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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雅平:俄罗斯颁布新宗教法以后的宗教状况及存在问题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4-27 点击: 909 次 我要收藏

俄罗斯是一个有着深厚宗教传统的国度。信教居民占其人口的大多数。苏联政治体制改革以后,在俄国社会生活领域,新宗教法的颁布似乎成了其民主化进程的试金石。1997年9月,俄罗斯颁布了“信仰自由与宗教组织联邦法”,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这是俄国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为详尽的一部宗教法。它是在总结了以往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以后,即既吸取了70年社会主义时期“左”的教训,又经历了解体前后完全放开导致国外各种颠覆势力、分裂势力渗透、新兴宗教蜂拥而起的失控状态后,痛定思痛,在政府、教会和信教群众各个方面都感到迫切需要重新立法的情况下,经过充分酝酿,根据俄国的实际情况制定的。

关于新宗教法

新宗教法比起1990年的《宗教信仰自由法》,其特点主要是:一方面,根据国家的利益以及历史和传统,从法律上承认东正教在俄国国家形成和俄罗斯精神文化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同时又给予其他宗教以平等的权利。国家只对有文物保护价值的宗教建筑修缮,以及对依法建立的教育机构中的普通教育给予教会财政支持,放弃了对涉及宗教组织利益(例如宗教组织的财政预算、调拨物资、动产或不动产)等方面的控制;规定宗教组织在宣传、教育、出版、对外交流、慈善等事业上享有很大自由,为此所作条文详尽可行。俄罗斯政府认为,宗教信仰自由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信教自由必须综合考虑与人的所有权利相关的因素。那种认为宗教信仰自由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态度是仅从宗教因素考虑问题的一种狭隘的理解。某些宗教说教可能否认人的其他权利,违背高尚的人道主义理想;而国家必须首先保护全体人民的所有利益。政府的这一思想在宗教法中得到了反映。宗教法第2章第6条规定,宗教组织的行为和目的如与宪法相抵触,将不允许其建立和活动。第14条规定,宗教组织在触犯法律的情况下将被禁止活动或被取缔。取缔的依据在这次宗教法中详细指出了十余条。第9条规定,宗教小组或团体应该持有该地区政府管理机构颁发的确认其在该地区存在不少于15年的证明,应获得法人地位。此外,1990年的“宗教信仰自由法”缺少对外国组织的某些限制和禁令,这次也作了补充。目前看来,新宗教法受到社会舆论的广泛支持和认可,可以说这是现阶段一部比较完备的宗教法。它的颁布无疑是社会生活民主进程中重要的一环,是建立健全法制社会的重要步骤,它使国家与宗教组织的关系有了现实的法律依据,给俄国政教关系的和谐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各教情况基本稳定,出现“游离中心”倾向

俄罗斯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90年代,俄国国内宗教生活复兴。在俄罗斯境内,现有的宗教组织分别属于大约60个教派。在今日开放的社会中,这种状况使得国家、教会与具体的宗教组织的关系呈现一定的复杂性。新宗教法对社会和宗教组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所以,我们对俄国的宗教现状和走势,只能就所看到的资料做一个概貌性的了解和分析。具体地来看各教的情况,俄罗斯东正教会是最稳定的。从1998年1月1日的情况看,已登记8653个宗教组织。宗教建筑的所有权问题,过去长期没有得到法律解决。现在在东正教莫斯科教会的一再坚持下,1999年国家杜马通过《关于历史文物保护联邦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教会通过这件事使其潜在力量增加了;可以想象,教会的活力和社会积极性将会增加。但目前也不能说就是东正教会最轻松的时期。由于新宗教法规定了3-4个宗教小组或团体即可以成立中心组织,使得中心组织数量增加,这在全国的范围看具有普遍性,有学者把这一现象叫做“游离中心”。这种“游离中心”现象削弱了莫斯科教会相对集中的权力。新的中心组织通常极力主张恢复革命前东正教会的继承性。莫斯科教会主要的困难在于与各种旧礼仪派(其中最大的组织是俄罗斯东正教旧礼仪教会)的关系,后者在历史上长期受压制,又因分割教会财产、移交圣像和器具等问题有不同意见,双方恩怨已久,缺乏对话,法律和国家机关的建议往往对它们不起作用。不过我们注意到,在目前比较宽松活跃的社会氛围中,为了避免分裂,双方已有了消除分歧的新举动。在这个问题上可能莫斯科教会更主动一些。1999年6月,莫斯科教会外联部部长基里尔与拉脱维亚东正教沿海中心主任、里加旧礼仪派长老会谈并签署了备忘录。内容包括:彼此肯定对方的崇拜习俗和仪式活动,莫斯科承认旧礼仪教区是俄罗斯东正教会怀抱中独立的一支,承认其教职,允许其重印旧经文;共同组成专家鉴定委员会解决教堂用具归还问题;根据相关法律解决教堂产权和所属权问题,等等。这个备忘录还是有实质内容的。莫斯科教会能采取积极态度消除教派之间的敌对状态,是它成熟、稳定的表现。作为俄罗斯最大的教会,它的举动也会对其他社会组织产生影响,对社会稳定起到积极作用。

穆斯林组织的影响呈扩大趋势,发展的态势比较复杂。一是传统穆斯林地区的宗教组织彼此联合的数量增多。这主要因为,独联体国家穆斯林的人口不断向俄罗斯迁徙,而穆斯林在民族和种族认同方面、在传统习俗和教育水平方面都不那么单一,它们的相互交往,促成了地方宗教组织的分化和争权, 因此“游离中心”趋势特别严重。二是伊斯兰教的政治化表现在一些社会政治组织。例如鞑靼精神遗产发掘慈善基金会、俄罗斯伊斯兰文化中心、俄罗斯穆斯林联盟等,与穆斯林社团频繁联系,施加影响。三是国外的伊斯兰组织,如科威特、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等国的慈善组织都在插手俄国穆斯林组织的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国穆斯林组织中谋求统一的力量受到多方干扰。而且,各种组织的领袖都想在统一过程中掌握主动权,领导俄罗斯的穆斯林社团。俄罗斯和独联体欧洲国家的穆斯林中心组织也有类似举动。1998年2月,鞑靼斯坦召开穆斯林大会,大会达成共识,要争取哪怕是在一个共和国内达到团结、统一选举穆夫提。这一做法受到社会广泛好评。此外,瓦哈比派在俄罗斯的渗透和蔓延,引起国家以及穆斯林领袖们的极大不安。瓦哈比派90年代初出现在阿斯特拉罕,此后,许多清真寺里就经常发生辩论,传统教职人员的感情受到伤害。为此,某些地区已采取措施限制瓦哈比派的影响。如印古什共和国议会在1998年11月通过了“印古什共和国宗教和教会活动协调法”,禁止有极端主义倾向的宗教组织活动。有学者指出,瓦哈比派能否被削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俄国国家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发展走向;同时希望穆斯林社团更积极地反对极端主义,并且希望通过国家帮助穆斯林建立学校,培养宗教干部。当然,这种看法不无道理,但问题也不是那么简单。国际趋势的影响和现代化过程以及宗教内在因素的影响都不可低估,变化恐怕是不可避免的。

俄罗斯佛教组织向来力量薄弱,但也受到“游离中心”潮流的影响。犹太教组织由于其固有的保守性和封闭性,情况变化不大,比较安定。

罗马天主教的信徒在俄罗斯主要集中在波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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