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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昌林: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古代宗教、思想(下)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4-27 点击: 657 次 我要收藏

一、中国早期文明的统治方式——巡守制

在传统的文明与国家同源论的看法中,夏代“家天下”的产生,才是中国文明起源的源头。现在“家天下”还没有到来,那么,与“家天下”相区别的“公天下”,又是怎样一种政治组织方式和经济活动方式呢?我们认为,这就是中国古史上的巡守制度。这种制度,从记载来看,是从黄帝时开始的,以后作为定制被继承下来,并从不稳定状态向稳定状态发展。到尧舜时,据《尧典》记载:

(舜)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挚。如五器,卒乃复。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礼。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礼。归,格于艺祖,用特。五载一巡守,群后四朝。

另外,还有不少典藉有关于巡守礼的记载。因此,其存在当不会有什么问题。至于是否有如这样整齐划一,则是另一回事。据《孟子.梁惠王》的定义:“天子适诸侯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也就是说,巡守是天子出行,到地方视察的活动。那么,这种视察的目的是什么呢?据《左传.庄公二十三年》记载:“二十三年夏,公如齐观社。曹刿谏曰:‘不可。夫礼,所以整民也。故会以训上下之则,制财用之节;朝以正班爵之义,帅长幼之序;征伐以讨其不然。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习也。非是,君不举矣。’”说明巡守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礼,而礼的作用,则是“整民”,让人们都按照标准的礼仪规范行事。而这种礼仪规范,这里主要讲的是三件大事,即“会”、“朝”、“征伐”。“会”的目的是“训上下之则,制财用之节”。“朝”的目的是“正班爵之义(即仪),帅长幼之序”。“征伐”的目的是“讨其不然”,即对不服从共同礼仪规范的人进行惩罚。所有这些行为,靠王和诸侯来共同维护。为此,诸侯的目的是“有王”,唯王是从。王的目的是“有巡守”,即忠于天子的职守。在王的带动下,从上到下共同来遵守礼仪规范,这就是“大习”。虽然,这里所说的三件大事,都是以春秋时代为背景的,但这里把维护礼作为天子巡守的目的,则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天子展义”的“义”的内涵主要是文化的,即维护共同的文化基础。因为当黄河流域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最早核心之后,怎样才能把那些原本来自不同地域,有着不同习俗和传统的氏族部落或部落集团汇聚成一个共同统一的集团呢?在当时各氏族部落尚相对独立的状态下,只有共同的文化才能把他们统一起来。所以,维护共同的文化就成了内部的根本目的。

二、巡守制的基础--王有土地所有制

当然,为了维护共同的文化基础,以形成内部和平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各氏族部落也必须为此付出代价,这就是,各个氏族部落都要出贡赋来维持这种社会的公共职能的履行。而维持这种公共职能的贡赋--即社会剩余劳动的提供方式和分配方式,则是受着这个时代的特殊生产方式所制约。那么,这种特殊的土地所有制关系是什么样的呢?这就是王有土地所有制。

笔者认为,中国从五帝以前的原始社会到春秋时代的土地所有制关系,可以划分为递进的四个阶段的四种形态,即:部落土地所有制,王有土地所有制,贵族土地所有制和小土地占有制。所谓部落土地所有制,是指原始社会的土地制度,这一般就是部落赖以生存的就食范围,只是一种领土权,并不体现氏族成员之间的关系。王有土地所有制,基本是五帝时代的土地制度,是从黄帝时代开始,但其结束期大约要到商代中叶以后。在这个阶段,一般实行大面积抛荒耕作制度,土地的固定使用权尚未形成,因而谈不上个人(包括贵族)对土地的占有权和所有权,土地在名义上归最高的首领--即王或后世的天子所有,所以称为王有土地所有制。《诗经.小雅.北山》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概念,正是王有土地所有制的遗留在观念上的反映。在王有土地所有制下,已经有剩余劳动的提取或剥夺,故它已经是文明时代的土地所有制关系。这种土地所有制是土地所有权与领土主权的合一,类似于后代的国有制。贵族土地所制是从商代中叶开始的,到春秋中叶才结束。小土地占有制则是从春秋时代开始形成,一直到战国的商鞅变法,才最终在全国范围内定型下来。由此可见,从黄帝开始的巡守制度,实际是王有土地所有制的产物。所以,理解王有土地所有制,是理解巡守制度的关键。

所谓王有土地所有制,是与这时特殊的耕作方式相适应的。在这个时期,人们一般实行大面积抛荒耕作方式。在这种耕作方式下,土地一般只种一年就抛荒,第二年另种新地。等把周围的生荒地都种过一遍之后,于是又回到第一次抛荒的土地上,开始第二轮的耕作。之所以采用这种耕作方式,是由于当时的农业生产工具还很落后,还是使用石器、蚌器、木器等进行生产,因而无法深翻土地。同时,又不知道施肥,作物的生长完全靠自然形成的表层地力。而这种表层地力,只有生荒地最肥沃,最适合作物生长。如果连续耕种,就会造成明显减产。这一时期,人们一般都实行集团性生产,整个集团聚居在一个共同的地域。由于人口很多,因此,所占面积也很大。一旦迁徙,就是整个集团的迁徙,所以称为大面积抛荒耕作制度。关于这种整体迁徙于新地进行生产的情况,我们在《诗经.大雅.公刘》中还能看到。正是这种大面积抛荒耕作制度,造成了夏商时代的屡次迁都。据《古本竹书纪年辑证》的材料,夏代迁都达八次。而《史记.殷本纪》记载:“成汤,自契至汤八迁。”而汤至盘庚,“乃五迁,无定处。”这就是所谓前八后五,凡十三次迁徙。关于这种情况,尧、舜、禹时代也有史影。如《元和郡县志》曹州菏泽县条载:“定陶故城,尧所居也。尧先居唐,后居陶,故曰陶唐氏。”《孟子.离娄下》:“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世本》载:“禹都咸阳,及后乃徙安邑。”“禹都阳城,在大梁之南。”此条据《史记.封禅书》正义引作:“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又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这些都说明,他们在位时,都有过迁徙或活动中心的转移。当时,并没有外部对他们形成的压力,因此,只能解释成生产的需要。在这样一种经常迁徙的大面积抛荒耕作制度下,土地不过暂时使用。固定的土地使用权都没有出现,那么,个人(包括贵族)对土地的占有权和所有权当然也就无法存在。于是,整个土地所有权,只能属于代表整个集团的王所有。而王的土地所有权,实际又是和领土主权合一的。这就是整个王有土地所有制的形成受着生产力水准及其所决定的耕作方式制约的基本情况。这是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就不会有王有土地所有制。

其次,王有土地所有制是对原始部落土地所有制的侵犯和否定。在原始的部落土地所有制下,土地所有权实际就是部落对其就食范围的控制权,所以,只是一种领土权,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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