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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进国:论日本侵占时期台湾佛教的日本化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4-27 点击: 753 次 我要收藏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占领了台湾,近代以来以“王法为本,镇护国家”为旗帜的日本佛教也随之传入。从此台湾佛教逐渐背离了中国佛教传统进而受制于日本佛教。作为一种文化积淀,日本佛教并没有随着教派的战后撤离而丧失其深刻的影响。尤其在台解除戒严之后,日本佛教教团的重新入台,给台湾佛教的多元生态带来了新的冲击。本文试图剖析日本侵占时期台湾佛教的日本化及其后果。

一、日本侵占时期日本当局控制和同化台湾佛教的措施

在台湾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之后,日本当局就采取了一系列的宗教政策措施,企图从意识形态上进一步控制和同化台湾。

鉴于宗教在台湾民间社会所起的重要的教化功能,日本当局曾展开数次的宗教和旧惯习俗调查工作,以为日后从文化上有效地利用和同化台湾作资料性的准备。由于近世以来日本推行以神道为主,佛教为辅的宗教政策,而且积极鼓励佛教向海外扩展教势,日本当局和日本佛教界尤其重视对台湾佛教(主要是民俗佛教——斋教,后会详讲)个性的了解。1905年11月,“大日本台湾佛教会”发行了《教报》第1号,内涉及对台湾佛教的宗派、寺院的种类、僧侣的威仪作法、课诵的常用经典、信徒的状况、寺院的财产和超度法会的情况等等的调查。这是日本在台的第一次宗教信仰调查。[1]由于系是日本佛教为在台传教而展开的调查(《教报》的持有人为日本曹洞宗布教师佐佐木珍龙),调查虽未系统全面和深入,却初步掌握了台湾佛教的一些基本情况。在1898-1906年儿玉源太郎任台湾总督期间,民政长官后藤新平又负责展开一次大规模地全岛性宗教和旧惯习俗的调查工作。在1915年之前,由于时机并未成熟,日本当局主要采取隐蔽的手法来加强对台湾佛教的控制,并未主动干涉台湾民众的宗教信仰活动。

1915年,斋教徒余清芳等人以玉井西来庵为中心,通过扶鸾和贩卖神符等方式筹集资金,发动斋教徒反抗日本的殖民统治,并成立了“大明慈悲国”国号。日本当局残酷地镇压了这次起义。西来阉事件使日本当局进一步意识到加强宗教控制和同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对佛教在台的社会教化功能也有更清醒的认识。为了更加全面掌握台湾本土宗教的情况,1915-1918年,后任台湾总督府社寺课长的丸井圭治郎又主持了一次普遍而深入的宗教调查,并撰写了《台湾宗教调查报告》。由于丸井本人系是日本佛教临济宗的信徒,其对台湾佛教个性的理解自然更为深入,这为日本当局如何从策略上利用和同化台湾佛教提供了帮助。日本人井出季和太著《台湾治续志》有涉及此次调查之背景分析:“本岛人对于本岛固有之宗教,信念浓厚实其意料之外,与社会福利关系甚大。同时往往被奸黠之徒,利用迷信,以乘不测之弊多,因此当局认为有调查其实情,讲究适当措置之必要,大正四年九月开始宗教调查,同七年六月(实为六年五月)设置社寺课,继续该事业,今(昭和十一年)既调查告终,而其教义,组织,系统及本岛人信仰状态,既判明其实情,同八年三月台湾宗教调查报告第1卷既付印,第2卷拟记述神道、儒教及基督教之计划。”[2]由此可见日本当局进行宗教调查之实质和目的了。台湾本土的缁衣佛教和民俗佛教——斋教从此走上了被迫改制的命运。

其次,日本当局为了进一步从组织管理上控制和同化台湾的佛教,通过日本佛教各宗派与台湾本土佛教各派的联合,成立一些佛教教育机构和全岛性佛教组织。如成立了台湾第一所佛教学校——“台湾佛教中学林”和全岛性的佛教统一组织——“南瀛佛教会”。1917年4月,佛教中学林正式开学,由日本曹洞宗别院院长大石坚童任会长,斋教先天派的黄玉阶任副会长。其师资由台湾僧侣和日籍僧侣各半,学制为3年,学员在台读完3年后继续到日本本土的中学学习,学业成绩优秀者选送到日本佛教大学深造。中学林还积极推动日本佛教与大陆佛教界的联系,以便于日本佛教对大陆的宗教渗透。如1917年太虚法师曾受江善慧邀请(先是邀请圆瑛,其以事不克分身,乃介绍太虚去)到台湾讲法,弟子释乘戒就在台湾佛教中学林肆业,太虚所写的《东瀛采真录》亦在台发行。太虚曾在彰化发表演说:“佛教为东洋文明之代表,今代表西洋文化之耶教,已失其宗教功用于欧美;欧美人皆失去其安身立命之地,故发生今日之大战局。吾辈当发扬东洋之和平德音,使佛教普及世界,以易彼之杀伐戾气,救脱众生同业相倾之浩劫。”[3]太虚从其佛教本位出发来发表评论,并无意识到近世日本佛教迎合政府意图,以王法为本,镇护国家的整体倾向。佛教中学林客观上促进了台湾佛教的教育化和知识化的进程,同时也为台湾佛教未来的入世革新奠定了思想基础。毕竟,近世以来的日本佛教在经历了西学的洗礼之后,正方兴未艾地推动一场入世的世俗化变革。但日本化的僧教育更给台湾佛教的未来转型带来了文化认同异化的阴影。受过日化僧制教育的僧侣和学员,回台后在佛教界往往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并主动地配合当局推动台湾佛教在组织和信仰双重层面上的日本化。战后,这批佛教精英常因为日化的思维而面临着情感上的认同异化困境。在逃台的大陆佛教占据主导地位之后,台湾本土佛教由于难得分到一杯羹,文化认同的异化又片面地蛰醒了其“本土化”和“主体性”的意识和在政治立场上的台独色彩。

成立于1922年11月的“南瀛佛教会”表面上是一“民间宗教团体”的性质,但它的成立实质标志着台湾佛教在组织管理上已纳入了日本当局所规范的轨道。南瀛佛教会的会报(机关刊物——《南瀛佛教》的前身)第一卷第一号(1923年7月)曾报道过其沿革:“本岛人所名为僧侣及斋友,其智识才能低微浅薄,欲任以指导社会之实质茫然罔觉,同人有见及此,是以启发教训为急务。使知佛教之精神,鼓吹信仰,开拓其心境,严正其志操。俾其社会地位蒸蒸日上,并授与布教传道诸法具,才备岛民教化之资格。况且,自治规则施行后,尤为不容缓之时机,此为设立教育机构并组织之必要也。丸井社寺课长于大正十年二月初,邀请基隆月眉山灵泉寺任职江善慧,观音山凌云寺住职沈本园到舍,示以诸端主旨及前记要纲。两师闻言踊跃赞成。又二月二十三日再邀两师到社寺课内,协议进行事项,决议由台北之僧侣斋友着手,拟定期日集会协议。”[4]南瀛佛教会的审议章程第一条云:“本会称南瀛佛教会,其本部渐置总督府内务局寺课内,支部应其必要设置于地方,支部规则别以定之。”第四条云:“以欲达本会之目的故举行如左之事项:一、开催讲习会、研究会及演会。二、调查关于宗教之重要事项及发刊机关杂志。”[5]而历任南瀛佛教会会长之职的,皆为日本当局在台的社寺课长、内部局长和文教局长。南瀛佛教会经常组织台湾僧侣和日本僧侣轮流演讲佛法和举办消灾法会等,以向台湾人民宣传日化的佛教和日本精神。其涉及的内容有:神社宗教问题、皇国精神、日本佛教史、真宗概论、皇国的国体、国语与僧侣、兴禅护国、近代日本佛教等[6]。而会刊《南瀛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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