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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筱筠:“另类的尴尬”与“玻璃口袋”——当代宗教慈善公益事业的“中国式困境”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4-27 点击: 916 次 我要收藏

内容提要:作为慈善公益组织中的一名“老资格”成员,宗教慈善组织的主体身份认同的问题和宗教慈善组织的管理问题始终是当代宗教慈善活动的“中国式困境”。笔者认为在宗教慈善组织主体身份认同方面,可以从宗教慈善的实践模式和文化模式角度来建构宗教性慈善组织的身份认同模式;而增强公信力,形成“玻璃口袋”效应是宗教慈善公益组织最具优势的发展动力。

关键词:宗教慈善公益 身份认同 实践模式 文化模式 公信力

现代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慈善公益事业自2008年“汶川地震”井喷之后,又经历了2011年一系列严峻的“慈善风波”考验,仍然坚强地服务于社会公共领域,并且表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继续成为人们关注的重要社会活动。但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有诸多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作为慈善组织中的一名“老资格”成员,宗教慈善组织的主体身份认同的问题和宗教慈善组织的管理问题是当代宗教与慈善公益事业的“中国式困境”。只有对这两个问题有一清晰的认识和解决办法,中国宗教慈善公益事业才能真正得到良性的成熟发展。笔者拟围绕这两个问题谈谈自己的想法。具体论述如下:

一、“另类的尴尬”:当代宗教慈善事业“中国式困境”之一

一般说来,慈善组织是指以自愿性为基础,专门从事捐赠救助的非营利性的非政府组织。慈善活动的性质决定了慈善活动的社会性属性。其中宗教慈善公益组织与其他慈善组织一样是要解决社会问题,因此也具有鲜明的社会性特征。但是在从事慈善公益活动时,宗教组织的宗教性身份和社会性身份之间的关系问题始终是当代宗教慈善活动的“中国式困境”之一。所谓“困境”是指,宗教慈善组织与其他慈善组织相比,有一个重要的不同,即它是以宗教信仰为纽带形成的组织;而它的善款来源和服务对象,又超越其信仰,在很多情况下是不分信仰的社会大众(既包括有相同信仰的,也包括有其他宗教信仰的,或无宗教信仰的)。这就使宗教慈善组织既与特定宗教的团体有关联,又与之有明显的区别,既有宗教信仰的依托,又不能过分凸显其宗教信仰,甚至要超越其宗教信仰。这就是一种“困境”,而这种“困境”还是“中国式”的。此外,因为历史的原因,中国的宗教组织不像海外宗教团体那样在其社会中有“强势”地位,宗教慈善经过长时期沉寂,目前刚刚复苏,在许多方面处于探索中,有待成熟和完善。随着专业化的慈善活动出现,宗教性慈善组织势必要面临着一些挑战。其中宗教组织的宗教性身份和社会性身份的认同问题在自我调适中自然会遇到困难。为此,笔者特意选取“另类的尴尬”来表示这一困境的生存状态。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是宗教慈善组织在现代社会转型时期发展的关键。笔者拟从宗教性组织慈善活动的实践模式和文化模式两个层面进行论述。

(一)宗教性组织慈善活动的实践模式与身份认同模式

在具体的慈善实践活动中,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都结合自己本国、本地区社会发育程度和经济发展程度发展出适合自己的慈善模式。例如,美国是民间主导型的慈善模式、英国是政府-民间合作伙伴型慈善模式、加拿大是志愿参与型慈善模式、新加坡是政府主导型慈善模式、中国的香港是社会多元参与型慈善模式、台湾是社会福利型慈善模式。[1]在这些慈善模式中,宗教性慈善基金会和组织在处理这宗教性身份和社会性身份两者之间的关系时有非常成功的经验,形成了不同的宗教性慈善公益组织发展模式和身份认同模式,可以给我们很多启发:

第一、香港宗教性组织慈善活动的实践模式与身份认同模式

香港宗教慈善公益事业的发达和政府所起的作用是分不开的。香港的社会管理是典型的“小政府、大社会”模式,政府放手让宗教慈善组织在内的非政府组织群体来承担大量的社会服务性工作,因此形成了社会多元参与型的慈善模式。宗教慈善公益组织能够在香港获得很大的发展空间。陶飞亚教授等人对香港慈善公益活动的研究表明[2],“政府和志愿机构在社会服务上的这种责任划分和合作模式在《香港社会福利白皮书——进入80年代的社会福利》(1979年4月)中得到政府的进一步认可与强化。到20世纪80年代,香港政府已经把大部分的志愿机构纳入政府福利服务体制之内。同时,志愿机构所提供的社会服务的专业化的倾向愈益明显,而服务所蕴涵的宗教性则逐渐淡化,使其所办理的服务愈来愈世俗化。”[3]由于宗教慈善公益机构一向在这些非政府性的社会服务机构占据主体地位,因此香港政府社会福利政策的上述转变,对“志愿团体”中的宗教慈善公益机构影响最大,使宗教性慈善组织致力于为社会服务。例如,香港道教的信善慈善基金就是本着道教精神而成立的随缘无求的慈善基金。信善慈善基金以济世利人,关心众生,救急扶危为目标,为社会上的贫困病患提供慈善与教育服务。在具体的慈善实践活动中,信善慈善基金曾兴建希望小学和中学、资助穷困中学生和大学生学习、捐助医院、赠医施药、济贫、救助风灾、水灾、雪灾、地震等等。信善慈善基金有一个特点,就是对受助者并无要求,亦不会组织受助者活动。对受助者的唯一建议,就是希望他们孝顺父母,爱国爱家乡,在有能力时帮助别人。[4]信善慈善基金在实践中显然已经开始形成了以弘扬道教为本的宗教性身份基础上,强调济世利人,关心众生的社会性身份认同模式。此外,“2010年4月香港社会福利咨询委员会付出咨询文件,这是自1991年《跨越九十年代社会福利白皮书》后政府首次推出有关社会福利长远规划的咨询文件,对未来香港的社会福利服务发展影响深远。针对宗教慈善组织在内的福利界非政府机构群体,该咨询文件强调‘共同承担责任’和‘可持续发展’,提倡政府、非政府机构与商界的三方伙伴关系,并鼓励希望非政府机构能提升在募集经费和开拓资源方面的能力”。[5]这种“三方伙伴关系”非常强调宗教性慈善组织的实践活动的社会性身份,而不是把宗教性慈善组织看作是慈善活动中的“另类”,而是平等的合作伙伴。

由上述例子可以看出,由于香港属于“大社会、小政府”的社会管理模式,因此香港宗教组织在做社会慈善公益活动时,其宗教性身份认同服从于社会性身份的认同,其社会责任感得到凸显,在公众和政府眼中,这些宗教性慈善组织的实践活动都是社会性的,都是致力于社会福利事业的。因此香港地区逐渐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宗教性慈善组织模式和身份认同模式。

第二,台湾宗教性组织慈善活动的实践模式与身份认同模式

台湾慈善事业的发展是较为多元的,其中慈济功德会是相对影响最大的宗教性慈善公益组织。“慈济”模式最大的亮点在于其在救助过程中强调的是社会性的慈善实践救济,在慈善活动的深层理念中,以佛教的慈悲救济来指导慈善组织的实践活动,而不是在慈善活动中强调自己的宗教性身份。例如“慈济人在做国际赈灾时,非常鲜明地不进行宣教活动,甚至可以融入不同宗教的场域,或是与对方一起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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