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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瑞泉:经典世界与生活世界间的观念史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4-03-28 点击: 926 次 我要收藏

观念史研究是哲学史研究的一种变体或扩张,但也是哲学研究的另类途径,尤其当我们将它界定为批判的观念史。观念史当然依旧关注观念的历史发展,尤其关注所谓我们文明世界的某些核心观念是如何产生的,如何变动与传播着的,即何以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或不同人群那里具有差别性的意义,关注此观念与彼观念之间的关联与冲突,等等,即观念史通常“力求找出(当然不限于此)一种文明或文化在漫长的精神变迁中某些中心概念的产生和发展过程”。

像任何哲学研究一样,观念史研究离不开前人遗留的文献,尽管某些哲学家在从事哲学创造时并非都像冯友兰那样经过一个“照着讲”(写作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以后才“接着讲”(写作《贞元六书》),但是一定离不开他所处文化的古代的哲学文献。在某一个文化系统中,能够被历代学者反复研究因而历久常新的那些文献就具有了经典意义,这些文献中某些“中心观念”被反复定义、解释、讨论,发生着复杂的衍变。确定哪些文献能够进入“经典”,与确定哪些观念更为重要或更为根木,本身甚至成为哲学活动的一部分。我们如果能尊奉同一个经典世界,表示在基本的价值领域保持着高度的统一,我们共有的许多“中心观念”在这里可以寻到源头、根据和系统辩护,同时也就意味着我们共享着某些哲学传统。

不过,按照希尔斯的说法,“哲学传统需要支持”。即传统内部持续不断的信仰、热诚和研究活动,包括各种争论和批判,由此使该传统保持活力。希尔斯以为除了需要文化机构以外,哲学传统的维持需要与宗教的、道德的传统,以及毗邻的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传统保持不同程度的联系。经典世界永远不是单纯的文本的堆积,而必定同时是意义传承的表征。共享经典世界的人才是意义传承的真正主体。人类历史的进步同时是我们观念的演变。从观念史的角度看问题,构成“中心观念”的历史演变之背景的“经典世界”就是一个既有整体的连续性,又是变动的,边界不那么清楚的世界。此外,哲学传统所需要的支持,还应该有来自“生活世界”的支持。观念史研究在某种哲学传统中依靠特定的“经典世界”,或总是在重新描绘“经典世界”的图景;但更重要的方面,必须依赖来自现实生活世界的动力。

从观念的发生学说,社会生活是第一位的。远在我们今日视为经典的那些文本产生以前,对于人类的观念而言,即存在着一个能够发挥原始作用的现实领域。怀特海《观念的冒险》强调哲学研究要研究观念如何来自活动,又如何反过来影响产生它们的活动。而从某些新观念获得其社会植根性的角度说,章太炎所谓“因政教则成风俗,因风俗则成心理”是一个必要的途径。这两个似乎相反的过程,可以综合起来显示现实生活世界对于观念史研究的意义。

从与经典世界的关系而言,那种未经经典世界干预(指导、规划、侵蚀)的世界一去不复返了。它是庄子笔下经过开窍的“混沌”。最近数十年备受关注的考古发现,大量帛书竹简等古代文献的出土,主要是丰富了中国经典世界的前史,而很少能真正改写经典世界本身。经典的形成与演变的历史,同时也是观念史的演变史。不过,观念史自身的发展其实更多的是经典世界与现实生活世界之间互相影响的结果。章太炎说的“因政教则成风俗,因风俗则成心理”,表示某些新产生的重要的“中心观念”,如何在生活中获得社会植根性。来自对于风俗的解释而获得的观念进入经典世界,就表示它对生活世界有某种规范意义。它们会通过制度的设置和教化过程体现为现实的力量,在此制度下生活既久,就能移风易俗,进而沉积为人们的心理。换言之,这些东西一方面以“风俗”的形态呈现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存在,渐渐成为习焉不察的心理,成为通常说的“小传统”;一方面也由于哲学家的创造性解释活动而改变着经典世界的地图,因而通常说的“大传统”也随之发生演变。“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并没有绝对的屏障,但是经典在用于“教化”的过程中既规范了“风俗”,同时也受制于“风俗”。因此,观念在经典世界中的解释与这个观念在生活世界中的实际呈现之间,可以出现许多复杂的变形。注意到这个向度,观念史可能在追求真实的过程中获得对于观念的理解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观念史在学术研究中通常被安排成合乎逻辑的发展历史,它在研究某些观念如何在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而貌出现的同时,更倾向于期望它是通过不断的论证和辩难而成为一个逐步完善、日渐合理的历史,因为更重视其逻辑的自洽,所以应该更为抽象、更为明晰。这样的观念史研究通常只是对经典世界的解释和再解释。观念史仿佛只是经典世界自身的历史。但是怀特海的两分法告诉我们,不但观念如何产生,而且观念何以会发生诸多“位移”或“转换”,仅仅在经典世界自身内部是无法完全澄明的。观念的力量并不仅仅是理性的说服力或道德理想的感化力。由于人类历史的持续与变动并非单纯理智所能决定的特征,怀特海所谓“强制力”或“暴力”常常决定了现实生活世界本身持续的限度。

与此相似,梁漱溟也把机器看成是“恶魔”,被工具理性主宰的“成大算账的日子”不是人应该过的生活。然而现代科学技术改变了人类文明的样态以及我们的生存方式。因此,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同样让我们看到现代社会的某种巨大的“强制力”。在此过程中,与科学技术相关的内容,连同那些对于科学的怀疑和批判,一起成为现代观念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也以或明或暗的方式改写着经典世界的图景。

从现实生活世界和经典世界的互动关系研究观念史,观念史作为哲学史研究的变体与扩张的特点可以得到某种程度的彰显。因为相对于那些过分专业主义或学院气的哲学史研究,哲学研究所而对的经典世界需要扩大。按照罗杰·豪舍尔对伯林的观念史研究的分析,同样为了“认识你自己”,观念史将对个体的自我的了解,延伸到群体的历史整体,延伸到文明或文化,把个体的自我看成它们的产物。这意味着观念史本质上应该是一种跨学科的思想史。而当我们过分关注经典世界对于观念史的价值时,多半是流行的专业主义在支配着我们的注意力。

而所谓信仰、偏见、虔诚、爱好、愿望等等,内在于我们自己的现实生活世界,未被哲学研究分离出来却又实际上深入到一代人的精神深处。过于专注于经典世界的哲学家很可能觉得这些观念传播过于广泛而熟视无睹,因而“交一臂而失之”,那就只有等待后来的研究者的重新发现。这既是观念史研究的困难,也是观念史研究的特殊魅力。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原题《在经典世界与生活世界之间——观念史研究的双重根据》,莫斌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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