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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利:大学里的德里达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4-05-26 点击: 10813 次 我要收藏
科尔姆·凯利 著 吴万伟 译

绪论:为文科辩护

为文科教育辩护总是意味着诊断出当代大学以及周围社会的种种问题。1 比如,诺斯鲍姆(Martha Nussbaum 2010)认为文科教育受到了威胁,因为社会过多地强调直接为服务于经济建设的知识。人文科学的教育是“民主教育”(她的第二章的题目);目的是教育公民而不是培训工人,因而出现了对大学和当代社会问题的诊断和分析。这种关于大学和更广泛社会的论证充分地体现在诺斯鲍姆的书名《不是为了利润:为什么民主需要人文科学》上。她论证的细节(45-46页,27ff., 47ff., 95ff.)关注的是我们要学会从他人角度看待世界的必要性,要克服对遭到妖魔化的少数族群的厌恶情感,主张艺术教育以培养想象力,主张批判性思考和苏格拉底式的辩论。虽然她的论证发人深省,引人入胜,但是我们很难看到如何从该论证中得出文科教育目标的评判标准,也不清楚什么样的课程能实现这些目标。人们可以想象在诺斯鲍姆讨论的内容上面添加很多其他东西,也可以设想在政治上比她更保守或更激进的言论。首先,她假设了一个信念,即人道的和自由的情感和文科有益于道德。而建立在这些假设基础上的论证不大可能说服并不赞同甚至反对这种假设的人。斯坦利·费希(Stanley Fish 2008)在稍早前参与该话题的讨论时就帮助澄清了诺斯鲍姆途径的问题。费希认为,大学及其开设的学科有其内在逻辑和连贯性,无需外来的道德或政治原理来论证其存在的合理性及其功能。他解释说,大学的目的是向学生介绍学科知识和研究传统,教给学生分析的技能以便他们能独立从事这些学科的研究。费希坚持认为这些技能才是大学应该讲授的东西,任何道德教育或推动公民责任或灌输对社会正义的敏感性的任何尝试注定是要失败的。在费希看来,科学和学术研究并不是为了完成这些任务,它们是社会化过程而不是教育。而且,教授并不适合从事道德教育,如果他们接受过这种角色的培训,就不再是教授倒更像道德家或者心理治疗师了(14页)。在这个问题上,费希与诺斯鲍姆的对立非常具有启发意义。一旦我们承认大学分为专门的学科研究领域,那必然的结果就是任何试图创建核心课程以便实现道德和公民教育目的的系统性尝试注定变成随意性的东西。大学不过是脑力劳动分工非常明确的社会机构而已,道德教育这样的核心课程根本无法改变这种劳动分工。其隐含的意思是脑力劳动的这种分工以及在社会所有制度性领域中高度发达的专业化倾向正是现代化的核心特征之一,根本就无法消除。这不是说无法说服大学进行稳妥的课程改革,如扩大必修课的范围,但是全面尝试开设核心课程将要求特定学科或一系列议程凌驾于其他学科之上。这种尝试很可能造成糟糕的结果,不是形成共享的文化而是争吵摩擦纠纷不断。本文接下来讨论的内容有一个前提,即大部分复兴文科的尝试都将陷入一种紧张关系之中,或在诺斯鲍姆和费希的立场之间摇摆不定。文科应该成为道德教育的核心课程的呼吁与现代社会劳动分工的专业化倾向背道而驰。不过,现代性的智力专业化特征似乎要求我们对集中或统一专业学科的智力活动进行描述,文科的鼓吹者正是针对这种呼吁做出了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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