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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明良:伊斯兰教的中国化与“以儒诠经”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4-27 点击: 893 次 我要收藏

摘要:在我国的佛、道、伊、基几大宗教中,除道教以外,其他都属于外来宗教。外来宗教在中国都经历了本土化的进程。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本土化,一方面由其信仰主体中国穆斯林完成,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学者的学术活动。其中,穆斯林学者的学术活动起了重要作用。这主要是指具有“依智提哈德”(法律创制)资格的中国穆斯林学者(如明清之际的刘智、王岱舆等)面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新环境、新挑战,依据伊斯兰教的一整套立法原则和规程所做的创新工作。

关键词:学术研究;“以儒诠经”;伊斯兰教的本土化

一、伊斯兰教本土化的概念界定

伊斯兰教于公元7世纪初兴起于阿拉伯半岛,后以各种途径传播到世界各地,成为世界性的宗教。目前,全球大概有15亿人信仰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虽然有其基本教义、教法,但世界各地的伊斯兰教不可避免地带有当地特色。换言之,伊斯兰教的“种子”虽然来自一个地方——阿拉伯半岛,但被移植到世界各地后,由于“气候”、“水土”等差异很大,这颗“种子”结出的“果实”在形态、色泽、味道等方面也有所不同。比如,波斯的伊斯兰教、土耳其的伊斯兰教、印巴的伊斯兰教、印尼的伊斯兰教、马来西亚的伊斯兰教、非洲的伊斯兰教、欧美的伊斯兰教等都各有特色。自然,中国的伊斯兰教虽也来自阿拉伯半岛,但在1300多年来中国的自然条件、人文环境的浸染下,也带有某些中国色彩。

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本土化,是指伊斯兰教在与中国社会文化的互动过程中,以保持其自身固有根本信仰、礼仪制度与价值内核为前提,积极地融入中国社会,从中国文化中吸取有益于其生存发展的因素而加以改造,作适当的变通,表现出不断适应中国社会而发展变化的趋势和倾向。如果根本违背了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教法和信仰,那它其实就不成其为伊斯兰教,更谈不上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本土化了。伊斯兰教的本土化,首先不应该违背伊斯兰教的基本立场、观点与宗旨,其次才是在应对和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中有所发展和创新,并通过中国化的语言和方式表达出来。

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本土化,一方面由其信仰主体中国穆斯林完成,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学者的学术活动。其中,穆斯林学者的学术活动起了重要作用。这主要是指具有“依智提哈德”(法律创制)资格的中国穆斯林学者(如明清之际的刘智、王岱舆等)面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新环境、新挑战,依据伊斯兰教的一整套立法原则和规程所做的创新工作。事实上,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遵循着契理和契机的基本原则,并不断实现着本土化:所谓契理,就是从根本上合乎伊斯兰教的基本理念,契合伊斯兰教的根本精神;所谓契机,就是随顺时代的变化和大众的不同需要而不断地更新发展自己,并应机接物,方便施教。契理和契机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是伊斯兰教发展的两个重要基本点。从历史上看,伊斯兰教正是在契理的同时又能契机,才保持了它持久的生命力,从阿拉伯传到中国,从亚洲传到世界,并从古代走向了现代。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本土化是伊斯兰教契理和契机的生动体现,也是伊斯兰教既具有普世性,又通过地方化使其普世价值得以在中国土壤上充分实现的典范。

二、本土化:世界三大宗教在中国的共同现象

在我国的佛、道、伊、基几大宗教中,除道教外,其他都属于外来宗教。外来宗教在中国都经历了本土化的进程。

佛教于公元前6世纪晚期产生于古印度,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内地,至今已2000年。它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传统思想和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中国佛教虽然与印度佛教有渊源和继承关系,但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步结合中国社会历史的特点,接受着中国思想和文化的影响与改造,然后才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并产生了大量不同于印度佛教的新面貌。中国佛教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是中国文化思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史上的统治者利用儒学治世、佛学治心、道教养身的不同功能,使其作用互补,以达到维护统治的目的。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摄取儒、道思想,不仅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宗派,而且提出了一系列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理论。如天台宗把道教的丹田、炼气说纳入自己的学说,倡导修习止观坐禅除病法。华严宗不仅把儒道思想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而且以《周易》的元、亨、利、贞四德配佛教的常、乐、我、净四德;以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五常配佛家的不杀生、不邪谣、不饮酒、不妄语。这就把佛教的理想境界、道德规范与儒家的德性、德行等同起来。禅宗则更进一步,不仅不提倡念佛、拜佛、坐禅,甚至主张性净自悟,凡夫即佛,在日常生活中即可实现成佛理想。这种思想深受道家的自然主义、玄学家的得意妄言理论以及旷达放荡、自我逍遥思想的影响。

基督教诞生于公元前后的巴勒斯坦。它在向外传播过程中,先后分化为三大支,即东正教、天主教和新教。这三大分支在各地的传播和发展,也表现出它的地方性和民族性的特点。基督教传入中国从唐代“景教”算起共有四次,1300多年的在华传播反映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相互接触、交流、碰撞和融合的漫长历史和独特意义。在前两次的传播中,一次是唐代的“景教”,一次是元代的“也里可温教”。第一次传播历经200多年,直到武宗崇道毁佛,下令灭教结束。第二次传播同新建立的元朝一起入主中原,但也随着1368年元朝的覆灭而中止。这两次传播都是在西方宗教改革之前,基督教(新教)尚未产生时发生的。第三次传播时期是以明末清初天主教各修会为主的传入,后来基督教(新教)也有传入。这个阶段开始采取徐图缓进的本土化策略,即不急于传教,只交朋友,然后介绍西方器物文明,传教者在语言服饰上注意与中国的“一体化”,接下来要努力寻求天主教与儒教的契合点,基督教获得一定接受。在后来的传入过程中,由于一方面受到中国上层抵制,另一方面在传教士内部又产生传教策略上的分歧,因而最终以中国禁教、罗马教皇维护教皇权威而告结束,第三次传播所取得的成果亦付诸东流。第四次传播时期是鸦片战争前后,这次传播使基督教、天主教等凭借战后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大量涌入并获得立足和发展。伴随中西方经济、政治上的冲突,中西思想文化上的交流和碰撞亦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虽有很大的差异,然而基督教得以在中国传播并最终完成了本土化即中国化过程,一方面,基督教不断调整自己,逐渐适应环境;另一方面,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众也渐渐习惯了这个外来宗教,基督教在中国得以延续和发展,今天已成为中国宗教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基督教与中国本土文化之间的冲突使得前期中国的基督教传播并不广泛。民国时期,为了在中国推广基督教,基督教人士积极研究使基督教的礼仪本土化,营造一种表里如一的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氛围,推行“本色化”运动,取得了较大进展。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大多数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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