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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晓明: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观”——关于新时期宗教工作实践发展和理论创新的思考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4-27 点击: 1011 次 我要收藏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继承与发展、中国共产党处理宗教问题的实践经验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观提供了客观历史条件,本文分析了形成这一理论的历史依据、现实依据与世情依据,重点论述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观理论创新的核心,及其现实意义、科学内涵、实现途径、衡量标准;本文认为,结合中国宗教实际的“怎么看”和“怎么办”的问题,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观的基本框架;最后,文章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阐述了这一理论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并具有世界性意义。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观/积极引导

一、问题的提出

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学习研究、宣传教育中,我们始终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使它更加贴近中国宗教界和宗教工作的实际,贴近中国宗教界代表人士和信教群众的实际,贴近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统战工作干部、宗教工作干部的实际,以更好地回答现实问题,指导实际工作。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有学者提出要“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作为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理论基础”。既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表现,那么,我们就应该而且可以鲜明地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观,作为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理论基础。现在提出这个问题,不仅十分必要,而且条件具备、时机成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观”指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宗教问题的基本看法态度和基本理论政策。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观是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的对宗教问题的基本看法和态度,是工人阶级政党关于宗教、宗教问题以及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的理论与政策的总和。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实践活动,首先是从宗教批判开始的,并从宗教批判转向社会批判,在哲学上由唯心主义逐步转向唯物主义,在宗教观上实现了从理性主义的启蒙无神论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在政治上实现了由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在宗教问题上其主要功绩在于为工人阶级创立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在内的科学世界观,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理论武器。

列宁的革命活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在宗教问题上其主要功绩是发动和领导几乎都是信仰宗教的广大工人、农民等基本群众投入了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阶级斗争,夺取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阐述,是以19世纪基督教文化的欧洲为背景的,着眼于从意识形态、社会政治的角度,以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当时的宗教和宗教问题。而对于工人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以后,特别是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的宗教问题,虽然提供了一些认识和处理的基本原则,并进行了一定的科学预测,但毕竟没有充分的实践。

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态度是,一要坚持,二要发展。我们党已经实现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由领导人民搞革命到领导人民搞建设的转变。我国经济社会正处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由相对封闭向日益开放的转型期。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立足社会的发展变化,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原理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宗教问题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加强理论研究和理论建设,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社会宗教的特点、作用和规律,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观,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

(二)中国共产党认识和处理我国宗教问题的实践经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观的实践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宗教工作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制定了符合我国国情的正确方针和政策。

1、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制定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明确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和对宗教界人士实行争取、团结、教育的方针;提出了正确处理宗教领域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要求;概括了我国宗教具有长期性、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和复杂性等特点;建立了党同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

2、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系统总结了建国以来宗教理论与政策的基本观点,制定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中发<1982>19号文件),彻底否定了“文革”对宗教工作的干扰和破坏,在指导思想上进行拨乱反正;明确宗教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不能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对待宗教,也不能搞宗教狂热;在宗教问题上的矛盾主要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宗教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把信教与不信教群众的意志和力量凝聚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上来。

3、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创造性地全面继承与发展了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理论和政策,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深刻分析了世界宗教的发展变化及其对我国的影响,提出了民族、宗教无小事的重要观点;确立了党同宗教界“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的基本原则;明确了爱国宗教界要遵守“维护法律尊严、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的行为准则;制定了“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基本方针,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党同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

4、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宗教工作,进一步明确了新形势下宗教工作的方向,继续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积极引导宗教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切实加强新形势下的宗教工作,巩固和发展党和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对加强宗教工作,抵御境外宗教势力的渗透,作出了一系列的批示和部署,使我们的宗教工作在新形势下有了更明确的方向。

中国共产党成立80多年、新中国建立50多年来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的实践经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观的实践基础。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化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观的理论内涵和理论视野

进入新世纪之后,党中央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宗教工作,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和政策原则。

1、关于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宗教问题,提出了关于观察世界的宗教问题必须把握的三个主要特点;关于共产党人对宗教的科学态度;关于宗教工作重要性的“四个关
系到”;阐明了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科学态度;分析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宗教状况的变化等重要理论观点和政策原则,并概括了我们党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

2、关于新世纪初宗教工作的基本任务和重要工作,提出了关于宗教信仰自由和权利与义务的统一,关于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要旨,关于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抵御境外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关于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重要理论观点和政策原则;强调了三项重点工作:加强爱国宗教力量的建设;加强农村宗教工作;做好少数民族中的宗教工作。

3、关于加强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提出了关于广大信教群众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力量,宗教工作最根本的是做信教群众的工作;认真执行党的宗教政策,正确处理党同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关系,有利于巩固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增强党在广大信教群众中的凝聚力和吸引力;衡量宗教工作的四条标准等重要理论观点和政策原则。

宗教工作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落实到团结和带领广大信教群众投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上来。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广大信教群众的注意力更多地引导到发展经济、改善生活上来。要用先进文化引导和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要把包括广大信教群众在内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1]

这些重要内容是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宗教工作的运用和体现。它极大地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观的理论内涵,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观的理论视野,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观”的形成创造了政治环境和理论氛围。

有的同志提出,能不能说现在我国的宗教已经属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属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已经是社会主义的宗教。我们认为,这些说法是不准确的。列宁的《社会主义和宗教》[2],讲的是工人阶级政党如何认识与对待宗教。把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或社会主义社会的宗教,说成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宗教,这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学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二是实践,为实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而进行的实践活动;三是制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指导思想、意识形态上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唯心论和有神论。在世界观上,唯物主义和宗教是对立的(当然,这指的是哲学上的对立,而不是政治上的对立,由于过去我们往往把这种对立理解和解释为政治上的“对立”,因此,我们可以用有“差异”这样一个更恰当的提法);在社会作用上,宗教仍有两重性,其消极的方面与社会主义社会是不适应的。因此,不能说社会主义社会的宗教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宗教。如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宗教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宗教,那么党和政府就不存在要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任务了,因为它已经是社会主义的了,完全可以“自适应”,不需再引导它“相适应”。这种错误认识将削弱党和政府对宗教的引导和管理,从而刺激宗教的发展。

同时,还要看到,宗教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且是有共同信仰的宗教信徒按一定的结构形式组成的社会实体。与政治上、经济上的共同利益和目标相比,信教和不信教群众在信仰上、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还是次要的。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中“现实的信教的人”,既是宗教信徒,又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力量。在现实生活中,共产党人必须和宗教信徒结成爱国统一战线,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共同目标而奋斗。因此,作为社会实体的宗教可以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主要是指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适应,而不是要改变他们的宗教信仰。适应是以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为基础,以宪法和法律为准绳,而不是以唯物主义为标准。适应所面向的对象不是上帝,而是人民内部信仰上帝的人和群体。[3]宗教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意识形态,而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长期存在的意识形态。宗教作为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有差异,作为社会实体又可以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宗教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他律,它不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精神文明,但它所包含的伦理道德的内容,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社会公德、家庭美德的要求,也有许多相容相通之处。认清这些联系和区别,有助于全面正确地贯彻党的宗教工作方针政策,全面正确地领会和贯彻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和全国宗教工作座谈会的精神。

二、客观依据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观”理论的形成过程中,我们在指导思想上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要以解决实际问题为中心;要站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高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观的形成,既有深刻的理论依据,也有客观的事实依据。

(一)历史依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观讲的是中国的宗教,这就必然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相联系,与中国宗教的历史特点相联系。我国宗教具有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些与其他国家、民族不同的特点,其中有好的积极的历史财富,也有不好的消极的历史包袱。这些特点也影响着当前我国宗教的存在形态及活动方式。

1、中国宗教中的积极因素:

——从政教关系上看,在我国历史上,宗教历来服从于国家政权。宗教从来没有占据过“国教”的地位,更没有在全局上形成过政教合一的局面。历代统治者对宗教既扶植利用又约束限制,宗教则顺从和依附于政权。

——从各宗教之间的相互关系上看,有一种兼容并存,和而不同的传统。中国各个宗教,不论本土的外来的,在中华文化主流传统的影响下,都有一定的包容性、宽容性,有一定的弹性。中和中庸是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因此,中国历史上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宗教战争,中华文明没有长时间陷入过无序状态,没有在整体上陷入过宗教极端主义。

——从信教原因和目的上看,重视现世人生,较少神秘主义。我国宗教徒对于信仰的选择往往带有实用的目的和功利的色彩。信教原因大多是为了医病赶鬼、祈福消灾,对宗教的教义、教理有时却不加深究。

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中国宗教的这些历史特点,是我国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的内在因素和历史积淀。

2、中国宗教中的消极因素: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很长,佛教、道教、伊斯兰教中封建主义的包袱比较沉重,形成了某些宗教封建特权和压迫剥削制度。

——天主教、基督教在近代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传入中国,中国教会一度受到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支配和影响。

——在我国,教徒人数在全国人口中历来居少数,但真正的无神论者也是少数。民间信仰、迷信心理和宿命论等传统观念,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这些消极因素,经过人民革命、民主改革和改革开放,已经受到巨大的冲击和洗涤
。但是,在一定条件下,也还会沉渣泛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观的形成,要科学地分析我国宗教方面的历史传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二)现实依据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观”最主要的依据是现实依据,换句话说,就是要认识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宗教发生了哪些变化。如果没有发生变化,那就不需要创新理论;如果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且是重大的变化,那么理论就需要反映变化了的现实,需要与时俱进。

那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中国宗教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呢?有以下五点认识:

1.宗教赖以存在的根源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仍将长期存在。宗教的长期性是由其根源存在的长期性决定的。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宗教存在的自然根源、社会根源、认识根源和心理根源发生了很大变化。与以往相比,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随着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消灭,宗教存在的阶级根源已经基本消失。”“但是,由于人们意识的发展总是落后于社会存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习惯不可能在短期内彻底消除;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建立,以及教育、文化、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还需要长久的奋斗过程;由于某些严重的天灾人祸带来的种种困苦,还不可能在短期内彻底摆脱;由于还存在着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和复杂的国际环境,因而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一部分人中的影响,也就不可避免地还会长期存在。”[4]只看到宗教的长期性和宗教赖以存在的根源的长期性还不够,还要看到这些根源本身,不是以静止的状态长期存在的,而是以不断发展变化的状态长期存在的。由此对不同时期、不同宗教的状况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例如,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又有宗教存在的新的根源发生和发展起来,需要我们深刻地加以注意。[5]市场经济是在竞争中运行的。在市场竞争中,有一只“无形的手”(即价值规律)起着支配作用,使人们面临着种种不确定性和风险,导致一些人好运发财,一些人倒霉亏损。这在一些人的头脑中得到了幻想的反映,感到存在一种神秘的力量,即运气好不好,吉利不吉利。在市场经济中衍生出来的种种迷信观念,无疑为宗教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因。[6]河南省委统战部在宗教问题调查报告中,通过问卷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贫穷、疾病、文化科学落后以及家庭影响等,仍是信教的重要原因;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竞争的影响成为信教的首要原因。[7]这些事实和分析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着宗教存在的极为深刻的根源。“那种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经济文化的一定程度的发展,宗教就会很快消亡的想法,是不现实的。”[8]周恩来对宗教的长期性长到何时,有一个很好的说明,他说“信仰宗教的人,不仅现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有,就是将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是不是就完全没有了?现在还不能说得那么死。”并进一步指出:“宗教是长期存在的,至于将来发展如何,要看将来的情况。但是只要人们还有一些不能从思想上解释和解决的问题,就难以避免会有宗教信仰现象。有的信仰具有宗教形式,有的没有宗教形式。”[9]这个分析相当深刻。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宗教存在的长期性,目的是什么?我们不能企图去缩短宗教的长期性,但也不是在长期性面前主张无为而治。人和宗教的关系的最终解决是改变这个世界。我们可以而且应当通过影响和改变宗教赖以存在的基础和条件,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事业、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宣传教育工作、转变工作作风关心群众疾苦、加强基层党政组织建设等等。不是从结果入手,而是从基础和前提入手,不是采取直接的、直线的方式,而是间接的、迂回的方式,引导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期存在中,处于健康、和谐的状态,发挥积极的作用,抑制消极的影响。

2.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各宗教的政治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天主教、基督教割断了与帝国主义的联系,建立爱国组织,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和自治、自养、自传的道路。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经过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废除了宗教封建特权和剥削压迫制度。我国宗教不再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利用的工具,而成为信教群众自办的事业。宗教界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成为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宗教界爱国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坚持爱国爱教、团结进步,党同宗教界团结合作的政治基础更加巩固。爱国宗教界已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力量。

3.我国宗教方面的矛盾主要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在摆脱了剥削阶级和境外敌对势力的控制和利用以后,我国各宗教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信仰不同宗教的群众在政治、经济上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由于宗教信仰而引起的信教同不信教群众、或同信仰其他宗教的群众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在社会主义时期,我国宗教方面的矛盾已经主要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当然,也要看到,在宗教领域,由于还存在着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和复杂的国际环境,仍然存在利用宗教进行的违法犯罪活动等敌我矛盾。

4.宗教的社会作用中积极的一面得到支持和鼓励,消极的一面得到约束和抑制。宗教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和社会伦理道德体系,在人类历史中,一直是价值和精神的集中载体,其中包含了某些积极因素。宗教作为对现实的虚幻的反映,比较容易束缚人们的思想,还会受到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和国际上一些复杂因素的影响。社会主义社会为发挥宗教的积极因素,抑制消极因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和环境,使宗教社会作用中积极的一面得到支持和鼓励,消极的一面得到约束和抑制。

5.宗教在历史过程中走向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正确方向。任何宗教要存在和发展,都要与所处社会相适应。宗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将长期存在,必然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既是社会主义社会对我国宗教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国各宗教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符合包括信教群众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各宗教通过自身的改革和进步,也已经有了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一定的基础。宗教在历史过程中开始走向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正确方向。但是,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党和政府积极引导,也需要宗教界自身的不断努力。

(三)世情依据

1.历史上宗教问题对国际关系影响的三次高潮。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说“宗教是历史的钥匙。”宗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历史。历史上宗教问题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有三次高潮。第一次高潮在中世纪,从7世纪到14世纪,信奉伊斯兰教的一些势力通过武力向外传播和扩张;11世纪末到13世纪末,基督教组织十字军东征,从欧洲一直打到西亚,与伊斯兰教之间的战争长达200年之久。这次高潮持续了很长时间,造成了国家间关系的动荡与战乱。第二次
高潮是近代亚非国家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借助本土国教反抗传教的西方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第三次高潮是冷战结束后,长期被美苏争霸压抑和掩盖的宗教、民族问题再度突出起来。世界许多热点问题差不多都与宗教、民族问题分不开。一些地区和国家的民族问题往往以宗教冲突的形式出现,而宗教的差异又加剧了民族的隔阂和纷争。国际宗教领域引起的重大冲突,背后都是现实经济、政治利益的争夺。

从历史的角度看,在国际关系中,当世界局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民族的矛盾、宗教的矛盾往往使原来得到控制、处理的、解决的问题重新爆发,民族、宗教问题会突然变得重要、敏感起来。再加上有的国家以宗教自由、人权等为口号干涉别国内政,也使矛盾更加激化。[10]

2.世界民族、宗教问题对我国的影响。世界民族、宗教问题的整体发展对我国社会,包括对我国的民族、宗教问题也有多方面的影响。

有利的方面:一是比较作用,在对比中深化对我国民族、宗教国情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认识,从而更加珍惜我国民族团结、宗教和谐的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更加珍视党和国家制定的一整套经过实践检验的宗教政策;二是警示作用,世界上民族、宗教的纷争、冲突、动乱和战乱,引起中央和各级党政领导对民族、宗教问题的高度重视,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三是战略机遇,世界局势的大变化为中华民族的崛起提供了重要战略机遇期。过去,中国曾经在全球化的冲击下沦落,现在,中国必将在全球化的大潮中崛起。

不利的方面: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利用民族、宗教问题,继续支持达赖集团和新疆民族分裂势力进行分裂中国的活动;二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泛滥,“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暴力恐怖主义”等三股势力的活动以及周边穆斯林国家的政治走向,影响我国西部边疆的稳定;三是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一些民族、宗教思潮和政策对我国国家安全和边境地区的稳定产生一定影响;四是境外各种势力利用宗教对我渗透将会加剧,我国现有的五大宗教以外的宗教和新兴宗教都千方百计地想进入中国。

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要求我们必须下气力加强党的民族和宗教工作。各级党的领导干部要思考、学习和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观,充分认识做好宗教工作的重要性,学会在处理复杂的宗教事务中增长才干。

三、理论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观对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发展集中体现在“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理论创新上。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观新时期的理论创新

1.“相适应”的提出符合实践发展过程,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改革开放以来的宗教工作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1982年中央19号文件为标志,实现了党在宗教工作方面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着重解决了重申和明确党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基本政策的问题;第二阶段,以1991年中央6号文件为标志,针对出现的新情况,着重解决了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问题;第三阶段,以2001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为标志,以“相适应”作为理论创新的重点,进一步明确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其目的都是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从重申政策,到加强管理,再到引导“相适应”,生动地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宗教工作前进的历程。“相适应”的提出把实践层次和理论层次结合起来,符合实践发展的过程,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2.“相适应”重要思想已成为宗教工作干部和宗教界的共识和实践。1993年江泽民同志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提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以后,在宗教工作中已经产生了重要指导和推动作用,有了很多新的实践。例如,基督教界开展的神学思想建设、藏传佛教界开展的寺庙爱国主义教育、天主教开展的民主办教、伊斯兰教开展的解经工作以及佛教、道教在这方面作出的积极探索等等。“相适应”的观点已经成为广大宗教工作干部和宗教界的共识,创造了新的实践经验,有了进一步深化的基础。

3.“相适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观的核心和宗教工作的目标。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对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关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虽然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但最终得出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科学论断。它的理论依据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原理。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属于思想上层建筑的范围。宗教虽然采取了超人间的神秘形式更远离经济基础,但归根结底必须服从服务于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依赖适应于一定社会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并为之服务。在这样的前提下,宗教才能处理好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与其他意识形态的关系,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11]“相适应”的提出肯定了宗教已经与社会主义社会有了共同的基础,可以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一个发挥积极作用的组成部分;也指出了现实中的宗教还有与社会主义社会不相适应的问题,所以需要引导。宗教是引导的对象而不是消灭的对象,信教群众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力量而不是异己力量。共产党人的宗教工作不应是被动应付的,而是积极主动的,发扬宗教中的积极因素、正面价值,缩小其消极因素、负面价值。

(二)正确理解和把握“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1.现实意义。有的地方的同志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和全国宗教工作座谈会召开以后,听了不少传达和辅导,但是还感到抓不住要领,不知道中央对宗教到底是什么态度,到底该怎么把握。我认为,地方干部的这个反映值得重视,说明我们对中央关于宗教问题和宗教工作的基本精神的学习宣传还不到位。我认为,中央关于宗教工作一系列重要精神的核心和目标是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把握了“引导论”、“适应论”就领会了中央关于宗教工作的要义,也就理解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观的精髓。

有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个“魂”,就提起了新世纪宗教工作的“神”。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个“纲”,纲举目张。没有这个主心骨,其他的东西就无所归依、无处落脚。例如,关于宗教的长期性、群众性、复杂性,认识它的目的是什么?既然宗教具有长期性,那么就要使它在长期存在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而不是消极作用,这就需要积极引导它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既然宗教具有群众性,那么就要把广大信教群众的力量凝聚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目标上来,这也需要积极引导它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既然宗教具有复杂性,那么就要妥善处理,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这仍然需要积极引导它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因此,认识“三性”不是让人望而生畏,束缚人们的思想和手脚,认为与其动辙得咎,不如敬而远之,而是要求我们要按照规律做好工作,积极引导宗教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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