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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今源、胡安:改革开放新形势下中国宗教现状及我们的理论思考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4-27 点击: 918 次 我要收藏

前言

当我们完成调查研究和资料收集工作,准备动手写本报告时,在我们面前有两种选择:一是纯粹做文章,把近十多年来理论界已有的研究成果梳理一下,结合我们的调研,变换角度,写出一篇集大成式的研究报告来;另一是以积极“入世”的社会责任感,独辟蹊径,从实际出发,大胆地说出我们的看法和建议。前者步履轻松,写得好的话不失为一篇“有创造性的”学术成果;而后者则是艰难费力,风险重重,弄不好会得罪许多人,招致各种非议和指责。

当我们在二者之间犹豫不决的时候,想起了一位世纪伟人说过的话。他说,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套用邓小平同志这句名言,我们对自己说,谁叫你当社会科学工作者呢,既然当了,就要凭学者的良心,最大限度地追求研究成果的社会价值和学术价值,最大限度地追求精品。除此之外,不能够有别的选择。

根据这一目标,我们的研究报告将遵循以下三条原则:

一、立足于大局。这个大局就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保持稳定,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全面实现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计划”和西部大开发总体战略的实施目标。如果我们研究中国宗教问题不立足于这个大局,不服从和服务于这个大局,那么我们的所谓“纯学术”研究就会失去它的社会价值而变成毫无意义的空谈。如果我们的研究不是立足于这个大局,而是囿于某些局部利益,那么这种研究不但无助于全国人民理想目标的实现,反而会起干扰作用,这更是我们必须避免的。

二、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以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政策为指导思想。尽管近十几年来,学术界引进不少国外研究宗教的新学科和新方法,对于开阔思路、变换角度、深化研究,有很好的借鉴意义;但是,在我们看来,那都是一些具体研究的角度与方法,不能作为研究的指导思想。研究中国宗教现状,解决中国宗教实际问题,依然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党的理论、方针、政策作为指导思想才最为正确、有效。反之,如果脱离了这一指导思想,我们的研究就会失去准绳和实际意义,有可能陷入空谈而误入歧途。在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时,我们还始终坚持以下两点:第一,必须紧密联系中国宗教的具体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绝不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提出的个别结论,杜绝各种形式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第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不断发展的,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的宗教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补充、丰富和发展,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我们从事当代中国宗教研究最根本的指导思想。就是说,新世纪的新形势要求我们必须切实深入到实际生活中,全面正确地了解和认识中国宗教与世界宗教的新情况、新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分析,理清思路,敢于创新,用崭新的学术成果补充、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三、着重于学者的理论思考。研究和解决中国宗教问题,政府工作人员、宗教教职人员、宗教理论工作者,分别担任着不同的历史使命,三者之间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作为学者,我们毕竟不经常接触实际工作,不熟悉实际情况,因此,我们不应该也没有必要对政府的具体工作去说三道四、指手划脚,去提具体的工作方案。同样,我们也并非宗教界代表,与任何宗教都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也并不熟悉具体的宗教内部情况,既不应该对具体的宗教内部事务评头品足,也不应该以某个宗教的代言人自居。我们的责任就在于从实际出发,把理论问题搞清楚,在大战略、大决策上出出主意,谈谈看法和理论思考。至于我们的一家之言提出以后,能否被政府和宗教界采纳,则不是我们的主观愿望所能决定的。这就叫做“无用之用,乃为大用”罢?

第一部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宗教发展概况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宗教发展的纵向比较

在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旧中国,天主教、基督教曾一度成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佛教、道教、伊斯兰教也曾被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所利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大力引导宗教与新社会相适应,在天主教、基督教中开展了反帝爱国运动,使之彻底摆脱了外国势力的控制,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在佛教、道教、伊斯兰教中,进行了宗教制度的重大改革,废除了宗教内部的封建压迫剥削制度,使之成为与新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相适应的信教群众自办的宗教事业。由于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四分五裂、战乱频仍的状态,创建了新中国,开创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受到全体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戴和信赖;同时,党和人民政府大力提倡破除迷信、移风易俗,所以在建国初期宗教对社会的影响明显减弱。50年代后期开始,受“左”的指导思想影响,再加上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巨大冲击,宗教又进一步被削弱。1949年,全国五大宗教共有教职人员60万人,宗教活动场所11万处,信教人数除佛、道教无法准确统计外,其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种宗教大约有信众900余万人;若再加上佛、道教的善男信女,以及尚未正式皈依而受宗教影响的人,估计可达一亿人以上。然而到1966年,全国宗教教职人员已降至13万人,活动场所降至3万余处,可统计的三种宗教信教人数降至800万人;从佛、道教寺庙减少和香火不盛的状况分析,信徒的减少应以数千万计。到1976年“文革”结束时,五大宗教已经七零八落,无可详考。经过6年的拨乱反正和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到1982年,各种宗教教职人员恢复并发展至16万人,宗教活动场所4万余处,可统计的三种宗教信教人数为1000多万。

1982年至2001年,中国各种宗教获得程度不同的发展。各教教职人员总数由16万增加到34万;经政府批准开放、登记在册的宗教活动场所由4.1万增加到8.3万,此外还有大约3万余处宗教活动场所未经政府登记或因政府决定暂缓登记而未予批准开放;可统计的三种宗教信教人数从1000多万增加到6000多万;至于不能准确统计的佛、道教信教人数,从寺庙道观香火鼎盛的状况看,人数增加亦在1000万以上。此外,各级宗教团体、宗教院校也有所增加:目前,全国共有各级宗教团体3994个,其中全国性宗教团体7个,省级宗教团体179个,地、市级宗教团体900个,县级宗教团体2908个;经国务院及地方政府批准成立的全国各级宗教院校74所。

二、各宗教与各地区之间的横向比较

从各宗教之间的横向比较看,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发展速度和规模各不相同。1995年底的统计数字表明,天主教和伊斯兰教的发展均以家传为主,发展相对比较平稳。按照我国现行政策,中国穆斯林人口以回、维吾尔等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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