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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宗平[1]:回儒对话的实质[2]――“宗教民族”与“文化民族”的碰撞和交融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4-27 点击: 828 次 我要收藏

首先,“回儒对话”之“回”起码有如下三层涵义:其一,指回教,即伊斯兰教,包括三个层面:第一,世界伊斯兰教;第二,中国伊斯兰教;第三,中国回族伊斯兰教;其二,指回教徒,即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包括三个层面:第一,世界层面,泛指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第二,中国层面,泛指中国信仰伊斯兰教之穆斯林;第三,特指中国回族穆斯林。其三,泛指回教文化(文明),即伊斯兰文化(文明),同样包括三个层面:第一,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文明);第二,中国伊斯兰文化;第三,中国回族伊斯兰文化。

其次,“回儒对话”之“儒”,其一,特指儒家文化;其二,泛指以儒家文化为基本内容和主要形式的儒释道三教融合后的中国传统文化;其三,泛指以汉族为主体、以儒家文化为代表和特色的中国文化。

笔者认为,以伊斯兰教为基础与核心的穆斯林是“宗教民族”,即“穆斯林民族”[3],其宗教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基础和核心就是伊斯兰教信仰。而以礼乐仁义为核心的儒家伦理文化,则是华夏民族政治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基础和核心。“孔子便是‘攘夷’的积极主张者,他坚决反对以披发左衽之夷狄文化来取代有章服之美的中原华夏文化。”[4]“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孟子也认为,“南蛮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孟子.滕文公上》)。汪高鑫认为,“夷夏之辨,从本质而言,其实就是一个民族文化认同问题;而这种民族文化认同,却对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早在上古时期,人们就开始以地域关系来辨别夷夏;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华夏与夷狄地缘关系被打破,礼义文化则成了区分夷夏的标准。”[5]钱穆先生指出,“独有中国文化,因在大环境下展开,又能迅速完成国家内部之统一,因此对于外来异族之抵抗力量特别强大,得以不受摧残,而保持其文化进展之前程,逐渐发展。直至现在成为世界上文化绵历最悠久的国家,又为世界任何民族所不及”(钱穆,1994:7)。中国文化以农业为经济基础,“中国人认为人类生活,永远仰赖农业为基础,因此人类文化也永远应该不脱离农业文化的境界,只有在农业文化的根本上再加绵延展扩而附上一个工业,更加绵延展扩而又附上一个商业,但文化还是一线相承,他的根本却依然是一个农业”(钱穆,1994:15)。

“宗教民族”与“文化民族”冲突与交融表现为如下三个阶段,第一,“核心观念”的碰撞与冲突,表现为以“文化”代替“宗教”,即以“人文教化”视野看待穆斯林的宗教信仰,其可见的语言表述为“拜天”与“拜主”。对于伊斯兰文化来说,这一阶段也就是所谓“文化传播”阶段。第二,伊斯兰文化作为“外来文化”的自我表达与文化适应,初始表现为“文化借用”,即不断借用汉语言概念来表述伊斯兰文化内容;其次表现为“文化比较”,即自整体角度来比较中国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异同,这一过程也就是“文化适应”。第三,吸收与融合,表现为一种“边际文化”――“中国伊斯兰文化”的诞生。本文拟通过有关清真寺汉文碑记,对于前述两个问题加以具体讨论,不周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事天与拜主:神道设教与宗教信仰

从“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中国古代知识界对于“天(帝)”的信仰在日益衰退之中,对此墨家批评说,孔子“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冯友兰,1982:156)。从屈原的急切追问“邃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天问》)到荀子的条分缕析:“无用之辩,不急之察,弃而不治。若夫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则日切磋而不舍也。雩而雨,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在天者莫明于日月,在地者莫明于水火,在物者莫明于珠玉,在人者莫明于礼义。故日月不高则光辉不赫,水火不积则辉润不博,珠玉不睹乎外则王公不以为宝,礼义不加乎国家则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荀子.天论》)我们可以大致勾画出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特征为:

其一,不断觉醒的人文精神;
其二,不断地“去宗教化”的文化品格;
其三,以礼义为文化的根本;
其四,以礼义为基础的伦理型礼乐文化系统发达而功能完善,融宗教信仰、政治认同、伦理道德为一炉。

夷夏之辨可谓涉及对于“他者”的严格区别,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左传.成公四年》)。然而这种区别也逐渐由种族、血缘、国民、族人而趋向“文化认同”,如唐人陈黯认为,“苟以地言之,则有华夷[6]也,以教言之,有华夷乎?夫华夷者,辨在乎心,辨心则察其趋向。有生于中州而行戾乎礼义,是形华而心夷也。生于夷域而行合乎礼义,是形夷而心华也”(《华心说》)。此即跨越血统和地域关系,而以上述所谓“伦理型礼乐文化”来区别“华夷”。“中国人不看重并亦不信有另外的一个天国,因此中国人要求永生,也只想永生在这个世界上。中国人要求不朽,也只想不朽在这个世界上。中国古代所传诵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便从这种观念下产生。中国人只想把他的德行、事业、教训永远留存在这个世界这个社会上。中国人不想超世界超社会之外,还有一个天国。因此在西方发展为宗教的,在中国只发展成‘伦理’”(钱穆,1994:18)。本文所谓儒家乃“文化民族”之文化,即此处钱穆先生所谓的具有西方宗教功能的“伦理”,或上述用以区别“华夷”、判别是否具有“华心”的伦理型礼乐“文化”。

伊斯兰教是所谓“天启宗教”,以信仰独一神安拉(al-Alllh)[7]为基础,《古兰经》是其根本经典。首先,《古兰经》“启示”先知穆罕默德(约570-632),“你说,他是真主,是独一的主;真主是万物所仰赖的;他没有生产,也没有被生产;没有任何物可以做他的匹敌”(112:1-4)[8]。其次,《古兰经》强调安拉造化了天地万物,“你们的主确是真主,他曾在六日内创造了天地”(10:3),“天地间的一切,确是真主的”(10:66),“天地万物都是真主的,万事只归真主”(3:109),“天地万物,都是真主的。他要恕饶谁,就恕饶谁;要惩罚谁,就惩罚谁”(3:129),“天地的国权归真主所有。真主对于万事是全能的”(3:189)。再次,《古兰经》肯定人也是由安拉造化的,“我确已用泥土的精华创造人”(23:12),“他就是用精水创造人,使人成为血族和姻亲的。你的主是全能的”(25:54)。穆斯林相信,作为真主的语言,“《古兰经》是从全世界的主降示的”(56:80),载在“天经原本中”(43:4),“记录在珍藏的经本中”(56:78),“在一块受保护的天牌上”(85:22)。“我不派遣一个使者则已,但派遣的时候,总是以他的宗族的语言〔降示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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