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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新:中国民族宗教研究的学术架构——基于民族学/人类学的思考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4-27 点击: 728 次 我要收藏

【内容提要】中国各民族宗教的研究,作为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综合性学术研究领域,需要多学科的支撑和协作进行,与之相适应,中国民族宗教研究的学术架构,也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需要有效整合和利用不同学科的学术资源,才能完成该学术领域的科学建构。
The study of ethno-religious cultures in China, as a big, complicated and comprehensive academic research field, needs the support and coordination of many disciplines. To suit this situation, academic frame of ethnic religion studies in China, as an important issue, also needs to effectively integrate and make use of academic resources of different disciplines as so to establish its frame as a science.
【关键词】民族宗教研究/民族学/人类学/学术架构
ethnic religion study/ethnology/anthropology/academic frame

中国各民族宗教的研究,既要关注各民族不同宗教信仰特殊的历史形成过程及现实状态,也要重视各民族间宗教信仰乃至宗教文化的多元共生及互动融合。因而,中国民族宗教研究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综合性学术领域,需要有多种相关学科支撑和协作才能有效进行。从改革开放以来的整体研究情势看,宗教学各领域的发展较快,特别是在制度化宗教和民间宗教等研究领域的贡献较大,优势比较明显。相比之下,以少数民族宗教及巫蛊方术等各类民间信仰形态为主要对象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则显得贡献不够突出,特别在中国民族宗教研究的领域架构方面,缺乏明确的整体意识和研究战略。笔者认为,中国的民族宗教学研究,在充分吸收和利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宗教研究各相关学科学术成果的同时,还应该有一个缘于我国民族学/人类学发展脉络的理论平台。也就是说,中国的民族宗教研究需要吸收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成果,充分认识民族宗教研究领域的综合性和复杂性,有效整合和利用不同学科的学术资源,才能最终完成该学术领域的科学建构。

         一、 民族宗教研究的学术前提

当代中国的民族宗教研究,是在改革开放后有关民族关系、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理解不断深入,中国宗教研究整体发展的大背景下,逐步形成和完善起来的。应该说,此方面的学术研究为时已久,但作为独立的研究领域,笔者认为,其合理性和必要性是在近年来形成的三个新兴学科——宗教文化学、宗教人类学和民族宗教学的推动下而凸现出来的。
首先,宗教文化学的出现为民族宗教研究提供了有利于发展的学术环境。我们知道,中国的宗教学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初期[1](1-4),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进入蓬勃发展时期。根据相关学科史研究的整理和分析,这一时期中国宗教学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研究队伍扩大,专业化程度加强;研究重心转移,专题、实证研究数量大幅度增加;研究方法改进,量化资料与田野调查并重,研究的质量空前提高;跨学科、跨文化研究不断加强,研究领域拓宽[2](37-39)。这些发展的结果是:中国宗教各门类(如制度化宗教、民间宗教、原始宗教、民间信仰等)形成大量积累;宗教理论、宗教问题及宗教政策等应用研究部门也逐渐得以确立和完善;各种宗教研究相关的教育、研究机构及学术团体相继成立,学术出版也形成体系。在此形势下,作为进一步拓宽研究视野、加强研究深度的重大努力,宗教文化学就应运而生了。张志刚整理和评述该学科思想渊源、理论及方法的专著《宗教文化导论》(人民出版社,1993年),吕大吉、余敦康、牟钟鉴、张践探讨中国宗教各门类与传统文化内在联系及融合原理的著作《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都是该领域有指导意义的作品。前者侧重对西方宗教文化研究的理论引进、整理提要及学理分析,而后者则致力于宗教文化学基本原理在中国宗教文化研究中的应用及进一步展开。二者成渐进、互补关系,分别代表了该学科中两个不同的学术潮流,反映了该学科形成和发展的基本情况。我们可以认为,宗教文化学的成立为宗教研究与文化研究相结合提供了学术理由,从而也为民族宗教研究的发展和完善营造了一个宽松的学术环境。
其次,宗教人类学的引进为民族宗教研究提供了有效的研究视角。与中国宗教学研究自改革开放以后快速发展形成对照,宗教人类学研究的发展一度缓慢,处于专业研究人员少、高质量专题研究少、研究机构和刊物少、理论建树也少的被动局面。在改革开放最初十几年的中国人类学理论研究方面,宗教人类学也少有突出表现,以至于行内专家也认为中国学者对宗教人类学领域的涉足,基本上来自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3](29)。进入20世纪90年代,这种状况得到了改善,张桥贵、陈麟书著《宗教人类学——云南少数民族原始宗教考察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和金泽著《宗教人类学导论》(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是两部代表性作品。前者遵循西方人类学宗教研究的一些基本原理对云南少数民族原始宗教进行了解释和分析,在强调宗教人类学理论视角重要性的同时,也进行了将西方相关理论应用到中国民族宗教研究中的有益尝试,代表了当代中国各地民族宗教研究中民族学/人类学者为改进少数民族和周边地区宗教研究状况而进行的努力;而后者则力图对西方人类学相关理论方法做到全面系统引进,在消化和利用西方相关理论方面有很大贡献,是当代中国宗教人类学理论研究走向成熟的象征。中国宗教学会会长卓新平曾在《宗教学的“人学”走向》一文中指出:“宗教人类学使宗教学中的‘人学’走向凸显,使其对‘人群’的宗教生活得以分析研究。”[4](2-9)因此,我们可以说,正是宗教人类学这种关注人群及其宗教信仰活动的整体性视角,为中国的民族宗教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理念和学理基础。再者,民族宗教学的创建为中国民族宗教研究提供了稳定、持续性的发展平台。民族宗教学的主要倡导者牟钟鉴,近期撰文对中国民族宗教学的形成过程、理论框架及基本内容作了扼要说明。他认为,民族宗教学作为中国宗教学的分支学科,大约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距今只有十年时间。此前,民族学研究因缺少宗教学支持而影响深入开展,宗教学研究也因缺乏民族学的视野而无法落实到社会群体当中。民族宗教研究的学科领域出现以后,学者们将宗教学与民族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形成了相当程度的积累,促进了民族宗教学的学科建设。2009年6月,作为这个学科的重大成果《民族宗教学导论》在宗教文化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中国民族宗教学研究领域的一件大事,标志着该领域的研究达到一个新的高度。牟钟鉴认为:“民族宗教学是民族学和宗教学的交叉学科,是一门新兴的人文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研究民族与宗教的互动关系,探讨民族的宗教性和宗教的民族性,而重点是阐释宗教在民族形成、民族演变、民族生活、民族国家、民族文化和民族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基本上属于宗教学的分支。”[5]很清楚,民族宗教学,作为一个特殊的学术研究部门,其成立的学科基础业已形成。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学术分科问题,即民族宗教研究是一个学科,还是一个学术研究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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