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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俊卿:论世纪之交中国哲学理性的走向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7-20 点击: 1076 次 我要收藏

在20世纪最后20年,面对市场经济的大潮,传统的哲学研究受到很大的冲击,在人们的文化和精神生活中开始受到冷落,以至于有人得出哲学的“边缘化”的结论。但是,今天当我们站在两个世纪的连接点上回头冷静地审视过去20年中国哲学的状况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哲学研究的巨大发展,以及这一发展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构所起的积极的推动作用。
应当承认,20世纪末的20年是中国哲学理性异常活跃的时期,从根本上说,在人类文明史中一直与人类共存的哲学,并不是一种给定的和不变的理论体系,而是内在于人类历史和人的生存之中的一种生生不息地涌动着的理性反思活动和文化建构活动,因此,哲学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哲学理性的发展和进步。80年代中国哲学理性在各种哲学思潮的对话中和在对于人类世界和中国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思考中,展开了包括真理标准、人的主体性、传统文化的命运、传统哲学体系改革、哲学观念更新等一系列大讨论。在90年代,中国哲学理性则以中国社会的深刻转型为背景,开辟了一系列新的研究领域和新的生长点,如发展哲学、交往理论、新儒学、后现代主义、文化哲学、人学、经济哲学、公共哲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科学技术哲学等等。在这些研究中,中国哲学理性的主要发展趋向和走向,也即它的主要成就体现在四个方面:实践理性的复兴、主体意识的成熟、发展观念的更新、文化精神的重建。
一、实践理性的复兴
在80-90年代的哲学争论中,最为重要的是关于实践问题的讨论。可以毫不犹豫地断言,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是过去20年中国哲学界全部理论争论所环绕的中轴线,是我国改革开放时期哲学发展和思想解放的基础。应当说,关于实践问题的探讨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见解和新的观点,而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基本、最核心的命题的重新恢复,是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精神的实践理性的复兴。众所周知,马克思早在19世纪40年代所写的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明确地把革命的、批判的实践活动作为人类世界的立根基础,当作自己的新世界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他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7页。)然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基本命题的恢复绝非轻而易举的事情,它意味着我们要冲破左的教条主义的束缚,还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本来面目,并以此为基础,推动哲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和思想的解放。
中国哲学界于20世纪80、90年代展开的关于实践哲学的研究起始于1978年由哲学界和政治理论界共同发起的那场著名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争论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理性开始复兴,人们开始理直气壮地宣称,实践是检验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唯一标准。过去20年间中国哲学界对于实践哲学的热情一直没有减退,从最初在认识论范围内突出实践的地位到后来在哲学体系高度上建构各种不同理解的实践哲学,人们对实践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粗略地概括起来,争论主要在三个层面上展开。(1)关于实践范畴和实践问题本身的探讨, 如关于实践的要素和内在结构,基于对目的、对象、手段、结果、过程的不同理解,有三要素说、四要素说、五要素说;关于实践的形式,有创造性实践与重复性实践、对象化实践与非对象化实践、直观性实践与变革性实践、劳动性实践与交往性实践等不同理解;关于实践的运行机制、实践观念、实践理念、实践标准等问题,都有各种各样的理解。(2 )关于本体论层面的争论,主要有实践本体论、实践超越论、社会存在本体论、物质-实践本体论同物质本体论或自然本体论的争论。(3 )关于哲学体系的争论,主要有实践唯物主义、新唯物主义、现代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之间的争论。
毫无疑问,关于实践问题的争论还远远没有结束,上述各种争论中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更深入的探讨,而且许多观点存在着缺陷和失误。但是,不可否认,即使到目前为止关于实践问题的讨论已经对于我国哲学的变革和全社会的思想解放起到了十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方面,从哲学自身的发展来看,实践理性的复兴很大程度上开始克服传统哲学教科书忽略人的主体性的缺陷,在人的实践活动的基础上确立了主体与客体相统一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变革在于,它充分认识到现实的实践作为人的自由自觉的本质性活动所具有的超越性和革命性,认识到主体和客体都不是现成给定的,而是在实践活动的展开过程中,在外在物种的尺度和人的内在尺度的相互作用中生成的。因此,只有在人的实践活动的基础上才存在着真正意义上的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和人与人的统一。这种主体与客体在人的活动的基础上的辩证统一的原则,是现代哲学的根本性原则之一。80、90年代中国哲学界兴起的许多新领域,如发展哲学、交往理论、文化哲学、人学、价值哲学等,都是在实践哲学所开辟的领地上生长与展开的,它们的主导倾向的确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
另一方面,实践理性的复兴对于过去20年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建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它为过去20年我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奠定了深刻的理论基础。正是实践标准的确立,使我们有勇气冲破“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束缚,不再坐而论道地争论“姓社姓资”的问题,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真正从“三个有利于”出发来推进改革开放;其次,人的实践的最重要的形式之一,便是物质生产实践,它构成人类社会存在的重要的基础,因此,正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出发,我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提出了生产力标准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命题;再次,至关重要的是,现代市场经济同传统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的重要差别表现在,它本质上是理性经济、契约经济、主体经济和知识经济,它要求人的创造性的极大的发挥,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为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理性的、创造性的文化精神的生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主体意识的成熟
关于真理标准和实践问题的研究恢复了实践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核心地位,而实践理论复兴的最直接的理论成果便是重新探讨人的主体性问题。80年代关于异化和人道主义的讨论,关于传统文化命运的探讨,关于认识论的争论,关于哲学体系变革的讨论,以及90年代的文化哲学、交往理论、人学等领域的研究,都从不同侧面恢复哲学的主体意识。
应当看到,在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中,主体意识和主体性原则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人们往往担心,承认主体性原则,容易滑向唯心主义立场。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人们过于强调客观必然性对人的决定作用,而忽略了人的主体性在社会发展和历史演进中不可忽视的作用。实际上,马克思在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础上,非常重视人的主体性在哲学体系中和在人的存在中的重要作用。他在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一条中就明确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4页。)
从这一段论述可以看出,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在自己的哲学体系中确立起主体性原则,最关键之点是他把人的实践活动作为自己哲学的出发点和人的现存世界的现实基础,从而在人的现实的实践活动中确立起主体与客体相统一的理解范式和活动方式。而传统哲学体系由于忽视了实践的核心地位,因此无法确立合理的主体性原则。正因为如此,在80年代,当实践问题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时,对主体性的认识与把握,即主体意识的重新确立就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最重要的热点问题之一。
过去20年,特别是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国哲学界推出了一大批专门探讨主体性问题的学术成果,《哲学动态》等刊物还推出了讨论主体性问题的专辑。概括起来,80年代关于主体性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一是关于主体性的含义的把握,人们从理论的、实践的、历史的、现实的视角和层面提出了关于主体和主体性的多种不同的理解;二是探讨主体性及主体性原则在哲学体系中,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以及在人的存在和历史运动中的地位;三是在不同的哲学分支和哲学领域中探讨和确立主体性原则,如认识论中的选择论和建构论观点、辩证法中的主体辩证法观点、社会历史理论中的人本主义观点,等等。
现在回头来看,80年代中国哲学界关于主体性问题的讨论,虽然对于推动中国哲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那时的许多观点不很成熟,存在一些缺陷:例如,人们对于主体性的理解大多停留于个体主体性,没有很好地解决主体与客体的合理的统一性,以及主体间的合理的统一性问题。我们欣喜地看到,在90年代,一些新的哲学生长点或研究领域从不同的方面推动中国哲学中的主体意识或关于主体性的认识走向成熟。
第一,生态伦理学和生态哲学。西方发达国家在经历了20世纪高速度增长和人对自然的技术征服的巨大胜利的同时,开始面临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和人与人的异化等文化危机。许多理论家开始从文化层面检讨人类自身的行为,对技术理性的过分膨胀和主体性的过分张扬提出批判。这一批判一方面体现在各种文化批判理论之中,另一方面推动了生态伦理学和生态哲学的兴起。处于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之中的中国社会也为这种批判理论所感染和影响,在90年代初引发了关于生态伦理和生态文化的讨论。由于中国社会的特殊历史定位与西方发达工业社会有很大的不同,这些讨论的许多具体结论还需要放到特定的背景中加以分析,但是,不可否认,生态伦理和生态哲学研究从一个侧面提醒哲学界回头检讨80年代以个体主体性为主要特征的主体意识,更多地从主体与客体的统一的视角确立合理的主体性原则。
第二,交往理论。应当说,推动主体意识走向成熟的最主要研究领域是90年代初开始的关于交往问题的研究。传统哲学更多地关注“主体-客体”的结构,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容易出现两个极端:一是过分强调客观必然性的客观主义或自然主义立场,二是过分强调个体主体性,强调主体对客体的改造,强调人对自然征服的技术理性主义立场。现代实践证明,在人类存在中,“主体-主体”结构,即主体间性具有更为重要的价值和地位,人与人的交往关系不应当从属于人对自然的征服,“主体-主体”结构不应当降格为“主体-客体”结构,不应异化为不平等的统治关系和从属关系。新世纪将是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时代,人与人的交往状况、主体-主体结构的状况将标志着一个社会的发达程度。因此,通过引进主体间性来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原则,不仅有助于主体性原则在理论上的重建,而且有助于平等的、和谐的、自主的主体性在现实中的生成,有助于社会结构的优化和人性的完善。
第三,人学研究。90年代中期,中国哲学研究中形成了自觉的人学研究领域,短短几年间,在人学兴起的背景、人学的对象和主题、哲学与人学的关系、人与人的世界的关系、人性、人的自我、人格、人文精神、人的创造性素质、市场经济与人的价值观念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人学研究对于推动主体意识的自觉和成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它把主体性问题放到关于人的存在、人的生成、人的发展、人的世界的建构等更为开阔的视野中加以探讨和把握。
此外,文化哲学、发展理论、价值哲学等研究领域的深化都从不同角度推动主体意识走向自觉和成熟。然而,这一研究远远没有结束,随着人类历史的不断前行,关于主体性问题的探讨总会在哲学研究中占据重要的地位。而就中国的主体意识的发展和主体性问题的研究而言,不同研究领域的共同努力,将推动以总体的人为研究对象的哲学人类学的发展。这一研究将呈现出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随着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人类社会发展的知识内涵、科技内涵越来越突出,人的创新能力和素质问题成为发展的重要的制约因素,而主体间的更深刻、更广泛、更平等的交往将在全球范围内取得重要的意义。在这种背景下,自觉的、成熟的主体意识或主体性的重要性将越来越明显。
三、发展观念的更新
80年代中国哲学的实践理性和主体意识的恢复和重建,使哲学理性的目光越来越聚焦于当代人类社会和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哲学不再停留于或满足于一般地解释世界的外在的方法论指导,而是深入现实社会生活和历史进程,努力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的批判理性和现实世界的变革力量。到了90年代,这一发展趋向更为明显,经济、政治、文化、价值、公共生活、科学技术等等,都成为哲学探讨的重要对象。这其中,最有影响的事件之一,便是社会发展问题成为哲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发展问题不再仅仅作为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发展政治学、发展战略学等具体学科的研究对象,而是成为哲学这一最具普遍性的学科的自觉的研究对象。哲学对发展问题的介入,使得发展观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与更新。
应当说,在80年代,发展问题已经开始受到哲学的关注,但是,关于发展问题的自觉的、大规模的哲学探讨或发展哲学的自觉建构则发生于90年代。从1991年8 月在北戴河召开的全国哲学与当代社会发展研讨会,到1999年12月在上海浦东召开的全国社会发展理论研讨会,不到10年时间,全国各地先后召开了一系列关于社会发展的哲学研讨会,成立了一大批社会发展研究所或研究中心,围绕着发展观、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尺度、发展代价、社会转型、发展理论的分支领域等,取得了非常可观的研究成果。这一研究领域至今还呈现出非常强劲的势头。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的主题,也是20世纪人类所自觉地关注和追求的目标。它对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而言,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在当今时代,发展问题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具体化为现代化问题。而为了这一目标,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已经付出了长期不懈的努力和巨大的代价。90年代,随着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中国的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进入了关键的时期,在这种背景下,社会发展理论或发展哲学的兴起具有特别的意义。哲学对发展的研究涉及到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和各种具体问题,但是,它的主要关注点不在于这些具体问题,而在于发展的根本问题,即为中国的社会发展确立一种合理的发展观念或发展理念。可以说,过去10年间中国社会发展理论或发展哲学研究的最根本的成就,就在于推动中国社会的主导性发展观念的更新。概而言之,发展观念的更新集中体现在从单纯以经济增长为内涵的单一发展观向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综合发展观的转变。虽然,在关于发展的众多具体问题上,存在各种各样的分歧,但是,在发展观念这一根本问题上,人们越来越趋向于一致。
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综合发展观念的确立体现于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的各个方面以及文化哲学、人学等研究领域中,人们从不同方面推动发展观念的更新,例如,一方面,研究者们分析总结了各国现代化发生和发展的模式,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模式、拉美国家依附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模式等等,另一方面,人们研究了在这些发展进程中形成的各种发展观念和发展理论,其中最有影响的有西化理论、依附-发展理论、世界体系论,等等。通过对这些理论和经验的总结,国内外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越来越认识到,以现代化为内涵的社会发展是一个多层面多因素的综合发展进程,而其中,人的全面发展是核心目标。经济增长是发展的基础,但不是发展的唯一内涵和目标,单纯的经济增长不但无法长期维持,而且容易引发一些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负面效应。如巴西、伊朗等亚非南美国家在60-70年代曾经历过单纯的经济增长观指导下的经济飞速发展时期,但是接下来的文化冲突、两极分化、通货膨胀、分配不公、经济结构失调等问题困扰着和阻碍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中国的社会发展一定要确立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综合发展观,要以经济增长为基础,以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为基本模式,以人自身的现代化,即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和根本尺度。
在新的发展观念的指导下,许多研究者还特别探讨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背景和历史定位,揭示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而面临的特殊困难。同发达工业国家相比,中国的现代化不属于原发式、内源式的发展模式,而是属于后发式或迟发式、派生式的发展模式。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和社会转型有着特殊的历史定位,我们不是在西方工业文明方兴未艾、朝气蓬勃之际来实现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而是在西方工业文明已经高度发达,以至于出现自身的弊端和危机,并开始受到批判和责难而向后工业文明过渡之时才开始向工业文明过渡的。这样一来,我们的发展与社会转型一方面要面临着世界体系中的不平等的国家关系所带来的压力,另一方面,要经历深层的文化冲突,前现代的传统文化精神、现代的工业文化精神和后现代的批判性文化精神同时影响着我们,使中国社会很难确立起一种支撑现代化事业的强有力的、相对统一的文化价值观和文化精神。这样一来,我们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对于社会的深层的文化转型,对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和信息时代的新文化精神和文化模式的建立,对人的素质的提高和人的现代化予以特别的关注。
20世纪末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开启,已经为我们展示了21世纪人类实践方式和文化模式的一些本质特征,如主体意识、创新能力、人力资源、知识内涵、科技含量等对于发展的特殊意义,同时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开始了全球普遍交往的时代。新世纪的这些特征会给我国的发展带来更大的压力,但是,也会给我们的发展带来特有的机遇,我们可能在一个新的环境和背景中加速我们的文化转型和社会发展,在社会层面和人自身的活动层面推进现代化。因此,发展哲学的研究将承担更为重要的使命,新的、合理的、成熟的发展观念对于我们的社会发展的意义也将更为重大。
四、文化精神的重建
在过去20年中国哲学理性的演进过程中,同实践理性的复兴、主体意识的成熟和发展观念的更新密切相关的是文化精神和“人文精神”的重建。在众多新兴的哲学研究领域或生长点中,文化哲学占据着十分重要十分独特的领域,它不但成为许多哲学研究者自觉关注的领域,而且,它通过文化精神重建这一重大理论和现实课题而把自己的影响渗透到发展哲学、交往理论、价值学、人学、历史哲学等研究领域。
文化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是内在于人的一切活动之中,左右人的行为方式的基本的生存模式,胡适曾把文化界定为“人们生活的方式”,而梁漱溟称文化为“人类生活的样法”。因此,每一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总是通过自觉的文化精神或自发的生存方式内在地、深层次地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现代化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性转折,它不仅是政治经济运行机制的变革,也是深层的文化模式的转变,是新的文化精神的重建,人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适应现代化市场经济要求的新文化精神取代原有文化精神或文化模式的过程。20世纪文化哲学的兴起不是一种偶尔的孤立的现象,而是全球化的普遍现象。1984年在罗马尼亚召开的第17届哲学大会自觉地把世界哲学的重点由科学哲学转向文化哲学。一般说来,在西方发达国家,是技术的异化所引发的人受控于自己的文化创造物的文化危机和文化困境促使文化哲学以文化批判的形式而兴起,而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则是现代化进程的深化和社会转型的深刻性所引发的各种文化观念、文化精神、文化模式的冲突,促使文化哲学作为自觉的哲学研究领域而生成。
20世纪,中国理论界和学术界曾经出现过两次非常有影响的“文化热”,一是“五四运动”时期围绕着中西文化冲突而展开的新文化运动,二是80年代中期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冲突中的人文精神和文化精神的重建活动。这两次文化热都与现代化和社会转型的深化直接相关。80、90年代的文化哲学研究同早期的文化争论相比,更为深入,已经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果。这些研究不仅产生了关于文化的范畴、文化的发生、文化的层次、文化的结构、文化哲学的主题、文化哲学的建构原则、文化在人的生存和历史演进中的地位等一系列理论理性层面的成果,更为重要的是,围绕着中国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社会的转型,文化哲学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和新的文化精神的生成等实践性课题做了深刻的探讨。这些研究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关于传统文化模式的争论。这里所说的传统文化模式主要指在中国几千年传统农业文明中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文化精神和文化模式,其主要内涵是以“天人合一”和伦理中心主义为本质特征的经验主义和自然主义文化模式。80年代可以说是对传统文化模式的批判倾向占据上风的时期,虽然当时“批判继承说”,甚至对传统文化模式的固守依旧在一些学者中占有市场,但是批判传统文化的激进主义倾向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势头,不少学者从总体上批判传统文化模式对现代社会的阻碍作用,并具体分析了传统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文化模式对科学技术发展、对理性社会机制、对自由的现代人格的消极作用。进入90年代后,随着新儒学的复归、后现代主义的切入、技术理性批判思潮的兴起,对传统文化模式的批判势头开始减弱,但是,它依旧是文化哲学中非常有影响的倾向。
其次是关于如何确立一种支撑中国的现代化和社会发展的主导性文化精神的问题。由于中国是后发展的国家,它在现代化进程中,不但面对着发达国家现代化的积极成果,也目睹着这些国家工业化的一些消极后果,因此,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中,相对统一的、主导性的文化精神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很难形成,我们面对的是几种不同价值取向的文化精神的激烈冲突。其一是现代工业文明的主导性文化精神,主要是科学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许多学者强调,无论工业文明的文化精神有什么样的弊端,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对人的文化启蒙以及人之主体性的生成对于市场经济建构和现代化进程总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只能考虑如何减少工业文明的负面作用,但不可根本超越工业文明阶段;其二是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复兴有助于医治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本身的弊端或现代化的负面效果,如道德体系的崩溃、社会结构的解体、生态环境的破坏、心理平衡的打破等问题,持此种观点的主要是具有或接近新儒学立场的学者;其三是后现代主义精神,这一思潮以批判工业文明的弊端为己任,主张对以人之主体性及启蒙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性或现代文化精神进行超越或消解,中国的一些人文知识分子出于对西方发达工业文明弊端的敏感的认识和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已经开始出现的某些文化失范现象的忧虑,而接纳后现代的多元、差异、平面、无主体的文化精神,企盼中国能超越工业文明阶段,直接步入后现代社会。上述文化观念或文化精神的冲突对于我们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产生了阻碍作用。这种文化景观提醒我们在社会转型时期要对新文化精神的生成问题予以更大的关注。
值得肯定的是,在文化转型和新文化的具体内涵的研究方面,文化哲学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尽管在对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的价值取向上和在关于中国现代社会的主导性文化精神的总体理解上人们有各种不同理解,但是,大多数文化学和文化哲学研究者在一个现实问题上基本达成共识,即承认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转型必然要求原有文化模式的转型,即使坚持新儒学立场的学者也不是要照搬传统中国文化模式。尽管对中国社会转型所要求的主导性文化精神的定性理解上人们有很大分歧,但在涉及到新文化精神的具体内涵时,人们又表现出很大的趋同性。有的学者强调同市场经济接轨的新文化精神的主要内涵应当包括:独立个性意识、公平竞争观念、法律法制意识和文化开放视野;有的学者强调,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关键是培育知性主体精神,它是科学、民主和现代道德所赖以生长的文化心理基础;有的学者认为,有可能引导21世纪中国社会健康持续发展的文化精神理念应当是科学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的辩证统一与融合;有的学者认为,新文化精神的主要内涵应当是多元、差异、平等和宽容;有的学者强调,新文化精神的基点依旧应当是科学技术理性同人本精神的结合,具体表现为科学的、理性的、主体性的、创造性的、法治型的和契约型的文化模式。
可以肯定地说,文化哲学所倡导的上述文化精神在以知识和信息为特征的新世纪中,也将是人类最为宝贵的文化精神要素。这种科学的、理性的、主体性的、创造性的、法治型的和契约型的文化模式或文化精神对中国的社会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如何通过教育事业、文化启蒙等方式使这些文化精神内化为中国公民的基本素质和中国社会的内在的运行机理,将是文化哲学研究所致力的目标和神圣使命。
五、哲学:不再冷落生活
实践理性的复兴、主体意识的成熟、发展理念的更新、文化精神的重建等既是过去20年中国哲学理性的主要发展趋势和走向,也是这一时期中国哲学研究取得的主要成就。它们共同形成世纪之交中国哲学理性共同的发展趋向。同改革开放之前的传统哲学研究相比,世纪之交的中国哲学理性正在有意识地调整自己的研究范式,正在重新为自己定位,其共同特征是哲学理性定位的下移:向生活世界回归。应当看到,这是中国哲学的巨大进步,它表明,哲学不再冷落生活或远离生活,不再是纯粹的思辩,而是现实生活世界的文化精神的自觉显现与自我发展。我们可以从两个基本方面来说明新时期中国哲学研究对传统哲学研究的超越。
一方面,哲学理性回归生活世界的特征表现为传统哲学反思的纯粹思辩维度(即纯粹形而上维度)的超越。虽然说哲学从本质上讲是人类文化精神的显现,它同各个时代人类的文化模式和现实的生活世界有着本质的和内在的联系。但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哲学一直表现为远离生活世界的纯粹思辩领域,表现为纯粹形而上的理性王国,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来说,它往往“不用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而能够真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作为独立的精神生产领域,作为少数思想家的专利,哲学理性可以“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6页。 )在这种意义上,传统哲学理性要么沉浸于一种外在地解释世界的抽象理论体系的自足与完善,要么满足于一种名曰“普遍适用”,实则可有可无,外在于社会进程的一般方法论指导。与此相反,新时期哲学理性定位的下移,在各个领域中都普遍地表现出超越纯粹理性思辩,回归生活世界,面向现实和世俗生活的要求和趋向。
另一方面,哲学理性回归生活世界的特征还表现为对传统哲学体系把哲学变为具体政治结论的简单注释的倾向的超越。应当看到,我们过去几十年所坚持的“传统教科书”的哲学体系也强调哲学同现实的结合,但是,它把现实主要等同于政治,因此往往混淆了政治与哲学的功能,消解了哲学的相对独立性,把哲学变成政治结论的简单注释。这种做法,不但未能发挥哲学理论联系实际的作用,反而消解了哲学应有的批判功能和文化构造力。究其原因,这里的主要问题是人们把哲学局限于上层建筑领域,而没有使哲学以理性反思的方式真正回归生活世界。也正是由于传统哲学的这一片面化特征,当市场经济大潮席卷而来,经济发展成为社会的中心工作时,哲学开始陷入所谓的“边缘化”状态,为人们所轻视。实际上,关键的问题不在于哲学是否要为政治活动和其他社会生活领域服务,而在于哲学不应把自己消解于具体的政治理论或其他学说中,只有当哲学理性真正回归生活世界,真正与现实和世俗生活交流与对话,以批判的理性促使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和全球化时代的新文化精神的生成,并使之内化为人的基本素质,实现人自身的现代化,哲学才在最根本的意义上为我们的政治经济发展服务,为我们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合理运行和社会的健康发展提供文化的基础和支撑力。
可以肯定地说,面对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面对普遍交往的全球化时代,面对中国社会的深刻转型和文化精神的重建,这种重新合理定位,自觉回归生活世界的哲学理性将会在自己的进一步研究、求索和批判中,获得更大的成就,对中国的社会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具体说来,在我们正置身于其中的这一伟大的世纪之交,回归生活世界的中国哲学理性应当首先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作为。
首先,从理论形态和理论范式上讲,回归生活世界的哲学理性的主要任务是使哲学理性真正“回归故里”,即回归生活世界,既不远离现实生活,也不把自身消解到政治学、经济学或其他应用学科中,而是要在关于人与世界的形而上的理性思考和实证的文化批判之间建立起内在的本质关联,形成一种新的哲学理论视野。
其次,在现代化文化精神的建构方面,回归生活世界的哲学理性的主要任务是梳理和整合彼此冲突的前现代的、现代的和后现代的文化精神,以及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念,从而建构以人本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内在统一为内涵的现代化的文化精神,即科学的、理性的、主体性的、创造性的、法治型的和契约型的文化模式或文化精神。
再次,从现代文化精神和文化模式的生成途径来看,回归生活世界的哲学理性要变传统哲学的外在指导和外在教化为内在启蒙和内在教化,推动民众的自我文化启蒙和自我教育,促使精英文化和市民文化的交汇和整合,从而使现代化的文化精神在生活世界的根基上生成,成为中国社会的内在的运行机理。
我们可以断言,现实的生活世界是哲学理性的最坚实的基地和最重要的对象,内在于生活世界的文化哲学将成为新世纪最具人文关怀,最具现实感,最有生命力的哲学形态。
(原载《求实》2001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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