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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志平:新疆的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4-27 点击: 781 次 我要收藏

新疆的地缘政治随着历史的推移、周边政治地图的变迁而发生变化,并呈现不同的时代特点。
地缘政治关系是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新疆的地缘政治因素是独特的、动态的,随着历史的推移、周边政治地图的变迁而发生变化,并呈现不同的时代特点,对中国西部安全和新疆社会政治稳定,也产生不同的影响和作用。
  
晚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卫京师

在古代,新疆以西的境外,没有出现过能向中国中央王朝挑战的敌对势力。但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西方列强特别是英、俄对亚洲大陆的扩张加剧,新疆面对的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英国殖民主义者由印度殖民地北上,沙俄则由西伯利亚南下,双方在中亚直接对峙,新疆从此处于英、俄两大殖民势力的夹击之下。
也就是在沙俄大举征讨中亚之时,1865年中亚浩罕汗国(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军官阿古柏入侵南疆并建立政权,得到英国支持。1871年沙俄趁乱攻入北疆,霸占伊犁。新疆陷入被肢解、瓜分的严重危机之中,一方面清朝统治受到沉重打击,但另一方面,新疆毕竟未被瓜分出去。事实上,在弃还是收新疆这样的大事上,清廷内有过激烈的争论。左宗棠站在清帝国生死存亡的高度,力主规复新疆。他指出,“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中国西北地区犹如手臂与手指一样是相互关联的整体,新疆不稳,蒙古也将不安,不但陕、甘、山西一带时刻可能遭到侵扰,而且直隶北部京畿重地亦将无晏眠之日。
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卫京师——这既是对新疆战略地位的确认,也是对当时新疆地缘政治形势与国家安全关系的冷静分析。在此后20年,西方人方才构筑起地缘政治学的一些基本理论,而左宗棠的这段地缘政治的精彩分析,时至今日仍令人叹为观止!
值得一提的是,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在1904年提出欧亚“心脏地带-枢纽区域”的著名三段论:谁统治了东欧,谁就主宰了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就主宰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主宰了全世界。这一名言中的“东欧”,指称的是广阔的欧亚腹地,或认为这个“心脏地带”也包括了中国的新疆。这里是“亚洲的枢纽”和“亚洲内陆的十字路口”。这说明中亚和我国的新疆在西方殖民者眼中的重要地位。当然,“心脏地带”和“世界岛”的预言未必正确:当年的苏联既控制东欧又统治中亚的大部分,却并未能主宰世界。
  
民国时期:孤悬塞外强邻虎视

辛亥革命爆发不久,在沙俄唆使和武力支持下,外蒙古上层于1911年12月宣布独立,建立“大蒙古帝国”。这一事件直接威胁到新疆的安全。1912年刚刚就任新疆督军的杨增新将军指出:新疆孤悬塞外,自清朝开辟西域直至改建行省,中原对新疆的投入早已不可胜数,而目前面临强邻虎视和外蒙古的狼贪,“只怕此一大好河山即将沦于异族之手”。
杨增新此所谓的“孤悬塞外”,是辛亥革命后整个民国时期新疆地缘政治的基本形势概括。此时的新疆面临左右两个方向的威胁。
右面是外蒙古“独立”。1913年6~7月,俄、蒙军进犯新疆阿勒泰,新疆省军迎头痛击,守住了这片疆土。俄国十月革命后,外蒙古地区成为俄国白匪军活动的天地,俄国白匪军与日本帝国主义相勾结,积极推行“大蒙古计划”,企图建立日本卵翼下的傀儡国。1921年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胜利,建立君主立宪政府,1924年11月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
左面是苏联的五个中亚民族共和国的相继建立。十月革命后,沙俄遗留下的民族殖民地是苏俄首先面临的问题。苏俄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承认“民族自决权”,具体说,就是在边疆民族地区组建独立的民族国家,然后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实现“重新联合”,建立苏维埃联邦。杨增新立即认识到,苏俄“所倡之回教独立问题,不分国界,实大有影响于新疆”,新疆回教各种族“与俄边境种族姻娅往来,关系密切,将来俄属回族(指伊斯兰教各族)独立,既成潮所激,殊觉危险”,因此“目前最当严防者,惟此回教独立问题”。
这样看来,这位新疆督军早在1920年就已深切地感受到来自中亚的“民族自决”思潮的冲击。而如果说“民族自决”在新疆还是个比较抽象的说法,那么,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在分裂新疆过程中已有着具体的鼓动内容。泛伊斯兰主义鼓吹的是以伊斯兰统一全世界,其基本原则是宗教的;泛突厥主义则蓄意在当今世界虚构一个“大突厥民族”,并以此建立一个“大突厥国”,其基本原则是民族或种族的。1933年和1944年,在南疆喀什和北疆的伊犁先后建立了两个“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就是“双泛”孕育出的怪胎。前者是英帝国主义一手策动的,后者则是当年苏联出自利己的沙文主义动机插手“三区革命”的具体表现。
从1911年至1949年的民国时期,“孤悬塞外”的新疆的地缘政治环境十分险恶,其间还有多次中亚难民流入事件、白俄败兵窜入事件、苏联红军多次入新事件和1947年中蒙北塔山战事。新疆不仅孤悬塞外,而且民族宗教情势极为复杂、在“三北“(东北、外蒙古和西北)中处境最微妙,但最终并未像外蒙古那样分裂出去。
  
从友好的后院到“反修前线”

1949年新中国建立,新疆和平解放,1950年,中苏签订友好同盟条约,开始了中苏两国最友好的时期。这一时期,新疆和中亚作为中苏两个友好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后院,政局稳定、经济发展,其间经济关系发展、人员友好往来。印度也在二次大战后获得独立,成为中、苏友好邻邦。整个20世纪50年代,新疆的地缘政治关系十分和谐,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20世纪50年代末,中共和苏共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意见分歧,后来竟发展到中苏两国之间的尖锐对抗。1962年春,苏联驻新疆领事馆引诱、煽动、胁迫中国公民逃苏,制造了“伊塔事件”。其后苏联大量增兵中苏、中蒙边境,至1975年,在中苏边境和蒙古驻军达45个师近百万人。在中苏关系急剧恶化之时,中美关系一直高度紧张,时值国内又遭受三年自然灾害,台湾的国民党叫嚣反攻大陆,印度又趁机挑起中印边界战争,西战场就在新疆西南缘的阿克赛钦地区。
1969年,苏联已完成从东欧向中亚调动战略轰炸机的部署,还将大量核弹头瞄准了中国,实施核讹诈和武力威胁。1979年,苏联悍然出兵阿富汗,对新疆已形成三面包抄之势,“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这一判断表明,中国不得不认真地看待新疆所面临的恶劣的地缘政治环境。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缓和。
中苏对抗时期,苏联在阿拉木图和塔什干的电台每天以四至六小时交替使用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对新疆展开反华宣传,广播各类文章两万余篇、3000万字之多,鼓吹“维吾尔的祖国是东突厥斯坦”,煽动维吾尔族“民族自决”,像苏联那样建立民族共和国。这些反华宣传和分裂破坏活动给新疆稳定带来严重影响,突出表现在1969年破获的“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的暴乱事件。该党的章程称“要依靠苏联武装夺取政权”。20世纪80年代,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开始活跃,有多方面的因素,其中可以肯定的是,它与苏联在20世纪60~80年代以民族为题的反华煽动是脱不开干系的。
1972年后中美关系开始了正常化进程,多少牵制了苏联对中国“北方威胁”的压力,也多少缓解了新疆地缘政治的恶劣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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