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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今源:对陈克礼一生的回顾与反思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4-27 点击: 1180 次 我要收藏

一、陈克礼一生是怎样的?

1970年7月5日,在故乡河南省襄城县颖桥镇的河堤上,一颗子弹击穿克礼阿訇的头颅,使这位著作等身的回族穆斯林学者一步迈入历史的史册,回归到真主的阙下,至今已经整整40个年头了。

应该承认,陈克礼是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在人们的口碑中,对他有褒有贬,议论不一。我以为,要想对他做出一个实事求是的客观评价,必须先要对其一生究竟做过些什么、说过些什么,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全面的了解与认识。陈克礼是在当年“一打三反”运动中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被害的,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穷回回书生,怎么就成了共和国的罪人了?他有罪么?他应该受到这样的极刑么?要想搞清楚这些问题,必须先要搞清楚他的传奇一生究竟是怎样的?

根据网上两份《陈克礼简介》我们了解到,1923年农历四月二十四日(公元1923年6月8日,癸亥年戊午月壬子日,伊斯兰教历1341年10月23日)[1]陈克礼出生在河南省襄城县石羊街。直到1951年2月,他先后在故乡的清真寺、颖桥镇清真寺、禹县(今禹州市)清真寺、鲁山县清真寺、宁夏固原县清真寺、甘肃平凉县旅平清真寺、陇东师范学校阿专班、北京成达师范学校学习,先后受教于杜文明、马负图、谢文贵、王静斋、白心斋、马松亭、马坚、庞士谦等阿訇和学者;1948年课外兼任《伊联报》编辑工作;1949年5月,陈克礼回到家乡应聘去颖桥镇清真寺任阿訇;1951年1月所著《从穆罕默德看伊斯兰教》一书在北京出版发行;同年4月译作《回教信仰基础》在北京出版发行;1952年2月译作《回教与社会》在北京出版发行。可以说,在陈克礼29岁以前,他基本上是以求学为主;25岁时,开始接触一些编辑文字的工作;26岁时,担任家乡清真寺阿訇之责,并利用闲暇时间从事伊斯兰教的研究与翻译工作;28岁至29岁时,即已正式出版了他的研究成果――一部专著、两部译作。这一阶段的陈克礼从事的是宗教学习和研究,丝毫也没有牵涉到政治问题。

1952年6月经马坚教授介绍,陈克礼来到北大东语系任助教。在此期间,它主要还是做了这样三件事:一个是继续广泛阅读各方面书籍,增长自己的知识,开阔自己的学术视野;另一方面则依然勤于笔耕,继续进行《塔志》(圣训经)的翻译工作,1954年2月《塔志》(圣训经)上册在北京出版发行;此外还完成了苏联东方学家巴托尔德所著《伊斯兰文化史》和西班牙伊斯兰学者伊本.图飞勒所著哲学小说《觉民之子永生》的翻译;第三件事就是当好助教,认真备课、讲课,由于“他知识渊博,见解独到,深入浅出,讲课深受广大同学欢迎”。这时,政治开始关注这位回族穆斯林青年学者:由于他勤奋敬业、工作突出,成绩斐然,学校的“党组织专门派人经常做他的工作,动员他入党”;然而,却被他“婉言谢绝”;甚至于1955年5月“毅然决定辞去助教一职”,“离开北大,避居海淀清真寺”,后回到家乡,同年9月与妻子离婚。可以说,在北大的三年,陈克礼也基本上是不涉政治,以学习、研究、讲授伊斯兰教知识,翻译伊斯兰教学经典著作为自己的使命,并做出巨大成绩。当政治对他表示青睐的时候,他婉言谢绝了,悄然离开了。在全国掀起批判胡风集团的运动时,他说:“我不参加反胡风的批判会,这与伊斯兰教没关系。”于是,有人开始对他表示不满了。一位北大的回族教师说:“他在北大是个讨人嫌”,“他孤傲,脱离群众,死守宗教,无视现实”;另一位北大教师说:“陈克礼在北大工作期间,凡集体活动他都不想参加,一有空他就去写书,有事要找他,却找不到他。大家都在紧跟时代潮流,他却逆时代潮流而行,他咋不背时呢。”还有一位他的回族同事说:“陈克礼最大的缺点是说话放肆,他不识时务,正当批判胡风的时候,他竟然说不参加反胡风的批判会,认为与己无关。”是啊,在当时那些善于“紧跟时代潮流”者的眼中,陈克礼就是这样一个不识时务的书呆子,他的“背时”、倒运,完全是他咎由自取,活该!

1956年2月,经教导主任杨永昌再三邀请,陈克礼应聘到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任教师。鉴于在北大的前车之鉴,为了不受政治的干扰,能自由地进行翻译写作工作,他与中国伊协领导言定,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不作为伊协正式职员,来去自由,不受任何约束。在经学院任教期间,他担负多门课程的讲授,“所讲授的课程仍然是最受学生欢迎的”;课余他仍继续坚持翻译工作。然而,在经学院的授课阶段,却为陈克礼的倒霉一生埋下了伏笔。据《简介》可知,“1957年9月,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开始‘反右运动’,召开大会批判陈克礼的右派言论,会后,他离校回家。不久,他即携子女流浪。”也有的人介绍说:“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陈克礼阿訇因其对伊斯兰坚定明确的思想观点和光明磊落、直言不讳的性格,首先受到打击。尽管他一再申明以前言定的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但伊协方面有关领导仍然坚持要求哪怕他不发言,也要去听一听‘群众’的观点。出于无奈,他参加了伊协组织的对他的批判会。鉴于当时已不能进行授课和翻译工作的情况,他决意离开伊协,离开北京,回到了家乡。”

看来,都是他讲课惹的祸。那么,他都讲了一些什么“右派言论”呢?在《陈克礼传》中有一段他自己在批判大会上的“认罪”言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些蛛丝马迹。据他自己检讨说,当时在讲课过程中他有五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在经学院对学生说:“六亿五千万人信教不信教就看你们这一代人了。”当时我有一种错觉,我以为在伊斯兰教经学院,对伊斯兰教学生讲伊斯兰教的发展是“在教言教”,是政策许可的。殊不知,伊斯兰教经学院也要讲政治挂帅,要教育学生树立社会主义人生观。我的错误就在于教育学生与国家政策背道而驰。

第二个问题,说我对学生讲:“我们要把伊斯兰的血液输入到古老的中华民族的血管里去。”在社会主义社会说这话就是放肆,就是政治错误,那时我没有用社会主义思想去感觉感觉,而认为说话,说过算过。今天,我认识到了言论放肆是有严重后果的,咎由自取。

第三个问题,说我讲过:“要把六亿五千万人变成一个思想是不可能的。”我说这句错话是在“思想改造运动”的时候。思想改造的目的是要在全国统一思想,统一意志。我说这话就和思想改造运动唱反调。错就错在这里,和党的政治运动唱反调当然没有好下场。

第四个问题,说我讲过:“我不参加反胡风的批判会,这与伊斯兰教没关系。”这是我在北京大学工作时讲过的错话,当时批判胡风占了很多时间,我说了这句发牢骚的话,因为反胡风是一场政治斗争,我的话和政治一挂钩就成了原则性错误。现在我认识到我不学政治,不懂政治。反胡风是政治运动,全国人民都得参加,我说不参加就是政治上的无知,批判我反动,不亏。

第五个问题,说我曾对学生说:“马列主义将要融入伊斯兰主义。”我说话随便,不思后果,受到打击时才细思。马列主义是一个广阔的世界,伊斯兰主义是一个宗教。一个宗教
能融得了一个广大的世界吗?我说话随便,随意撂出了这句狂言,又是一个政治言论错误,“我们要解放全人类”是全国到处可见的口号,马列主义要解放全人类。我说的这句话是严重的政治错误,是反动的。

1958年到1970年,陈克礼厄运连连,倒霉的事情如影随形,一件接着一件地找到他的头上。

1958年9月,不谙世事又高度近视的克礼阿訇因买不上火车票,误买了票贩子的假票,还没有发觉上当受骗,就带着两个孩子登上西行的火车。查票时被查出,不由分说被送进了收容所。盘查身份时,他说出了以前的工作单位,收容机构给其单位通电话,通知单位来领人,单位负责人回答:“这个人是我单位的右派分子,你们可就近发落。”于是克礼阿訇被以右派分子的身份押送到陕西铜川劳改煤矿劳动教养。

1961年11月25日,劳教队宣布对陈克礼解除劳动教养,因释放证文字有误,未领取。据说,由于他表现还不错,劳教队决定对他提前解除劳教。当时,劳改煤矿方面再次与其原单位通电话,通知说陈克礼已解除劳教,让单位来领人,原单位答复说,这个人不是我单位的人了,交原籍处理。于是克礼阿訇再次大难临头,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送回家乡监督劳动。

1962年2月2日,陈克礼领到了经更正的释放证。2月29日领着子女回到襄城县。同年5月应聘去叶县马庄清真寺任阿訇,仅过了三个主麻日即被村政府强令回家。

1963年5月18日,镇政府领导宣布给陈克礼补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管制劳动。

1964年9月镇政府领导宣布给陈克礼补划为富农出身。

在这几年中,陈克礼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意志力,坚持实现着他的内心追求。1962年,被送回家乡后,原来那破旧不堪的家已不复存在,一些乡亲们偷偷地帮助他重新置起了一个“家”。当时他被安排看管生产队的菜园,生活条件极其艰苦,而且没有行动自由。这样恶劣的处境下,他竟然开始了自己的“十年译作计划”。首先,他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整理完成了《圣训经》中、下两册的译稿;又译完了长达六万行的波斯史诗《列王记》;接着又完成了《伊斯兰发展史》、《阿拉伯文学史纲要》等书的翻译。截止到1965年底,他又先后完成了《古兰经学》、《伊斯兰社会思想运动史》、《伊斯兰文化简史》、《伊斯兰学术论丛》、《中国与阿拉伯的关系》、巴基斯坦著名诗人和思想家伊克巴尔的《伊斯兰思想维新记》、《历史导论》、《中世纪穆斯林旅行家传》、《伊斯兰史料资料辑要》、《论阿拉伯文学对世界文学的影响》、《伊斯兰学概论》等十几种著作,并开始了《伊斯兰论》、《中国论》、《世界论》三部曲著作的编写。

1966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导致中国长达十年的政治动乱。面对这场祸国殃民的灾难,生性秉直、光明磊落、忧国忧民的陈克礼阿訇,竟然忘记了自己的处境与“身份”,署名上书中央文革和国家领导人,秉笔直言,历陈“文革”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建议立即停止;同时阐明社会主义一些正确理论源于伊斯兰,指出伊斯兰可以作为中国正确发展与前进的道路。为此,他招来杀身横祸,以“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反党反社会主义”等现行反革命罪被捕入狱。1966年8月28日,红卫兵第一次抄陈克礼的家,隔日又第二次抄陈克礼的家,所有译、著手稿被抄收一空。1970年2月26日陈克礼被抓,7月5日惨遭杀害。

二、怎样看陈克礼的传奇一生?

40年来,关于陈克礼的议论不一,有着各种各样的说法。有的说他“爱国爱教、与时俱进,创造了非凡的业绩”;有的说他是好人,是穷人,是天才,是人才,是一流水准的知识分子,善良、清贫、勤奋、艰苦,卓尔不群,一生从未侵害过任何人的利益,无愧于国家和社会,他一心只想做学问,只想用伊斯兰思想来净化穆斯林的心灵;也有的说他是“宗教狂热分子”,“政治上的糊涂虫”,“走长路不看天色风云”,“人缘不好,孤芳自赏,脱离群众”,不能与同事“融洽相处”,不能原谅别人,也不可能得到别人原谅;他的贡献也“并非很大”,“他只不过写了几本书而已”;“不明智”;“他说话放肆,不识时务,在经学院工作他太偏于宗教,疏远现实政治,说话随便而且颇多越过政治雷池。当他被划为右派分子时,有人叫他逆来顺受,俯首认错,以避反右运动锋芒,他却说:‘这是起码的信仰自由’而不听忠告”。

在简要地回顾了陈克礼阿訇的传奇一生后,我最想说的一句话是:陈克礼阿訇何罪之有?

纵观他的一生,似乎影响他声誉的只有三个阶段:一个是北大期间,一个是经学院期间,另一个就是在“文革”期间。

北大期间,对其有不好影响的,除了他“婉言谢绝”组织的好意,拒绝加入党组织外,恐怕就是他公开表示拒绝参加对胡风集团的批判会。这是什么罪过么?这是什么错误么?今天看来,这两件事情不但不能算是罪过,连错误也谈不上!应该说,在一个正常的民主的自由的社会,入党还是不入党,参加还是不参加批判会,每一个公民都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任何选择都理应受到人们的尊重。如果因此就将陈克礼送上审判台,就表示当时的中国,公民个人的尊严得不到社会应有的尊重,证明当时的社会出了问题,错不在于陈克礼,而在于当时社会的执政者。

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期间,他在课堂上的一些讲话被定为“右派言论”,是他的主要“罪行”。让我们一一分析一下,看看这些言论究竟有什么错?

1、他在经学院对学生说:“六亿五千万人信教不信教就看你们这一代人了。”陈克礼是一位信仰虔诚的穆斯林学者,是一名阿訇,他对自己祖祖辈辈信仰的伊斯兰教有着浓厚真挚的感情,他坚信伊斯兰教是指引人类走向光明的唯一正道,全中国、全世界的人们或迟或早地都会聚集在伊斯兰教的绿旗下,走向统一,走向光明,走在真主指引的这条人间正道上来,过上两世吉庆的生活。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是一个在教言教的宗教院校,目的就是培养新一代伊斯兰教事业的接班人。身为教师的陈克礼阿訇,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够接过前辈的接力棒,继续发扬光大,坚定纯正伊斯兰教信仰,弘扬伊斯兰教的美德,在建设祖国的实践中,不断用自己的言行扩大伊斯兰教的社会影响,最终使全国人民都能够接受这个纯正的宗教。平心而论,一位专职的阿訇这样认识问题,是正常的,是无可非议的。所谓伊斯兰教的人生观与社会主义人生观水火不容云云,现在看来也值得商榷。宗教信仰属于思想信仰,社会主义属于政治信仰,两者有区别,但不是水火不容。信仰宗教的人,不等于在政治上都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同样是回族,马良是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汉奸、卖国贼,而以马本斋为代表的回族中共党员却是坚决与日寇进行顽强抵抗的抗日英雄和爱国者。除了信仰真主这一点外,伊斯兰教的人生观、价值观与社会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未必都是水火不相容的。例如,伊斯兰教那些爱国爱教、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怜悯孤寡、热爱学习、努力工作、善待邻里、助残济贫等等善行观、荣辱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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