何在孟子以后“道统”就不得其传而断了呢?是由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初黄老之学而排斥儒学,以及稍后佛教的传入,佛盛儒衰,所以儒家的仁义道德不得其传,“道统”中断。尽管韩愈在与佛教抗争的方法上采取“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有其偏颇和过失,但“道统”论却是中华民族学术文化主体精神的觉醒,是继中华民族传统学术文化之绝学的努力,是重新恢复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学术文化价值的创造,是中华民族学术文化源远流长、屹立于世的表征,是中华民族学术文化自我生命智慧、智能创造的体贴。
基于此,宋代道学家便大声疾呼“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15]。这就为两宋的道学家指点了历史的使命与时代的职责:一是要建构形而上的道体,作为天地的价值来源和终极根据;给人提供可能世界的价值理想和精神家园,使天地之心得以安立;二是要重建仁义道德价值体系,社会伦理道德规范,以及社会典章制度机制,安定社会秩序,使生民安居乐业;三是要继承和发扬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的圣人的道统,以及其学术思想,否则异端邪说横行,天理湮灭。朱熹说:“周公殁,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无善治,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诸人,以传诸后;无真儒,则天下贸贸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16]要继圣人之道和学,并要行和传圣人之道和学,否则天下便无善治和真儒。在当下如何行和传圣人的道和学?必须“辨异端,辟邪说”,才能使“圣人之道涣然复明于世”;四是要健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机制,人人安身立命,社会长治久安,从而开出万世的太平、和谐、幸福的生活。宋明理学家基本上完成了历史所赋予的使命和责任。
如果说韩愈面临唐时儒、释、道三教冲突融合,既未能将三教兼容并蓄的文化整合方法落到实处,实现理论思维形态的转生,亦未能如朱熹所说“于本然之全体”[17]上有所睹,这样怎能“据以为息邪距诐之本”[18]那么,宋明理学家无论是张载、二程、还是朱熹、王守仁,都是出入佛道几十年,而后返求诸《六经》。对佛老可谓“尽究其说”,然后融突儒、释、道三教,而后归宗于儒。不仅落实了三百多年来的兼容并蓄三教的文化整合方法,而且实现了从“本然之全体”上建构了和合三教的新的理论思维体系,开创了理学儒学的新时代、新学风、新视野,也使中华民族的学术文化登上当时世界的高峰。

从先秦百家之学、秦汉法、黄老、儒三家之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儒、道三教之学,到宋元明清理学,每一次新的哲学理论思维形态的转生,都回归其源头先秦六家,并各依其时代的需要,以一家为主而融合各家,或回到印度佛教元典那里,而被重新燃起火焰,闪灼新的光辉,同时也是一次新的“哲学自觉”或“哲学的突破”。
每一次新的哲学理论思维形态的转生,其所面临的宇宙、社会、人生的冲突是不同的,其所回应和化解的冲突和危机亦不一样,因而有各自相异的、彰显时代精神的理论思维形态,形成各具特色的学术思潮。尽管如此“百虑”、“殊涂”,但从纵向观哲学思潮发展史的逻辑理路,其内在蕴涵着“一以贯之”的逻辑思维脉络和体现中华民族对宇宙、社会、人生冲突和危机体认的深化,以及依时代精神所赋予的哲学创新的历史使命,构成了中华民族一幅与时偕行、特色显明的理论思维形态转生演化的画卷。中华民族理论思维形态转生、演化的过程,从先秦到两宋,大体是300年到400多年之间,唯独宋元明清理学(或曰宋明新儒学),一直接着讲到现代新儒学,却延续了近1000年,而没有实现中华民族理论思维形态的转生,其原因是值得追究的。文明冲突与价值危机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在宋元明清时期,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文化发展的水平和程度有异:西北方的边远地区,主要生活方式是游牧,居无定所,随草而徙,可谓之草原文明;中原地区,其主要生活方式是耕织,聚族而居,耕读兴家,可谓之农业文明;东南城镇地区,工场作坊,贸易发达,可谓之工商文明。三文明之间,时有紧张和冲突,但一般能维持“和而不同”地和谐共处。
宋代经济繁荣,商业发达,科技发展,学术“造极”。作为国家经济之本的农业经济,耕田在新的租佃关系中不断扩大,有“区田”、“圃田”、“围田”、“柜田”、“架田”、“涂田”、“沙田”、“梯田”等,农业增产,但也发生争水的冲突。手工业分工细密,规模扩大,信州铅山等地的铜、铅矿,“常募集十余万人,昼夜开采,得铜、铅数千万斤”。[19]
在自由手工业者中出现了“富工”,即手工作坊主,他们采用新的自由雇佣形式,这便在传统生产关系中潜藏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手工业的发达程度超过同时期欧洲著名手工业都市米兰、威尼斯及其他意大利手工业中心地区[20]。商业的繁荣冲破了周秦以来市场专设地区和交易时间的限制,商业资本取得了在市场上自由活动的权力。商业经营方法如预买、赊卖已普遍实行,诚信在商业活动中得以贯彻。科技上的三大发明的完成,居世界领先地位,成为促使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学术思想上在宋王朝“佑文”政策的推动下,思想自由,学派林立,切磋论争,大师辈出,在世界学术之林中独占鳌头[21]。
北宋160多年的发展,于1127年被北方女真族建立的金朝所灭,淮河以北广大中原地区被金所占。宋金战争,社会经济遭破坏,学术文化受摧残,金统治中原百余年(1125灭辽-1234)经济没有发展到宋的水平。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作为一个游牧文明的政权,开始了掠夺中原农业文明和工商文明的道路,蒙古铁骑所到之处,大肆杀掠。贞祜元年(1213)保州陷(今河北保定)“下令老者杀”,“后二日,令再下,无老幼尽杀”[22],“尸积数十万,磔首于城,殆与城等”[23]。所到之处,雉堞毁圮,室庐扫地,市井成墟,千里萧条,阒其无人。“数千里间,人民杀戮几尽,其存者以户口计,千百不一余”[24]杀戮之余,大肆虏掠人口,以为私属驱口,诸王、将校、大臣所得驱口“几居天下之半”[25]。中原一带,荒芜塞路,人烟杳绝。蒙古将校跑马圈地,变农田为牧场,社会经济遭毁灭性的破环,宋代繁荣的景象荡然无存。蒙古军在烧杀中,“学校尽废,偶脱于煨烬之余者,百不一二存焉”[26],文化典籍焚毁几乎殆尽。士子儒生大量死亡或被驱为奴,“大夫、士、衣冠之子孙陷于奴虏者,不知其几千百人”[27]。元代近90年对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的破坏,既没有恢复到宋代的水平,也把中华民族拖向落后,丧失了在世界经济、文化格局中领先的地位,在元统治中国的13-14世纪,欧洲、英、法、意大利经济长足发展,城市工商业繁荣,从事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行会手工业普遍建立,货币地租取代劳役地租和实物地租等。在学术文化思想上只求恢复和接着两宋讲,不可能有理论思维体系的创新和转生。
元朝在大众的反抗中覆灭,明于1368年建立。社会秩序稳定,商品经济发展。“一条鞭法”的实施,折银代税又有助于商品经济的活跃。农业技术的改进,产品质数量的提高,综合型经济模式的实施,农产品的商品化,雇佣劳动的经营方式的变化,与此相关的棉织业、丝织业、果品加工业、蔗糖业以及其他手工业得以迅速发展。农工相互促进,如嘉定盛产棉花,棉田一万余顷[28],棉花就地加工成布,出现了“比户缉纺缫之具,连村扎机杼之声”[29]的手工业盛况,并形成了自己的品牌,如紫花布、药斑布、棋花布、胜花纹布、丁娘子布等’[30],畅销全国,“富商巨贾,积贮贩鬻,近自杭歙清济,远至蓟辽山陕,动计数万”[31]。可谓百货填集,资本转而投资棉织手工业,两者结合,萌发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32]像这样的市镇,遍布全国,特别是东南一带尤发达。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嘉靖间浙江丝绸、江西陶器、松江布、广东蔗糖均远销海外[33],福建漳州一带经常往来吕宋贸易商人数千人[34]。商品的交换,也促进国际间文化的交流。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镇市民阶层的壮大,手工工人和雇佣劳动者的增加,万历中便发生一系列反抗矿监税使的斗争,如临清、武昌、景德镇、苏州和北京西山等地手工工业较集中的地方都发生了民变。各地民变的实质,说到底是争利益的斗争,这就在思想上、价值观念上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承认利益的合理性、合法性、承诺人的私利是符合人性的,如李贽公开宣扬“人必有私”,批判宋明理学家的“灭人欲”的桎梏;“平生不愿属人管”,“不肯依人脚迹”,作“辕下之驹”,要求个性解放,张扬人身自由。在文学艺术上被称为四大奇书之一的《金瓶梅》,便是反对禁欲主义,呼唤“食色性也”的奇书;是批判伦理纲常,追求自然情爱的大作;是揭示市民心理,凸显中国式商业资本特色的名著。它对于社会的警示,人心的震撼是前所罕有的,它可以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俊友》、《十日谈》相媲美,它摧生着中国启蒙主义的人文思潮。
在启蒙主义的人文思潮中,一批具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和担当感的知识精英,他们结社立派,立志改革救世,成为当时社会的持不同政见者。为了实践自己的主张,抛头颅也在所不惜。黄宗羲的父亲便作为东林党人被杀害,他继承其父未竟事业,抨击君主专制制度,尖锐地指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35],“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36]。公然指斥君主为独夫民贼,批判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醖釀民权思想的诞生,“天下为主,君为客”[37]。作官是“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38]。作官为臣的目的是为天下、为万民服务,非为君主一姓之官。这种对传统政治体制、社会体制的批判和新的制度的设想,蕴涵着近代民权思想和启蒙思潮的跃动,意蕴着新的理论思维形态转生的可能。
然而,这种可能的机遇又丧失了,它是与满清入关分不开的。这是一个“天崩地裂”的时代,清顺治二年(1645)攻入扬州,史可法殉难,多铎下令屠城十日,屠杀人民80万[39]。一座工商业繁荣的城市,顷刻成废墟。5月攻下南京,烧杀抢掠,繁华南京顿成萧条。江阴城破,清兵下令“满城杀尽,然后封刀[40],屠杀172000人,全城仅活老小53人[41]。嘉定城破之日,进行三次屠城[42]。昔日经济繁荣,工商发达的城市,顿成尸骨遍野的焦土,这便是史称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满清继元的草原文明又一次破坏中原的农业文明和东南城镇工商文明;由明代所复苏的宋代商品经济中所蕴涵的资本主义因素,又一次被夭折。对工商繁华城镇的屠城,便连同掌握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载体的士、农、工、商统统被埋葬,这便很难恢复了。
清还实行严酷的海禁政策,其时间之长,地区之广,祸害之深,实属空前。顺治13年不令“沿海一带,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不论官民,俱行奏闻正法,货物入官……地方文武各官不行盘诘禽缉,皆革职从重治罪,地方保甲通同容忍、不行举首者皆论死……不许片帆入海,一贼登岸”[43]。并令浙江、福建、广东、江南(江苏)、山东、天津各督、抚、镇实行。顺治18年到康熙年间令广东、福建、浙江、江南、山东五省沿海居民内徙距海30里的地方。王至彪描述迁界之苦难说:“严令遣徙,余从闽回,尚未至家,闻限十日为居民搬运蓄储,才至五日,兵丁拥集,抢掠一空。余家悬磬,无可运,儿辈仅携书籍数筐,半途遇兵丁,截路遍搜,无当意者,遂翻书入水,掠空箧而去。”浙江平阳项永生《十禽言序语》记述:“平阳蒲门奉徙,清兵翌日抵蒲,尽驱男女出城,三百年之生聚,一日俱倾,十(一)万户之居庐,经燹而尽”[44]。老弱妇子,无生可求,辗转沟壑。沿海膏腴之地,悉成废墟,海上丝绸之路断绝,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尽失,延缓了工商资本经济的发展[45]。
清代屠城,海禁、抢掠、破坏,为中华民族的落后种下了祸根。当清代从低水平经济恢复到明代水平时(有的是不能恢复的),西方此时(17、18、19世纪)经济突飞猛进,资产阶级革命成功,资本主义制度逐渐完善。中华民族逐渐沦为西方列强殖民的、挨打的、奴役的对象。中国近代的落后,是政治、经济、制度、文化等各方面原因促成的,不能单方面归咎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或儒家文化,那种文化决定论是片面的,对清代帝王和政绩过分的歌功颂德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清代在学术思想上实行文化恐怖主义的文字狱,他们寻章摘句,任意引申字形字义,罗织罪名,滥杀无辜。文字狱数量之多,株连之广,处罪之酷,以清为最。康熙年间的庄氏《明史》案,戴名世的《南山集》案,究治之广,杀戮之惨,朝野震惊,气氛恐怖。雍正在位13年,文字狱有案20多次,如吕留良文字案等等。乾隆一期,便达高峰,其在位60年,文字狱总计不下100余起,平均年年都有一二次。乾隆以编修《四库全书》为名,行禁书、焚书之实,以达箝制思想、扫除异端的目的。乾隆39年8月5日颁禁书令:“应将可备采择之书开单送馆,其或字义触碍者,亦当分别查出奏明,或封固进呈,请旨销毁;或在外焚弃,将书名奏闻,方为实力办理”。有诋触本朝之语,“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若此次传谕之后,复有隐讳存留,则是有心藏匿伪妄之书目,后别经发觉,其罪转不能逭,承办之督抚等亦难辞咎”[46]。乾隆编纂《四库全书》虽有“副在石渠,用储乙览”之意,但这道谕令清楚表明要销毁“字义触碍者”,“诋触本朝之语”,以达“杜遏邪言”的目的。禁书的范围由明清之际,上溯至宋元明,宋时涉有“斥金”、“斥元”字样书籍,皆遭查删。如王锡侯的《字贯》案,因“将圣祖、世宗庙讳及朕御名字样悉行开列”,而遭斩首,子孙连坐,王氏托名已故大臣史贻直、钱陈群作序,不问青红皂白,两家子孙均遭查问。徐述夔的《一柱楼诗》案,卓长龄等《忆鸣诗集》案,戴移孝、戴昆父子的《碧落后人诗集》、《约亭遗诗》案。其中很多是冤案,根本不是对清的不满,而被无中生有地扣上“悖逆”之名。如山西灵石县训导王尔扬为人父作墓志铭,被认为“于‘考’字上擅用‘皇’字,实属悖逆”[47]",江苏廪生韦玉振为父刊刻行述,内有“于佃户之贫者赦不加息”句,被认为“身为廪生,乃敢竟用‘赦’字,殊属狂妄”[48]。捕风捉影,层出不穷。凌迟杖毙,株连缘坐,亲朋好友、师生读者,在所难免。其惨酷荒诞,令人发指。在这种文化恐怖主义的氛围中,告讦之风盛行的环境下,文人不士惶惶不可终日,对现实的、政治的、敏感的、大众的,以至思想的、哲学的问题,避之犹恐不及。一个学者、思想家、哲学家为自己的观点负责,为坚持真理而牺牲自己并不可怕,但株连父母兄弟九族,以及师生朋友,这对于一个人来说,心理的、情感的压力太大了。因此,有智慧、能创造的知识精英们,只得泯灭智慧,紧闭思想,或死啃八股时文,以求科举入仕,或埋入故纸堆,只求文字、音韵、训诂。所以有清一代,只能唱程朱理学的老调子,而不敢有一点走板,否则便是异端邪说,叛经离道,其后果就是斩首处决。这样那能有理论思维形态创新和转生!请只有伟大的考据学家,而没有伟大的哲学家,这是时代的理势使然也。
元清两次以草原文明对农业文明、工商文明的破坏,两次对学术思想的严酷的摧残,封杀了思想创新,窒息了“哲学自觉”。因而,宋元明清理学理论思维形态历1000年而没有根本转生,其原因是显然的。以致现代新儒学的“新三学”,仍然接着宋明理学(新儒学)的“旧三学”讲,而没真正超越宋明理学的核心话题和依以诠释的文本,建构新的理论思维体系,而实现其转生。
【注释】
[1]《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
[2]《天下》、《庄子集释》卷$&下,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069页。
[3]参见怀德海的《过程与实在》,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年版,第170页。拙著《和合哲学论》第35页,误以为这句话的意思是海德格尔说的,特此更正。
[4]《陈涉世家》、《史记》卷48。
[5][6]《曹国相世家》、《史记》卷54。
[7]窦太后(文帝皇后,景帝母亲)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外戚世家》、《史记》卷49。
[8]《董仲舒传》、《汉书》卷56。
[9]“秦王见《孤愤》、《五虫蠹虫》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也’。秦因急攻韩”(《老子韩非列传》、《史记》卷63。
[10]《经籍志四》、《隋书》卷35,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099页。
[11]《辛替否传》、《旧唐书》卷101,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158页。
[12][13][14]《原道》、《韩昌黎集》卷11,《国家基本丛书》本,商务印书馆,1958年重印。
[15]张载:《近思录拾遗》,《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376页。
[16]朱熹:《尽心章句下》、《孟子集注》卷14。
[17][18]朱熹:《与孟尚书》、《昌黎先生集考异》,卷5,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影印本。
[19]《食货》34之27,《宋会要稿》。
[20]《马可波罗游记》第二册(三)中有关中国城市部分。
[21]参见张立文、祁润兴著:《中国学术通史.宋元明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2]刘因:《孝子因君墓表》,《静修先生文集》卷17,《四部丛刊》本。
[23]郝经:《须城县令孟君墓铭》,《陵川集》卷35。
[24]刘因:《武强尉孙君墓铭》,《静修先生文集》卷17。
[25]《中书耶律文正王》,《名臣事略》卷5。
[26]段成己:《河津县儒学记》,《全元文》第二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15页。
[27]段成己:《创修楼云观记》,《山西通志》卷15,明成化本。
[28]万历《嘉定县志》卷7,“堪种花豆田地一万三百七十二顷五十余亩”。
[29][30]万历《嘉定县志》卷6。
[31]嘉靖《嘉定县志》卷3。
[32]参见陈学文:《中国封建晚期的商品经济》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33]见《天下郡国利病书》卷69,屈大均:《广东新语》卷37,姚叔洋:《见只编》。
[34]许孚远:《疏通海禁疏》,《明经世文编》,中华书局影印版,第五册,第4332页。
[35] [36] [37] 《原君》,《明夷待访录》,《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
[38]《原臣》,《明夷待访录》,《黄宗羲全集》第一册,第4页。
[39]王秀楚:《扬州十日记》。
[40] [41]韩菼:《江阴城守纪》,另见许重熙:《江阴城守后记》。
[42] 朱子素:《嘉定屠城纪略》。
[43]《清世祖实录》顺治13年6月癸已。
[44]《失书叹诗序》,《玄对草.言愁集》,温州图书馆藏抄本。
[45]参见张宪文:《论清初浙江沿海的迁界》,《仰云楼文录》第40-51页,天鸟图书公司,2000。
[46]《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乾隆三十九年八月五日谕。
[47]《清代文字狱档》,第3辑,乾隆四十三年四月四日山西巡抚巴延三奏折。
[48]《清代文字狱档》,第7辑,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十四日江苏巡抚扬魁奏折。

(原载《船山学刊》2006年第3期)

文章的脚注信息由WordPress的wp-posturl插件自动生成


分享到:

已有 0 条评论 腾讯微博
关于我们 | 图站地图 | 版权声明 | 广告刊例 | 加入团队 | 联系我们 |
哲学网编辑部 未经授权禁止复制或建立镜像,采用Wordpress架构,采用知识共享署名进行许可
官方邮箱:admin#zhexue.org (#换成@)索非制作|优畅优化|阿里云强力驱动
ICP证号:沪 ICP备13018407号
网站加载0.976秒
知识共享许可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