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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成:活佛转世管理的规范化法制化发展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4-27 点击: 685 次 我要收藏

宗教事务是国家事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事务管理是国家事务管理的重要内容。藏传佛教事务的管理是历代中央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特别是历代中央政府高度重视以大活佛转世管理为中心的活佛转世制度,并采取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措施,逐步实现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的规范化和法制化。

活佛转世制度是藏传佛教所独创的,以佛教的缘起学说和“化身再现”等理论与藏传佛教寺院集团的实际利益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宗教制度。历经几百年的发展演变,活佛转世制度逐步形成了一整套严谨而又严密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主要包括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坐床等,其中对有影响的大活佛采取金瓶掣签和报请中央政府批准继任已成为历史定制。特别是自清代以来,经理藩院注册的呼图克图以上的大活佛及各教派领袖人物的转世都必须严格按照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来进行。历代中央政府主要通过对有影响的大活佛的封授和建章立制等措施,对活佛转世制度进行规范化、法制化管理。

一、对有影响的大活佛的封授制度体现了中央政府对藏传佛教管理的权威

13世纪时,元朝统一了西藏地方,中国中央政府正式对西藏地方实施有效管理。元明两朝采取“因俗以治”的策略,主要通过藏传佛教领袖人物治理西藏,元朝偏重萨迦派,而明朝则“多封众建”,注意同各教派保持政治联系。由于活佛转世属于初始阶段,尚未完善,故元明两朝的活佛转世管理措施亦未健全。元代萨迦派首领以家族世袭的方式继承,故元朝历代皇帝均封萨迦派高僧为“帝师”。明朝对活佛转世管理最重要的举措之一即是对噶举派噶玛巴活佛的封授。1406年,永乐皇帝召噶举派黑帽系第五世噶玛巴活佛得银协巴到南京,并于次年封其为“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简称“大宝法王”,这是明代封赐藏传佛教僧侣的最高封号,也是藏传佛教领袖式活佛首次得到中央政府的封授,从此“大宝法王”成为历世噶玛巴活佛的专有尊称。

达赖喇嘛的历史地位和影响与中央政府的封授密不可分。1546年,拉萨哲蚌寺认定年仅三岁的索南嘉措为上任住持根敦嘉措(1475-1542)的转世,开始了格鲁派的活佛转世制度。1578年,蒙古土默特部领袖、明封“顺义王”的俺达汗与索南嘉措在青海湖边的仰华寺相见,俺达汗赠给索南嘉措“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的称号,以示尊重。这就是达赖喇嘛名号的开端。格鲁派寺院集团追认宗喀巴的门徒根敦主巴(1391-1474)为一世达赖喇嘛,根敦嘉措为二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为三世达赖喇嘛,形成了达赖喇嘛转世系统。1653年,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应召到达北京朝见清顺治皇帝,被封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并赐金册金印,从而使达赖喇嘛的封号及其在西藏宗教界的合法地位得到中央政府的正式确定,从此以后,历世达赖喇嘛转世后须经中央政府册封的制度遂成定制。1940年2月15日,国民政府根据这一历史制度由特使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亲自向寻访到的青海男童丹增嘉措颁赐了金册金印,使其获得十四世达赖喇嘛合法身份。

1713年,清康熙皇帝特派钦差至扎什伦布寺“照封五世达赖之例”,封五世班禅罗桑意希为“班禅额尔德尼”,并赐金册金印。从此,由中央政府决定了“班禅额尔德尼”成为班禅转世系统的正式名称及其在西藏宗教界的合法地位。以后,历世班禅转世后均须经中央政府册封亦成定制。

中央政府对有影响的大活佛的封授体现着国家对西藏地方的主权和在大活佛转世认定上的权威,体现着政权大于神权的关系和“依国主立法事”的道理。活佛转世事务绝不是单纯的宗教内部事务,更不是十四世达赖喇嘛所宣称的“是转世者自己唯有的不共因缘”,而是国家主权、政府权威、宗教原则、信众情感等的综合体现。对大活佛的封授,既是一种封授制度,更是一种管理制度,既体现了中央政府对有影响的大活佛的关怀和重视,也体现了中央政府对其管理的规范和强化,同时反映出受封授的大活佛必须向中央政府效忠,承担责任和义务。

二、“金瓶掣签”制度实现了对有影响的大活佛转世管理的规范化和法制化

金瓶掣签制度是清中央政府为进一步完善藏传佛教大活佛转世制度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既剔除了以往活佛转世过程中的种种弊端,也体现了对宗教教义和宗教仪轨及群众宗教感情的尊重,尤其重要的是体现了中央政府在活佛转世问题上的权威。

活佛转世制度形成之后,经过数百年的发展,由于受到世俗社会的影响和权势者的操控,渐失其清净本义,弊端丛生,危及佛法。如护法神接受贿赂随意妄指;“以师弟(徒)之义,徇私擅定,垄断政教大权”;甚至“将待产女婴定为呼毕勒罕,贻笑大方”,等等。更严重的是噶举派红帽系第十世活佛本与六世班禅、仲巴呼图克图皆为兄弟,为争六世班禅遗产,竟勾引廓尔喀人入侵,使群众蒙难,寺庙被劫,危及国家安全。

为清除这些弊端,乾隆皇帝应八世达赖喇嘛“立定法制”、“垂之久远”的请求,1792年在派遣大军入藏驱逐廓尔喀入侵者取得胜利之后,谕令进藏官员筹议善后章程。第二年,清朝政府正式颁布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

章程的第一条明确规定:“关于寻找活佛及呼图克图的灵童问题,依照藏人例俗,确认灵童必问卜于四大护法,这样就难免发生弊端。大皇帝为求黄教得到兴隆,特赐一金瓶,今后遇到寻认灵童时,邀集四大护法,将灵童的名字及出生年月,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于签牌上,放进瓶内,选派真正有学问的活佛,祈祷七日,然后由各呼图克图和驻藏大臣在大昭寺释迦佛像前正式认定。”认定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灵童时,“亦须将他们的名字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在签牌上,同样进行,这些都是大皇帝为了黄教的兴隆,和不使护法弄虚作弊”。乾隆在《御制喇嘛说》中指出:“兹予制一金瓶送往西藏,于凡转世之呼毕勒罕,众所举数人,各书其名置瓶中,掣签以定,虽不能尽去其弊,较之从前一人之授意者,或略公矣。”(乾隆《御制喇嘛说》,此碑现存北京雍和宫内)

章程是针对当时西藏地方各项制度废弛、弊端滋生的情况制定颁布的,它开宗明义即将金瓶掣签制度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下来,可见这项制度在当时这部治理西藏的最重要的法律文书中的重要地位,从而实现了活佛转世管理的规范化和法制化。

乾隆皇帝在制定金瓶掣签制度的同时,制作了两个金瓶,一个派员送往西藏,另一个放在北京的雍和宫内。送往西藏的,供在大昭寺释迦牟尼佛像前,备确认达赖、班禅、哲布尊丹巴和西藏其他各大呼图克图转世灵童掣签之用;置于北京雍和宫的,供内外蒙古及青海、甘肃等地的呼图克图转世灵童掣签之用。

按照历史定制,实行金瓶掣签制度时,应首先由地方行政当局将按照宗教仪轨寻访到的候选灵童的情况禀报中央政府,请求准予举行金瓶掣签。待中央政府批准后方可择日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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