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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及其当代中国语境——左中右的分野与超越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4-27 点击: 908 次 我要收藏

引言

马克思主义是在同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的斗争中形成、发展和壮大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形成、发展和壮大,同样如此。对于世界历史、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不同看法,对于世界发展前景、中国未来发展前途的不同看法,都会对如何看待中国的现状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同时,必然会对如何看待宗教问题、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在当代中国的地位、作用问题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

本文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人类社会发展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自觉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理想最终必将在全世界得到实现的价值立场,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为指导,力求历史地、辩证地看待当代中国面临的宗教问题。

一、关涉宗教问题的当代中国语境

当代中国晚近若干年来在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等方面发生深刻变化,中国民众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国际大背景相呼应的是,中国社会内部的核心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变迁使得信仰多元化景观在当今中国渐趋成为不争的事实——制度化传统宗教、弥散型民间宗教及民间信仰历久弥新,意欲有为;新兴宗教及可疑的膜拜团体甚或邪教潜滋暗长,蠢蠢欲动。与“淡化意识形态”、“告别革命”[1]、“不争论”的主流语境相左的无神论话语形态,则变得日益不合时宜,日渐陷入疑似鸡肋般的边缘化困局。

现在是历史的延续,是未来的起点。存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有人的地方,就会有左中右。对于包括宗教问题在内的任何社会问题,一般都会有左中右的视角、视域或视野,有相应的左中右的话语(下文将以“左视”、“中视”、“右视”相区别)。

1、左视话语:刻舟求剑

左视话语认为,人类文明的进化、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对宗教有神论的批判密不可分,而对宗教有神论的批判必然意味着对于社会现实的批判,因为宗教有神论归根结底不过是社会现实的某种曲折映射和超现实表述而已。与人类文明以科学理性为主旋律的历史进程相对照,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至今170年来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强国富民的历史进程相对照,将宗教有神论比喻为鸦片、劣质酒、慢性毒药或“锁链上的花朵”,远未过时。

左视话语指出,当代中国晚近若干年的社会变迁,在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甚至是沉痛的代价——物欲横流,道德沦丧;贫富悬殊,两极分化;贪腐公行,暗娼遍地;环境污染了,人心也污染了,曾经的纯真年代再也回不去了。从毛泽东时代的为人民服务、为真理而斗争,逐渐蜕变为后毛泽东时代的为人民币服务、为利益而斗争;从毛泽东时代的公而忘私、“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破除资产阶级法权”[2],逐渐蜕变为后毛泽东时代的假公济私、损公肥私、化公为私、“公鸡下私蛋”、“掌勺者私占大饭锅”、不追究企业家“原罪”;从消灭娼妓、把鬼变成人,逐渐蜕变为笑贫不笑娼、把人变成鬼;从剥削不但可耻而且有罪、劳动最光荣,逐渐蜕变为剥削不但有理而且有功,甚或“以剥削压迫他人为荣、以受剥削受压迫为耻”[3]。从“消灭私有制”、“剥夺剥夺者”、“埋葬帝修反”、“解放全人类”,逐渐蜕变为“按生产要素分配”、“与国际接轨”、哭着喊着乞求做“世界公民”、共建和谐“中美国”(Chinamerica)或“中美共治”[4]。

左视话语指出,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内部宗教乱象和外部宗教渗透固然有这样那样的内因和外因、主因和次因,但“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其根本原因在于晚近若干年社会变迁的最大受益者——既得利益集团的不作为、乱作为或胡作非为加剧社会不公,导致意识形态领域乱象纷呈,社会大众心态严重失衡——明代王阳明所云“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可谓古训信然、于今尤甚。在当下这个贪官、奸商、刁民和乡愿大行其道、几乎人人心中都有贼的年代,要想实现“天下无贼”的理想或梦想,真是难于上青天。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使主流意识形态之说服力、感召力日渐衰微,社会变迁中的弱势群体或“失败”阶层因致富无门、贫病无着,只能无奈地仰望星空,不少人满怀对现实的困惑、愤懑、失望以至绝望投入宗教、甚或邪教的怀抱(如“法轮功”现象)。宗教在当下,似乎比任何时候都更像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无情世界的感情(或心境)”。“宗教热”应运而生,而披着宗教外衣的境外敌对势力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乘虚而入,更增加了“宗教热”的复杂性和可疑性。

左视话语认为,当代中国的“宗教热”是社会变迁的副产品,是社会矛盾和精神危机日益深化的产物,是人心污染的产物,是社会生活领域和思想文化领域日趋混乱的一个缩影,甚或可以认为是“封资修”思潮泛滥肆虐若干年的必然产物或伴生物。“宗教热”的主要原因在于,冷战结束和苏联、东欧的崩解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目前处于低潮,中国在国际垄断资本的压力下也不得不主动“和平演变”。在后毛泽东时代,由政治权贵、经济寡头、文化乡愿构成的“铁三角”既得利益集团[5]、权贵买办集团将权力与资本相榫接、再缀饰以文化,在所谓“互利共赢”、“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自欺欺人的虚幻想象中,心甘情愿成为国际垄断资本的附庸[6],对外热衷于“与国际接轨”、“拥抱普世价值”[7],对国际垄断资本妥协退让,苟且偷安,乃至卖国求荣,“宁赠友邦,不予家奴”,使国家形象蒙尘;对内利用制度缺陷巧取豪夺、竭泽而渔,逼良为娼、逼良为盗,权贵醉生梦死、倚红偎翠,黎民呻吟于水火、转死于沟壑,民生多艰、民怨沸腾、民变蜂起之危局愈演愈烈。中国社会的内部矛盾早已尖锐到没有任何底线共识可言。既得利益集团对于底层民众脑子里究竟在想什么早已不感兴趣,对于如何增强理论上的说服力和人格上的感召力无计可施,也根本不抱什么奢望。另一方面,让社会各阶层之间形成落差和矛盾以分而治之的古代御民术也成为当今的社会治理策略,而宗教有神论的麻醉和欺骗作用对于缓和社会矛盾、使相关人群暂时忘却痛苦功效显著,宗教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默许、赞许乃至扶持便是很自然的事了。助推“宗教热”早已成为既得利益集团愚民以逞的重要手段之一。

左视者强调,私有制是万恶之源,中国当下的诸多社会问题或怪现状几乎都与晚近若干年来社会变迁中的私有化程度不断加深有关。阶级话语本来是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核心话语之一,阶级分析法本来是马克思主义分析社会问题的基本方法之一(阶层分析只能补充而无法代替阶级分析),但却在和谐语境中被逐渐边缘化,而宗教话语则日渐突出,因为宗教固有的麻醉功能、疑似有助于缓和社会矛盾的功能至少在理论上能帮既得利益集团分忧。宗教固然有可能在短期或局部产生小“喜乐”或小“和顺”效应,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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