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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敏:河南隋唐时期佛教造像题记研究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4-27 点击: 697 次 我要收藏

在佛教空前兴盛的南北朝隋唐时期,造像风气盛极一时,成为中古大众佛教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开窟造像时,往往在像的旁边或像身镌刻铭文,将造像人的心愿附记于下,即造像记。造像记用来记载造像的时间、造像主的身份、造像题材、造像动机、造像对象、造像人的愿望等。这些造像记虽然简单,但却直接而真实的记录了当事人的思想认识和主观心愿,可以让人们从一个侧面贴近那一时代的民众的思想脉搏,感受他们的心灵世界。
本文将就所收集的隋唐时期河南省的685条佛教造像题记为基本材料,辅以其他文献资料,如墓志、笔记小说等,通过对造像题记的统计分析,探究这一时期这一地区民众的佛教信仰特点,揭示其深层的原因。

  一、造像者身份与女性造像者

从造像题记所记载的造像者身份可以看出,参与到这一活动中的人物涉及到社会的各个阶层,有皇室贵族,如中山郡王李隆业、彭城县主武氏,有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文官武将,有士人举子,有僧人尼姑,更多的则是平民百姓。依照侯旭东所分类别,将造像者身份分为官吏、僧尼、平民三种,构成了所说的“民众”。从整体来看,隋唐造像者以平民最多,占到总数的69.05%,官吏次之,为11.82%,僧尼最少,9.20%,还有2.34%是几种人群共同造像。
平民是造像活动的主力军,是推动造像数量上升与衰减的核心力量和决定因素。平民的造像数量的趋势与总体造像的趋势基本吻合,581-600年间造像较集中,即造像的第一个高峰;此后隋末唐初(601-640年)经历了一段低迷时期,在641年开始进入第二个高峰,直到661-670年达到了最高峰,即唐高宗与武后时期;这一造像的高潮一直持续到开天盛世结束,从761年造像数量开始急剧下滑,再也不能达到曾经的兴盛。
最为突出的是造像者中的女性。所统计的女性单独或参与造像的有198条,约占28.91%,这个比例实在是引人注目的。其中有女性单独和以女性为主的造像,有以夫妻身份、家庭成员、社邑成员等身份参与造像的。干封年间巩县(238龛下)韩万迪与妻子张氏“为夫妻过去父母并见存眷属愿同履善因敬造弥陀像一龛合家供养”。在题记中,女性无论对自己还是对他人,莫不充满着对来世的期盼与企求。她们更多的是关注与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问题。干封二年(667年)巩县(291龛下)张士妻因为身体患病而敬造像一龛,希望“仰凭诸佛”,能使自己病愈。在古代医疗卫生条件落后的情况下,女性怀孕生育是人生的一大痛苦,有“鬼门关”之称,许多女性对此十分害怕,因此有因怀孕恐惧而造像的,仪凤三年(678年)范氏“为妊在身敬造药师像一躯为师僧父母敬造免离苦难”,在女性信仰者中,以寡居女性为主,这在墓志中也可以得到映证。

二、造像组织形式与地域分布

造像的组织形式比较复杂,由于造像记残缺而表述不明的有很多。出现最多的是个人单独造像(486例),其次是以家庭为单位的造像(74例),有的是多个家庭共同造像,大多数是单个家庭合家成员造像,或夫妻二人造像。整个家庭或者以家庭为单位参加佛事活动在那个时代蔚然成风。
多人结成造像团体的(56例)略少于家庭造像比例。有平民共同造像、僧尼共同造像和官员共同造像,不同身份的人共同参与造像活动的也很多。河南《修武县志》即记载了修武县慈仁乡无为里周村全村人在从唐朝到金朝近五百年间(664~1147)三次组织共同造像的历史。
还有就是社邑组织造像(12例)。这种佛事合作组织规模一般在十几人到数十人之间,有的达到一百多甚至是数百人,最多可以达到一千多人。贞观廿二年(648年),洛州思顺坊老幼造像碑是由合邑几十人共同建造,其中女性成员非常多。
在所收集的全国的造像记中,河南占685条。其余为:山东151条、四川130条、陕西80条、河北42条、山西32条、浙江29条、甘肃12条、安徽6条、江苏5条(包括上海2条)。河南造像记几乎达到一半之多,远远超出其他地区。在时间上主要集中在唐高宗到唐玄宗时期(397条),其次是隋文帝时期(16条)、唐太宗时期(16条)。其中龙门石窟造像(466条)占近百分之七十,其次是巩县石窟,有92条,其余的127条分别散布于河南各地,如洛阳、孟县、荥阳、博爱、登封、河内、清县、林县、洛川、洛州、沁阳、汝州、睿县、陕县、武涉、西华、相州、新乡、修武、郾城、耀县、禹县。
收集的龙门造像记最早是隋炀帝大业十二年(616年),最晚是唐德宗贞元二年(786年),主要集中在650-704年,即高宗与武周时期。高宗朝造像数159例,武周时期造像数68例,二者合计227条,达半数之强。龙门石窟造像的兴盛仰赖于武后的支持与赞助,她对龙门雕塑的贡献意义重大。

三、造像题材与民众崇奉对象

造像的题材是民众信仰的重要内容。民众信奉、崇拜的是释迦,观音,弥勒,还是其他神祗,这在造像记中有直接的记载。他们信奉不同的佛或菩萨,造像时就会有不同的选择。造像记中所记载的应该是造像者崇奉对象的直接反映。本文即是以造像者在造像记中的自我陈述为准,探讨民众心目中的崇拜对象,许许多多没有造像题记的题材没有列入本文统计范围,而且本文也不涉及实际的造像型制。
根据统计得知,隋唐时期河南造像较多的有以下几种:阿弥陀佛、无量寿佛(165例)、观音(90例)、像(88例)、菩萨(76例)、佛(48例)、经幢(34例)、释迦如来(30例)、浮图塔(27例)、地藏(22例)、弥勒佛(14例)、药师佛(9例)、优填王造像(13例),其他还有大势至、卢舍那、四面像、造像碑、多宝、思惟、天宫、业道、天王、力士、圣僧、天龙八部、须菩提等,出现次数很少,另有一些因为造像记残缺或没有记载而不能得知造像题材。
以下是河南隋唐时期较为流行的十种造像题材。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是这一时期最为流行的造像题材,数量遥遥领先。阿弥陀佛也称作无量寿佛,北朝信徒的称呼以无量寿为主,永安三年(530年)之后才有阿弥陀佛的名称出现。隋唐时期绝大多数称为阿弥陀佛,在165例中,只有1例称呼为无量寿。初期信徒以为无量寿与阿弥陀佛为二佛,而非一佛之不同称呼。故有武平三年(572年)造像碑同时刻有无量寿佛与阿弥陀佛,而大业三年(615年)河南博爱县仍有为父母造阿弥陀佛与无量寿佛者。
阿弥陀像是平民中最为流行的题材,在地域上主要是龙门120例,巩县30例。
阿弥陀佛造像的流行与净土信仰在这一时期的流行是分不开的。人们为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和弥勒兜率净土,不惜财力地“敬造阿弥陀佛”,祈求“往生净土”。阿弥陀佛的数量显著增多了,释迦造像却明显减少。

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在中国民间受到最普遍最广泛的崇拜,从北朝到隋唐一直拥有比较稳定的信徒数量。所收集的河南隋唐时期观音造像共90例,是一种非常流行的造像题材,而且持续整个隋唐时期都比较稳定。其更多受到个人和家庭的欢迎。
造像记中多称为观音,称为“救苦观音”的28例,主要在显庆元年(656年)至贞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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