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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平:明清时期云南地区清真寺的历史考察——兼论伊斯兰教文化的本色化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4-27 点击: 924 次 我要收藏

论文提要:本文以历史资料和历史建筑学的角度探讨了明清时期云南地区一些著名清真寺的历史沿革、建筑特点、文化特色和社会功能。在伊斯兰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交互印证中,云南回回穆斯林社团在历史进程中非常出色地将世界两大文明文化中的精华融为一体,在坚定地维护了伊斯兰教教义和基本精神的前提下吸纳和发扬了中华文明的优秀成果,为云南伊斯兰教在多民族和多元文化环境中的生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云南回族/伊斯兰教/清真寺/特点

1994年秋冬,笔者在云南农村的田野考察中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广阔、起伏不平的乡村视野中,高高的清真寺邦克楼以及紧靠的礼拜大殿总是突兀而起,成为这一地方的醒目标志。邦克楼成了回回村落、社区的明显象征。然而,云南农村的绝大多数汉族村落中却鲜有这种高高耸立、咄咄逼人的宗教庙宇建筑气势。云南回汉社区在外表上的这种鲜明差异也早为一个半世纪以前任京城翰林院大理寺右丞却来自云南大理的回回马恩溥先生所注意到[1]。他的上清朝皇帝的奏文《云南时势说》清楚地提到了这一点事实。

一、历史浏览

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回族刊物上,个别回族学者说,回回中流传着一种说法:如果一处回回村落的村民达到40人之多,那就必须建造一座清真寺[2]。虽然我还未从《圣训经》及其他有关资料中找到这则引文,但半个多世纪前记载的某些历史史实证明了回回村落在形成和发展中大体遵照了这则圣训的教导[3]。清真寺的发展是与社区的发展相平行的。随着回回人口的增长,马帮运输的兴旺,以及回回村落在地区的社会经济影响的增大,回回更愿意在贫穷和落后的云南农村中建造大型清真寺。为了维持如此规模宏大的清真寺,宗教不动产(常住或公项)有必要是雄厚和殷实的。在明末和清季时期,我们通过清真寺建筑实体和清真寺碑记看到了重建和扩建清真寺的浪潮。这也反映了一个事实:自从回回社会和文化与中国社会相适应后,回回有更雄厚的条件以巩固他们的社团基础设施。

从建筑学上来看,这些清真寺显现出中国寺庙式的风格和样式。这时期的重要变化体现在清真寺建筑的大梁和大殿门楣上悬挂的匾上。这些木匾往往镌刻着朝廷命官或回回武将的题词和手书[4]。典型的例子是开远(历史地名阿迷州、开化)市大庄清真寺(老寺建于明,新寺建于1813年)、建水(历史地名临安)县城区清真寺(建于1312年,后又重建、扩建)、通海(历史地名河西)县纳家营清真寺(建于14世纪,后又重建过数次)、个旧市沙甸清真寺(建于1503年,重建于1675年,扩建于1766年)、昆明的两座清真寺(始建于元代)、大理的两座清真寺(始建于元代)和鲁甸拖姑清真寺(建于1730年)等。这说明回回社区的建制归入了国家社会结构的基础部分,而国家政权起着保护回回社区和回回宗教活动的作用。发展的结果说明:明清时期的清真寺建筑的中国化在中国伊斯兰史上达到最高阶段。从《中国宗教名胜辞典》、《中国穆斯林》杂志、云南省出版的各州县地名志、方志、《沙甸回族史料》以及《中国清真寺纵览》等资料所介绍的云南清真寺来分析,历史上昆明、阿迷(开远)、蒙自、临安(建水)、河西(通海)和大理等地的老清真寺是证明这一点的最好例子[5]。

二、清真寺内部所保留的伊斯兰特色

外国学者研究中国伊斯兰教的著名专家拉斐尔.以斯拉列(Raphael Israeli)教授在其《穆斯林在中国:文化冲突的研究》一书中精湛地形容了客体文化和主体文化间存在的矛盾[6]。他认为,对于一个少数民族来说,受包围它的物质和有形文化的同化相对来说是较容易的,而要在精神和哲学层面上被融合进多数民族文化则要困难的多。笔者觉得他的论点总的来说是可以成立的,但不能一概而论。比方说,回族也许强烈地反对要他们改变饮食习惯的任何建议或命令,但很可能愿意接受儒家的忠孝观念。然而,通常来说,有一点是清楚的:回回在外表上采用了汉族的体质文化形式,而同时在其社团内部生活中仍然保存了他们从先辈那里继承过来的中亚伊斯兰教传统。清真寺的内部完全不同于孔夫子庙和佛庙。偶像雕塑和人体兽形在中国宗教中是极普通寻常的,但在清真寺大殿内,却是绝对找不到的。米哈拉波(阿拉伯语“窑窝”的音译)的装饰是朝西的墙上镶嵌木板或石板,其上刻凿着阿拉伯文的《古兰经》经文,通常由金粉彩绘而成。敏拜尔(经坛)尽管是为伊玛目(掌教)或海推布(阿语,宣道员)在主麻(星期五聚礼)礼拜时讲经专设的,但它对中国文化和寺庙生活来说是非常陌生的。在敏拜尔上靠着一根阿梭棍(阿语,拐杖),或称教杖。当阿洪讲经宣教时握着它。某地方志叙述到这一现象时曾评论说:此棍是法杖,能驱邪祛病[7]。是否这则汉文史料的描述来源于回民提供者,抑或是汉民对伊斯兰教的误解有待探讨。窑窝前侧还设置一个经柜以保存《古兰经》抄本和其它伊斯兰教经典。大殿的地板上覆盖着拜毯和拜毡。大殿内部的木梁木柱上没有佛庙道观的飞禽猛兽画像,而是彩绘着阿拉伯经文、花卉或几何图案。与城隍庙、夫子庙和菩萨庙的富华绚丽相比较,清真寺大殿内部简朴庄严,没有任何偶像。今天通海县纳家营清真寺、开远市大庄清真寺、个旧沙甸老寺以及大理和巍山(蒙化)的一些老清真寺有这样的现象,即在大殿正门的木格屏风外面,回回穆斯林让人刻画了一些鸟、狮、鹿、象和红冠仙鹤等图形[8],这种木屏风的图案雕刻成了当地清真寺艺术风格的一个显著特征。

三、有关清真寺里外反差很大的论点

在清真寺的外貌和内里之间的表现上存在着一种矛盾反差。清真寺的外貌是受中国寺庙建筑风格的影响而展示出祛邪镇妖的雄风伟大。清真寺的内部则相反,摹仿克尔白的伊斯兰风格,显得庄严朴素,揭示出安拉独一的力量。以斯拉列教授在前引书中强调这种内外差异,并把它解释为回族伊斯兰教教义中表现的安拉独一与中国多神文化的矛盾差异,以及回族企图在外表上适应中国文化而在内里中保存伊斯兰传统的双重标准[9]。这种解释似乎是合理的,但却忽视了一个事实:清真寺引人注目、绚丽灿烂的外表是一种挑战和进取,而不是仅仅顺应中国社会和文化。笔者并不认为这种内外矛盾差别是云南回族顺从、屈服或企图保持低调。笔者的这种假设基于两个理由:首先,龙狮的象征代表中国文化中的权力、权威和神圣性。在中国神话学中的这些象征的力量以及它们的神圣性质,它们和封建王朝权力的联系等诸条件,使任何人无力敢于挑战或亵渎这些象征。任何对这些象征形体的不恭敬将遭致神祗和国家的惩罚。其次,即便在波斯和中亚的神话学中,龙和狮也是权威无比的保护神,而这类似于中国文化的功能和用途。笔者在博士论文的伊斯兰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异同部分比较中,根据丹麦哥本哈根的伊斯兰博物馆的阿巴斯王朝和波斯伊儿汗王朝的伊斯兰文化展品的事实指出,龙和狮的图像仍保存于中世纪的波斯和中亚的伊斯兰建筑上。所以,在回回清真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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