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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长刚:“9.11”事件是“宗教”与“世俗政治”张力发展的反映——访马克.尤尔根斯迈耶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4-27 点击: 1254 次 我要收藏

马克.尤尔根斯迈耶(Mark Juergensmeyer)系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社会学教授,奥法利全球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美国宗教学会前主席,宗教暴力及南亚宗教与政治领域的研究专家。在北非、中东、南亚等地区进行了近20年的田野调查,访谈过许多著名的宗教运动领袖,包括哈马斯运动的领导人亚辛等;被频繁邀请作为美国知名电台的新闻评论员。曾获格文美尔奖和西班牙索菲亚王后暴力研究中心颁发的银奖。

尤尔根斯迈耶教授发表论文200多篇,出版著作20余部,包括《上帝心中的恐惧:全球宗教暴力的兴起》(Terror in the Mind of God: The Global Rise of Religious Violence)和《新冷战?宗教民族主义对世俗政权的挑战》(The New Cold War? Religious Nationalism Confronts the Secular State)等。在他看来,“9.11”事件是“宗教”与“世俗政治”之间张力发展的反映。

当塞缪尔.亨廷顿于1993年抛出“文明冲突论”的时候,世人尤其是国内学者并不情愿接受,但10年前那震惊世界的一幕几乎被认为是验证了亨廷顿的预言。难道不同文明之间真的“注定”要相互冲突?在“9.11”恐怖袭击10周年之际,笔者专访了美国著名宗教与全球政治专家马克.尤尔根斯迈耶教授。

尤尔根斯迈耶教授要比亨廷顿更早地“预言”了“9.11”事件的爆发。更为重要的是,尤尔根斯迈耶并不认同“文明冲突论”或“文明差异论”,认为这种差异论对于处于弱势和失语状态的非西方世界是很不公平的。他试图从非西方世界以及宗教反叛分子的视角,并结合这些地区被殖民的经历以及在全球化进程中的遭遇来理解全球宗教政治。

1.“宗教民族主义”与“世俗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成为“新冷战”

郭长刚:今年是“9.11”恐怖袭击10周年。10年前对纽约世贸中心的恐怖袭击,被许多人看做是验证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您提出的“新冷战”理论要早于“文明冲突”理论,尽管您和亨廷顿教授都预言“宗教”也就是“文化”将会是未来世界冲突的主要根源,但你们的论证逻辑却是完全不同的。

马克.尤尔根斯迈耶(以下简称“尤尔根斯迈耶”):我的《新冷战?宗教民族主义对世俗政权的挑战》一书正式出版发行是在1993年2月,时间上的确要早于亨廷顿教授于1993年在《外交事务》夏季号发表的《文明的冲突》。

如果要描述冷战结束后全球政治的特征的话,我觉得不应该把它描述为“文明”之间的“冲突”,而应是“宗教民族主义”(Religious Nationalism)与“世俗政权”(Secular State)或“世俗民族主义”(Secular Nationalism)之间的冲突,这也是我认为的有可能发展成为“新冷战”的双方。不过,当时我在书名中用了个“?”,主要是希望它们之间的张力不要发展成为真正的“新冷战”。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我与亨廷顿教授的看法不一样,我也没有受他理论的影响,但我个人还是很欣赏他的,我还作为他的“宗教与世界政治”研究项目的顾问曾经与他共事过。

郭长刚:认为不同文明一定走向冲突,的确带有太明显的先验性武断色彩。我也觉得,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只是把汤因比《历史研究》中有关文明核心、文明碰撞的理论运用到当代的国际政治中,“冰冷沉静”的历史一旦被用来比附“火热纷繁”的当代政治,不可避免会激起剧烈的反响。然而,无论如何,“9.11”事件确实发生了。您认为这不是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是宗教与世俗民族主义之间冲突,其内在逻辑是什么?

尤尔根斯迈耶:宗教与世俗国家之间之所以会形成冲突,是因为它们都属于“秩序意识形态”,即都想为这个世界带来“秩序”、提供“规范”。它们任何一方都想按照自己的理念或道德准则来掌控这个世界。不管是世俗民族主义还是宗教充当这一角色,它都会把对方置于社会的边缘。

宗教与世俗国家或世俗政权之间的斗争肇始于西方。启蒙运动后,西方按照政教分离原则,建立世俗民族国家,确立了世俗政权的统治。西方世界认为他们的这种世俗政权统治代表了近代理性的进步,托克维尔就曾预言“世俗民族主义”会使整个世界都成为它的信徒。后来,在西方社会对世界其他地区进行殖民的过程中,他们就以“传教士般的热情”,把政教分离和世俗政治原则输往亚洲和非洲的殖民地区。

二战后,西方殖民统治的时代结束了,但殖民者所划定的地理边界(如伊拉克和约旦就是被西方殖民者在沙漠上“划”出来的国家)和塑造的政治体制却留了下来,新获得民族独立的国家都按照西方模式建立了“现代世俗政府”。整个西方世界倍感自豪,他们认为世俗国家这一意识形态在第三世界的出现,不仅是西方政治影响力的胜利,同时也是西方送给世界公共生活领域的一份最好遗产。

但是,西方人所赠与的“遗产”并没给那些新独立的世俗民族国家带来社会稳定和繁荣,北非及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很快就出现了宗教与世俗政权之间的矛盾。

世俗政权在北非、中东、南亚等地区受到传统宗教势力挑战的另一原因,是这些地区的世俗政权无一例外地都走向了政治腐败、经济停滞和社会道德滑坡,使得这些地区的人们对世俗主义丧失了信心。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以他们的传统也就是宗教的名义振臂一呼,就会应者云集。

总而言之,宗教政治的复兴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一个不断全球化的世界里,人们对世俗民族主义丧失了信心,在于人们对世俗政治的失望,因为世俗政权并未能实践政治自由、经济繁荣、社会正义的诺言。宗教领袖们把本国道德的滑坡,统统都归因于世俗观念和体制。当今世界最著名的宗教暴力事件,都发生在难以确立或接受世俗民族国家观念的地区。在20世纪末,这些地区包括巴勒斯坦、旁遮普和斯里兰卡等;到21世纪,它们又包括伊拉克、索马里和黎巴嫩等。

2.宗教对世俗政治的挑战演化成全球性反叛

郭长刚:北非、中东、南亚等地区出现宗教与世俗政权之间的冲突,还可以从另一个方面作解释,即这些地区传统上本是政教合一的社会制度,后来按西方的政教分离原则建立世俗政权,将西方的制度、文化生硬地“植入”,不可避免就会出现所谓“现代性”与“传统”之间的张力。那么,北非、中东地区的这种宗教与世俗之间的冲突,又如何演变成全球性的宗教政治,并最终把美国当成靶子,出现“9.11”恐怖袭击?

尤尔根斯迈耶:20世纪后期兴起的宗教对世俗政治的挑战,到21世纪初已演化成全球性的反叛,它有一个按阶段渐进发展的过程。之所以会逐步升级,既是因为新的宗教行动主义者(Religious Activists)的挑衅,也是由于世俗对手的冥顽固执。其范围一是在北非-中东地区,一是在中亚-南亚地区。

第一阶段为20世纪70年代世界各地兴起的以宗教名义反抗本国世俗政权的起义。如1974年在印度爆发的莫罕达斯.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的徒弟之一纳拉扬(Jaya Prakash Narayan)领导的非暴力反抗运动,纳拉扬号召一场“全面的革命”来反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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