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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灏城:从哈桑.班纳的思想和实践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世俗主义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4-27 点击: 826 次 我要收藏

[关键词]哈桑.班纳 世俗主义 现代化

自70年代起,伊斯兰思潮和运动风起云涌,席卷了整个中东地区。其主体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潮和运动,它以世俗主义反对宗教为名,推翻了几个国家的世俗政权,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权,并对不少国家和地区的世俗政权和组织构成了不同程度的威胁。当今埃及著名伊斯兰思想家优素福.盖尔达维宣称,由于世俗主义意即非宗教主义,所以“真正的伊斯兰教与真正的世俗主义不可能共处。”[1]那末,它们之间的关系果真达到水火不容的地步?还是呈既对立又相容,既排斥又渗透的状态?这个问题对判断当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发展趋势至关重要,但国内外学者迄今很少有人涉及,自不待言有深入研究和定见。要廓清这个问题需要多种学科的研究人员协作攻关。

1928年哈桑.班纳在埃及创立了当代最大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穆斯林兄弟会。1948年兄弟会被解散时在全国各地设有2000个分部和50万成员。后几经沉浮和兴衰,如今又活跃在埃及政治舞台上,成为最大的反对派。在班纳思想的直接影响下,以穆斯林兄弟会命名的组织相继在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巴勒斯坦、苏丹、利比亚等邻国出现。

本文试图以班纳时期埃及穆斯林兄弟会(1928-1948年)的思想和实践,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世俗主义的关系作粗浅的分析,以抛砖引玉,求教于专家和学者。

(一)

自19世纪上半期起,埃及一些归国留学生以及毕业于本国世俗学校和教会学校的学生,受西方文明的熏陶,在日本明治维新特别是土耳其凯末尔革命的鼓舞下,认定只有效法西方,走世俗化道路,东方社会方可复兴。他们主张摈弃长期流行于埃及社会的旨在建立伊斯兰联盟的泛伊斯兰主义思想,回复到以法老文化为基础的已经被遗忘的埃及民族属性中去。他们要求建立一个西方式的政教分离的民族国家,实行代议制的民主政体,对1924年凯末尔决定废除哈里发制大加赞赏,认为《古兰经》和圣训从未确认哈里发制的必要性和合法性。他们中的一些人倾心崇拜西方,鼓吹全盘西化,以推动国家进步和社会发展;提倡男女平等,妇女解放,揭去面纱,上学念书,参加工作,参与政治。有的进而对伊斯兰教产生疑窦,宣称《古兰经》不是天启,而是人为著作,否认圣训的可靠性,确信伊斯兰教法源于罗马法。

这些世俗思想犹如汹涌澎湃的波涛,势不可挡,到20世纪20年代已执埃及政治舞台之牛耳。但埃及是一个伊斯兰教意识形态根深蒂固的国家。世俗思潮的流传,一方面削弱了神学宗教在尘世的影响,同时对神学宗教带来巨大冲击,引起它内在的相应变革或激烈对抗。班纳(1906-1949年)出身于农村一个虔诚的宗教学者和清真寺阿訇的家庭中,对世俗思想的蔓延忧心忡忡,寝不安席。他创立的穆斯林兄弟会是对世俗思潮做出的逆反性的回应。

兄弟会成立之初,班纳缺乏系统的思想,他的思想随着兄弟会的发展和1939年起参政而渐渐成熟和条理化。由于班纳倾向于个人专断,兄弟会的重大决策都由他一人定夺,因此,他的思想也就代表了兄弟会的思想。班纳针对盛行的世俗思潮提出如下思想:

1、凸现伊斯兰教的包容性,反对西方文化和世俗教育特别是妇女解放。班纳重申伊斯兰教是人类全部生活的终极之道,能有序地组织现世和来世的一切事务。其教义没有历史局限性,适用于全人类各个时间和地点,比古往今来人类所知的各种制度更加完善,更加有益。因为伊斯兰教是“国家和祖国,政府和民族;是创造和力量,仁慈和公正;是文化和法律,科学和天命;是物质和财富,赢利和富裕;是圣战和宣教,军队和思想;也是忠诚的信仰和正确的崇拜。”[2]但其实质是“圣战和行动,是宗教和国家。”[3]班纳强调伊斯兰教的许多教义经历代统治者和教法学家之手被弄得面目全非,因此必须回到经、训所凝聚的原旨教义中去。

他对西方精神文化几乎一概排斥,断定它与伊斯兰教格格不入。因为西方财经制度的基础是高利贷,民主制度的基础是人民拥有绝对的立法权和个人不受宗教束缚的自由原则,社会制度的基础是世俗思想。他对现代世俗教育深恶痛绝,斥责它使学生“深受西方邪恶思想的毒害,头脑中充满了叛教学说,年轻时就养成模仿和虚无主义的恶习。”[4]最令兄弟会反感的是妇女解放,它大声疾呼妇女的天职是生儿育女和操持家务,不宜外出工作,更不用说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埃及妇女一旦像欧洲妇女那样,便回到了蒙昧时代。兄弟会强烈要求重新审定女子教学大纲,严格实行男女分校(包括大学),电车公司要专设女子车箱。

2、建立名副其实的伊斯兰国家。这个国家至少要有两个特点:其一,必须实行政教合一,而不是政教分离,因为先知穆罕默德和四大正统哈里发均集教权、政权于一身。为此,班纳竭力鼓吹恢复哈里发制,认为哈里发既是伊斯兰统一的象征和伊斯兰诸民族联系的纽带,又是实施伊斯兰教法的自然架构,通过它可实现全面的社会和经济改革。其二,必须摈弃成文法,全面实施伊斯兰教法。在班纳看来,成文法是人为的,触犯了天条,对《古兰经》明文禁止的私通、放高利贷、饮酒和赌博漠然视之,不加惩戒,而伊斯兰教法是真主意志的具体体现,它为人类在阴阳两世确立了最美好、合理、公正的生活秩序,且具有强大的威慑力,使人们不敢冒然违抗天命,破坏教规。兄弟会要求不论在涉及民事、刑事、商务或国际关系方面都实行万能的伊斯兰教法。班纳对伊斯兰初期的舒拉制(即协商制)推崇备至,提出协商会议由宗教人士和公共事务专家以及善长领导的家族族长、部落首领、团体负责人组成,只有这三部分人当选,选举方可接受。[5]而对西方议会制极端仇视,认为它违背天命,触犯教律,使人类享有立法的绝对权利和拥有不受宗教束缚的绝对自由。

3、崇尚暴力,鼓吹圣战。班纳笃信世上从来没有一种制度像伊斯兰教那样注重圣战。先辈们出于对安拉的崇高信仰,甘愿献出自己的热血、灵魂和金钱,为主道而死。伊斯兰教正是仰仗这些先辈们发起的圣战,才得以发扬光大。班纳还引经据典,对圣战的重要性加以论证,称《古兰经》曰:“你们应当为他们而准备你们所能准备的武力和战马,你们借此威胁真主的敌人和你们的敌人。”[6]穆罕默德也告诫信徒:“谁死了,没有参加过征战,也没有想过要参加征战,谁就像伪士那样死去。”[7]根据这一解释,兄弟会提出圣战是最神圣的事业,是每个穆斯林必须遵循的基本宗教功课之一。他们应时刻准备着,即使不要求他们实际参战,但在心理上要做好准备,要有参战的强烈愿望和为圣战献身的精神。那些缺乏圣战行动和意识的人,那些活着仅仅为了追求现世生活享乐的人,他们不是忠实的信士,而是口是心非的伪士。班纳号召向伊斯兰的敌人“卡菲尔”(意即异教徒或不信教者)宣战。所谓“卡菲尔”,不仅指胆敢染指伊斯兰领土的所有外来入侵者,还包括伊斯兰国土内一切背离伊斯兰教的不义者。在这种思想指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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