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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希孟:基督教的时间观念与历史哲学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4-27 点击: 1138 次 我要收藏

一、关于历史哲学的起源,众说纷纭。大多数人认为,历史哲学是近代的产物。但是,事实上,作为思辨的历史哲学,它同基督教一样古老,是基督教《圣经》思想和神学的产物。

保罗.利科(Paul Ricouer)著文《基督教精神和历史的意义》(Paul Ricouer, Christianity and the Meaning of History,见History and Truth ,美国西北大学出版社,1965年,第87页。)从这题目中隐然可见基督教赋予历史以意义。认为历史有意义,有模式,有目的,有始有终,这才有历史哲学。除此以外,都是鬼话。这是一种神秘主义的希望历史观。两部历史,两个世界,人类通过希望超越自身,进入另一个历史。历史的意义最终统一于基督。历史有一种意义,并且只有一种意义。人间的纷争掩盖了这个意义。直到最后一刻,历史的意义才得以显现。这就隐含了基督教的希望和预言。后来的世俗历史哲学对于意义的寻求,导源于基督教。历史、理性与逻辑一致,可以说导源于基督教。

所以,不可避免,历史哲学带有历史神学的特点。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贯穿着历史目的论。目的论的历史观具有基督教的特色。黑格尔说:“我们既把历史看作一条宰牛台子,在这个宰牛台子上面,各民族的幸福,各国家的哲理,以及各国人的道德,都要供其牺牲,那么必然地就要发生一个疑问,这种绝大的牺牲所成就的是什么,有什么最后目的?”(第一编第二章第二节。转引自朱谦之《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台湾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52年,第37页)他的答案是:“一定有一个最后目的,做这种精神内容之绝大牺牲的基础,这个问题逼着我们要问,在这种明显的表面上纷扰之后,是否有一种内面的、沉静的、秘密的工作,一切现象的力量,是在什么地方保存着?”(第一编第一章)历史哲学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这显然带有神学目的论色彩。不过黑格尔认为,这最后的目的,就是理性。

西方历史哲学的前提和信仰,就是理性支配世界——这在中华文明史上是阙如。人类必须把这个信仰放到历史中。理性支配世界,在希腊人,就是努斯(Nous)支配世界。在基督教,就是神意支配世界。黑格尔认为,历史哲学就是要证明“历史是神的本性在一个特别的历史时期的发展”。历史事实是神为自己工作。历史哲学因而就是神正论。这是历史哲学的最大任务。“神统治着这个世界。他的世界统治的内容,它的计划的成功,就是世界历史。了解他的计划,就是世界历史哲学的任务。”凡历史,就是世界史。举凡历史哲学,就是世界历史哲学。民族的孤立状态无历史可言。民族也没有历史哲学。国学,一族一家一派之学,眼下的学派,就没有历史哲学,也没有哲学可言。历史哲学当然就是对于世界历史的哲学思考。对于民族的思考够不上历史哲学。因为神正论涉及世界历史,某个局部的灾难,可能服务于世界的历史进程。局部的恶,全局的善。个人吃苦,人类受益。所以,“那指出各民族的各种原理之进行的、发生、递嬗,这种运动之关联在什么地方,那就是哲学的世界历史之任务。”(转引自朱谦之《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台湾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52年,第41-42页)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就是精神历史观。“世界历史不实别的,只是表现为神意统治的计划罢了。这里的神当然就是理性中的神,是以理性为根基的。”他的神,就是精神的异名。所以世界历史是在精神的地盘之上进行的。(第一编第二章第一节。转引自朱谦之《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台湾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52年,第44页)他提出有两个王国的理论:自然的王国和精神的王国,就是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精神的王国包括上帝之国。

基督教的上帝观念,承认从来就有救世主,却不承认神仙皇帝。世界历史上的帝王将相王公贵族,其命运绝非幸福。国家不是幸福的舞台。各种幸福的时代在历史上都是空白(第二章第二节。转引自朱谦之《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台湾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52年,第69页)。看看那些伟大人物的结局,古今将相在何方,一堆冢中枯骨而已矣。伟人不过是为历史服务的。就价值来说,他们谈不到道德。它们不过是以热情和欲望促进历史。历史绝非道德的舞台。历史超越道德。历史人物是历史主宰者的工具。英雄人物从不过问道德如何,不问何者为善,何者为恶,但却一定能够实现普遍的善,最高的至善。普遍的真理为自身实现起见,驱策盲目的热情,以伟大人物供其牺牲。个人只是手段和工具。

为此神学目的,黑格尔主张国家应该有宗教。他的历史哲学叙述了宗教的发展。宗教与国家有一个共同的原理原则。他对于宗教的历史发展,采取进化观:一,自然宗教阶段是妖魔鬼神崇拜,如中国和野蛮民族。第二阶段是精神的个体的宗教,如犹太教和希腊罗马宗教。第三个阶段是绝对宗教,自由宗教,即,基督教。现如今中华过时迷信盛行,愈加彰显宗教的历史演化学说之伟大。黑格尔的论述和世界历史的阶段演化学说相契合。黑格尔认为,在各种意识形态中,宗教居于首位(第一编第二章第三节,转引自朱谦之《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台湾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52年,第70页)。在国家生活中,宗教居于一切知识的首位。国家建立于宗教之上。但是我觉得,现代中国仍盛行的迷信的宗教,也许适足以使国家社团解体呢!一盘散沙,系由于鬼神巫术。

黑格尔关于历史阶段论完全不同于中国古代三世说。东方世界,相当于人类孩童时代。希腊世界是青年时代。罗马时代是壮年时代。日耳曼时代是老年时代。他称中国是无精神状态,是一种不独立的未成年的不自由的精神,根本就是惰性不运动的。他认为人类的成年时代,就是基督教世界。在这个时代,精神借由基督教之力,从死里复活——他完全是从基督教神学出发研究历史!人类历史到了基督教时代,就达到了人的完全的本质的绝对的圆满,神人和解,从而世界和平与和解就成功了。日耳曼国家的原理,就适合于基督教。基督教世界就是完成了的世界。日耳曼世界是具体自由的王国,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圣父之国,圣子之国,圣灵之国。这里,基督教的历史神学踪迹依稀可辨。

历史的观念同时间的观念不可分割,因此,历史哲学必然地包含着历史观、历史意识及时间意识。

在所有的哲学概念中,时间概念最难以定义。时间是无法定义的。时间无可名状,不可言说,是语言难以把握的。这反映了人类语言的局限性。时间最富于流动性,说时迟,那时快,任何定义都是对它的限定。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354-430)说:“如果有人问我是否知道何谓时间,我回答知道;但如果有人问我时间的定义是什么,我回答不知道。”这真是,你不说我还清楚,你越说我越糊涂。帕斯卡儿更谨慎地说,凡是人所共知的和人人都理解的事物,寻求定义都是徒劳无益的。

然而,时间又无所不在地出现于我们的想象中,我们如不赋予它以某种形象,便不能把握它。康德赋予时间以某种先验形式——诸形式的形式。实际上,人类的理解力发现了一些普遍适用的解决方法,
通过空间表象来间接认识时间。时间与空间奇妙地结合在一起。这一空间形式即是线和圈。

关于时间的这两种最基本的形象是远古时代的人类从对自身及周围自然的观察中获得的。首先,在大自然中处处可以看到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的规律。月圆月缺,潮起潮落,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春夏秋冬,四季轮替,花开果熟,生死不已。然而,人类容易接受一种运动着、流逝着、行进着的时间观念:“光阴似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人生天地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而不容易接受周期性循环的时间观。然而,循环的时间观念大大早于线性时间观,且根深蒂固地储存在人类意识之中。波德莱尔说:“时间的长线如此缓慢地缠绕着”。叔本华说:“时间就像一个永不静止的陀螺”。然而单向流动的时间观念对我们来说更容易理解;时间是飞矢、穿梭、瀑布、大江,“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贺拉斯说:“岁月飞快地流逝”。但丁说:“我的生命的行程”。

早期基督教护教者在为上帝创世论辩护时,涉及到历史的意义问题。这就有了历史哲学的发凡。希腊人的循环论是当时解释历史的许多方法中的一种。罗马人用他们的命定论修正这种循环论。维吉尔认为,尽管早先的事件预兆罗马的未来,但是,这并非说,早先文明国家的衰亡就一定是罗马帝国的必然命运。只要罗马继续忠于自己的理想就行。但是基督教护教士不同意这种说法。历史事件是不会重复的。(基督教的这一观念和华人极不相同,这注定汉语神学或华文神学此路不通。)基督教认为,历史事件根本不会重蹈旧辙,不会重复出现。这是基督教历史哲学的必然前提。否则,按照历史循环论,摩西将不停地带领犹太人出埃及——循环不是一次,而是无穷期。和罗马人的预期相反,德尔图良声称,所有的的民族在适当时机都掌管帝国。至于上帝对罗马帝国的决策,只有那些最接近上帝的人,才知道。(帕利坎著,翁绍军译,《基督教传统》,香港道风书社,2002年,第82页)奥古斯丁云,种种迹象说明,人类历史不是有一系列重复的模式组成。人类的历史显示出尽管曲折蜿蜒但必然朝向一个最终目标前进的特点。(帕利坎著,翁绍军译,《基督教传统》,香港道风书社,2002年,第82页)

圆圈的观念表达了一种自身封闭的运动概念。“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过七八年再来一次”,“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时间会自动地返回原点,重新开始。但完全的重复又是不可能的,这使人产生了陀螺形运动的时间观念,它既保留了循环运动的基本概念,又辅之以两端的开放性(接近性观念)。这样,起点不再是终点,终点也不是起点,时间的进程既是自身同一的,又不是自身同一的。

另一方面,直线型的运动对生命有限的人类来说,似乎过于漫长而遥遥无尽期,非人力所可以企及。人类的想象力便要求对时间进行切割分段,此即历史的、地质的、天文的时间阶段。时间阶段的划分同直线型时间观是联系在一起的,也是它所必然要求的。

印度教和婆罗门教彻底地、全部地采用循环模式或周期性模式的时间观念。印度人没有直线性时间观念,他们的宇宙结构具有数学的精确性,其基础是圆的形象和有限事物的无限重复性。他们的想象力以自然年月和季节的轮回为出发点。一个完全的周期(或大时,mahayuga)是由四个小周期或时(yuga)构成的,相当于世间的4323年。一千个大时为一个大周期或劫(kalpa),两劫构成梵天生活的一日,梵天本身经历1059600000000年,就是说,诸神也并非长生不老,梵天的生命无非是无限螺旋中的一段。所有周期呈现同样结构:创造-衰蜕-复原。

古希腊人也持循环观念。阿那克萨哥拉认为,宇宙产生于一个原初旋涡,凭借精神,它进入一个以旋转为共同规律的轨道。柏拉图认为,天体运动是周期性的。亚里士多德把时间定义为“一定数量的天体”。柏拉图说,现实是永恒理念的反映,历史的周期重复着天体的周期,而个人的生活又重复着历史的周期。据他的推算,一个历史周期为40000年,由三个阶段构成:黄金时代、衰落时代(衰老和混乱)、革新(或再生)时代。在人类社会中,这种循环交替呈现为一系列社会政治制度的依次更替:由贵族占统治地位开始,继起的是寡头政治和民主制度,最后是专制制度。这一演进过程是逐步蜕变的过程。

古希腊人认为,世界是由命运支配的,不仅人类要服从命运,而且诸神,也要服从命运的安排。根本不存在历史发展的余地,因而希腊人是向后看的。古典时代是“天文学文学式的”,也就是没有历史的,静止不动的。古希腊人想象的“黄金时代”是在我们的背后,属于过去。希腊人厌恶未来,怀念既往,而不是面向未来。这种循环世界观在罗马时代发生了变化。罗马人更乐于接受线性时间观,但仍旧没有提出一种摆脱当时普遍流行的历史悲观主义的历史哲学。古代人没有把历史看作是一场戏剧,没有把历史看作人类实现自由意愿的活动领域。

人类的想象力感到循环的时间无异于一个牢笼,一个樊篱。黑格尔说:不仅个人,而且一个民族,只要生活在封闭结构的樊篱之中,便会排斥历史。生活在封闭状态中的人看不到事物的根本性质的变化,看不到旧事物被全新事物代替的可能性,看不到衰败着的事物会彻底灭亡,也不企求一个彻底的全新的未来。这是一些毫无生机的人,死气沉沉,抱残守阙,得过且过,目光短浅。他们排斥历史所创造的新的生活。他们并不期望美好的前程。在他们眼中,未来是迫不得已的选择。“谁寄希望于未来,谁就会到头来两手空空”。黄金时代之后的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永无止境的堕落。循环论的时间观把黄金时代放到世界的开端,缅怀畴昔、情系既往、追忆过去、鄙薄未来,是他们的特征。

古希腊的全部思想都意识到理想已经破碎,未来是一片厄运,前面的道路是黑暗的。克罗齐指出,萨卢斯特、李维和塔西陀以痛苦的心情看待未来,把未来看作是散发着臭气的不可挽回的盲目过程。

德国现代神学家莫尔特曼(J.MoLtmann,1928-)阐释了基督教的未来意识。治历史哲学的人千万不能忘记历史哲学必须包含对未来的期盼。历史不是发思古之幽情,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乐观主义的历史哲学,绝非如是。上帝的应许和世界的开放性,应该包含在历史哲学内。从莫尔特曼关于上帝启示理论出发,可以看到,上帝的实在性的基本本体论可以被描述为:应许者上帝应许祂将存在。如此,把世界的实在性理解为历史过程,就和这一描述一致。莫尔特曼提出,世界的现实,即全部受造世界,都通过启示的作用成为历史过程。启示是所应许的未来的天启,而不是永恒现在的显现。因此,它被看作是使宇宙和人类的自我向上帝真理的未来开放。离开了上帝的启示活动,则末世论的世界的开放性将无由出现。

世界历史的未来意识,是历史哲学的题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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