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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国龙:“神道设教”中的人文精神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4-27 点击: 688 次 我要收藏

提要:文章以神道设教概括中国古代宗教,认为天道、人道、神道是一个有机整体,而始终不离人这个本位。儒道诸家均以此为思维特征。

关键词:神道设教中国宗教 人文精神

“神道设教”的提法,出自《周易》的观卦彖辞:

中正以观天下。观盥而不荐,有孚顒若,下观而化也。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观卦由宗庙的祭祖典礼而讲到政治教化,所以彖辞用“神道设教”进行概括。“观盥而不荐,有孚顒若”是观卦的卦辞。盥是敬酒灌地以降神的仪式,祭礼以此为盛[1];荐则只是向神位献笾豆等物的小礼仪[2]。按照彖辞作者对观卦的理解,百姓看到国王在宗庙祭祖中举行盥的隆重典礼,从而对神道产生敬信[3]。宗庙祭祖符合天之神道,四季没有差错。圣人于是根据神道制立教法,使天下百姓服膺之,达到有序的治化。

从这里看,神道是“天之神道”,表现为四季循环等自然秩序。圣人制立敬天祭祖的礼仪,将天之神道彰显出来[4],意义在于实现人道教化。换言之,“神道设教”是沟通天道与人道的中介,它一方面要符合天道之“固然”,另一方面又要引导人道之“当然”。天道之“固然”是无形之理,“神道设教”是有形的显现,人道之“当然”则是以神道显现天道的根本目的。稍后的贲卦彖辞接着说: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天文与人文对举,是天道与人道有所显现的表象。通过这种表象,不但可以对幽微的天道和人道有所体认,而且可以将无形之道化为有形之文,从而达到教化成俗的目的。可见,人文是以道化俗的途径。

所谓人文化成,在春秋战国之前,是通过以祭祀为主的礼仪制度去实现的。《左传》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宗庙之祀、兵戎之祭,被看作武功文教的头等大事。《礼记.祭统》说:

凡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

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顺之至也,祭其是与!故曰祭者,教之本也。

祭是古礼,居五种礼仪之首。祭祖作为一种宗教活动,在礼仪文化的大系统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其所以能发挥这样的作用,则在于祭礼与政教、风俗浑然一体。欧阳修说:

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5]

三代以前的社会,礼乐与政教法规都寓于风俗民情之中,既未尝分裂,自然也就不存在矛盾和对立。因民情而成风俗,因风俗而形成自然的礼仪节文和法规,所以礼乐政教虽然简单,却能达到高度的和谐大治。

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原来的和谐与秩序,因现实世界的裂变而冰消瓦解。人道世界何以离异于天道神道?既已离异,人道世界又以什么作为精神支柱,摆脱离乱,恢复和谐与秩序?学者们围绕着这些问题展开思考,于是有诸子百家。儒家说,现实的离乱既是因为礼乐制度的崩溃而引起的,那就应该恢复礼乐制度,“克己复礼”,重整秩序。道家说,历史既已证明礼乐制度并不能永远地维持秩序,那就说明它不是人道之极,不是根本,而只是从天道走向人道的诸种途径中所作出的一种特殊选择。有选择即有局限,有偏失,所以解决现实问题的出路,在于无所选择地复归于天道之大全,“大制不割”。法家的现实感很强,历史感较薄,因而也比较武断,即断然主张用刑法取代礼乐制度,用刑法的铁链将世界钳制住。墨家是一些善良的人,想用自己的爱心去感动天下;而名家则大抵是些小知识分子,专在厘清概念上做文章,但挑剔出名与实的矛盾和脱节,也能够使很容易便产生自信的学者们反躬而思其理论体系是否真实。总之,百家各有其“道”,主张不同,但就主流而论,都因为面对着严峻的现实问题而具有重理性的时代特色,原来日用而不知,浑然于风俗民情之中而无异样感觉的精神信仰,似乎被理性的时代思潮湮没了。

但是,历史地看,春秋战国时代因“礼崩乐坏”而激扬起的理性,非但没有最终成为精神信仰的对立物,反而使精神信仰升华,走出原始的混沌,生发出汉代的礼乐文明,并陶铸出汉朝这样一个强大的帝国。以商周时代的精神信仰与汉代的精神信仰进行比较,后者明显因理性的激扬而具有更高的主体意识,更明确地表现为对天人和谐与秩序的自觉追求。究竟是什么力量使精神信仰得以匡复并且升华,在表面的失坠背后蕴积着更强健的复兴活力?前人的历史永远等待着后人去反思。

春秋战国时代的现实,处于离乱与统一的矛盾栓制中。一方面,饱受离乱之苦的人们渴望统一,恢复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安定与秩序;另一方面,不同势力的统一企图,造成了更深刻的离乱,安定与秩序即使有可能再现,也将因历史现实的深刻变化而在实际内容上大不同于从前。解决这对矛盾,有两种不同的历史选择,其一是讲文明,其二是任霸力。儒道墨诸家讲文明,要求将现实的离乱作为一个政治问题放在文明的大化中去解决,以文化“陶铸尧舜”或“宪章文武”,塑造政治,以政治恢复安定与秩序。法家任霸力,将文化只看作政治的一种工具,使民知法、畏怯而守法,以强霸的政治控制去施行秩序。在适应诸侯对抗的现实冷酷方面,崇尚功利的法家明显具有富国强兵的优势,奉法家学说为政治原则的秦国最终征服六国,一统天下。

但是,专任霸力所创造出来的这种秩序,是“非夫生人之情而至死人之理”,将活人当作死人治理,必然将社会生活中不同层面的问题集中到一对矛盾上,即统治者与天下活人的对立。这种对立,注定了霸力专制下的秩序不会长久。

关于秦政权迅速灭亡的教训,自汉初以来,学者们从政治的角度进行过反复的总结。那么在精神信仰方面呢?秦朝祭祀四帝,作为国家的宗教大典;秦始皇本人又笃信神仙,首开泰山封禅的实例。从表层看,秦王朝于“神道设教”似无所不至,将此作为以刑法律天下的补充。但是,秦王朝的“神道设教”缺乏内在的人文精神,在神道背后既没有天道的底蕴,在神道之前更没有人道的实际关怀,神道不是缘于天地和谐而序人伦的中介,而只是对帝王私欲膨胀的一种满足,便不免骀荡为空洞无物的鬼神之事。

现代学者研究中国古代的宗教信仰问题,常会从某种现代的宗教学概念或宗教模式出发,而忽略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在中国古代,宗教信仰只是礼乐文化之整体中的一方面事相。撇开了礼乐文化之整体,宗教信仰的本质意义便无实处,而成为空洞无物的鬼神之事。这种研究所得到的结果,必然只是对中国古代宗教信仰问题的片面认识,看不到在“神道设教”背后具有一种不可或缺的人文精神。

当然,缺乏人文精神的“神道设教”活动,在中国古代也并非找不到个案作为例证,但都是短暂的昙花一现,没有生命力。秦始皇之张扬神道是一个例子,比秦始皇早约三百余年,周灵王时有大夫苌弘明鬼神事,欲以物怪鬼神招徕诸侯,但结果非但诸侯不从,苌弘还被晋人执杀[6]。又如北宋真宗、徽宗,依托道教,先后张扬天书下降等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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