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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宗教信仰与法治精神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4-27 点击: 964 次 我要收藏

传统文化与法治的关系主要是居于文化核心的基本价值取向与立法基础和法制目的之间的关系,在西方语境下就是讲“道义上应然性”的自然法与“条款上实在性”的实证法之间的关系。而自然法中核心的正义与权利观念又来自于其宗教传统,具体讲就是法律精神的神圣性与天赋人权。

美国人说,美国的基本价值是在美元上的一句话体现出来的:“In God We Trust.”即我们信赖上帝,所以说,美国的教堂比银行还多、还珍贵。他们对于教堂也有定义:“Church is the incubator of our national morality.”教堂是我们国家公民的道德孵化器。欧洲大陆也有句类似的说法:“Modern Europe has been brought about by the cultural nurse of church.”即宗教是我们欧洲现代文明的文化保姆。

是谁这样明确地将西方的基本价值定义为宗教信仰?最初宣布将“In God We Trust”印在美元上的是当时在任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他的提议和推动下,1956年美国国会通过联邦法案,将“我们信赖上帝定为国家的箴言”(In God We Trust is designated as U.S. national motto)并正式印制在美元上作为基本价值符号。当然美国国歌最后一节的核心句子也是这句话:“信赖上帝是我们的箴言”(And this be our motto: “In God is our trust”)。但是,促使艾森豪威尔以立法形式明确这个核心价值的因素也还有美国的移民文化影响和他对于现实政治策略的考虑。历史上美国的移民总是伴随着宗教迫害和宗教宽容而展开的,至少是在经历了三次大的“宗教文化大觉醒”(The Great Awakening)之后,美国才出现了各种宗教背景下的移民的大融合与大繁荣。第一次“大觉醒”传播了“天赋人权”观念;第二次“大觉醒”激发了废奴和禁酒运动;第三次“大觉醒”导致了抗议资本过度剥削和保护工人利益的“社会福音”运动。

有人认为美国近20年也许正在形成第四次“大觉醒”,以宗教信仰重塑负责的家庭伦理和自由和谐的社会精神风貌。不过,艾森豪威尔当时面临的现实政治是,二战之后,英美法和苏联都没有履行战时相互约定的“波茨坦协议”,共同管理德国,几年之内双方就根据意识形态的冲突把德国分解成了东西两个国家,之后又是朝鲜战争,同样是意识形态的冲突导致美国和苏联支持的南北双方都不遵守战时达成的盟国协议,诉诸政治阴谋和军事实力,置国际条约的信誉与社会道义于不顾。作为当时的世界领袖和国际警察的美国就面临这些问题,同样,其国内也面临各种难题,一是传统的种族歧视;一是在防范共产主义扩张的借口下而推行的政治迫害,这两方面都涉及美国法制被滥用的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自然会反映出美国的政治原则和社会价值取向,当然也有基于西方宗教传统的价值判断:神圣的公平与正义。

艾森豪威尔希望用某种文化符号表达美国的国际道义和国内政治立场。他的两句名言反映出他坚定的价值信念和政治策略:“我不能容忍那些把一切与他们见解不同的人都称作共产党的极右分子,我也不能容忍那些高呼我们其余的人都是残酷的贪财牟利之徒的极左分子。”他认为极左思潮导致了发生在东西德分裂和朝鲜战争中那些背信弃义的行径,而这两个公然违背国际条约的事件又在美国国内诱导出了以防止共产主义颠覆为借口的“麦卡锡法案”,即以国会立法的形式摧残公民的人身自由及政治参与权利,亵渎法律的尊严。在国际违法和国内滥用法律的情况下,艾森豪威尔试图让人们铭记法律精神的神圣性和崇高性,提倡人们对法律所必需的公平正义价值的信仰。那什么东西最能体现公平正义呢?在他看来基督教的普世伦理具有这样的共同品质,这种品质属于God。所以美国国歌里所唱的“信赖上帝”和西方宗教传统中上帝的福音必然传播给每个人的思想就被他标示出来,印在美元上,并将“上帝庇佑下的国家”(One Nation Under God)写进美国公民对国旗《效忠宣誓》(Pledge of Allegiance)的誓词中。当然,美国最高法院开庭仪式的誓词:“让上帝救赎美国和这个光荣的法庭”(God sav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is honorable court)也表达了法治与宗教价值之间的关系。

其实,西方人所理解的God和我们想象的不大一样。经过了启蒙运动之后再说God,西方人所理解的“上帝”实际上涵括了三层递进关联的意思:(1)逻辑学上讲的creator,造物主,即逻辑上的绝对性,也可以理解为“外在超越”,这时他们不会出现我们所想的问题:既然造物主造了万物,谁造了它?因为我们一些唯物论者、无神论者经常提这样的问题,而对他们的神学家而言,不存在这个问题,这是因为造物主自身的意思就排除了逻辑上对其再提问的可能性,即形而下的问题对形而上的本体的无效性。(2)与我们所谓的法律有关系。造物主既然造了万物,万物又没有混乱,是因为其在造物之时就赋予了万物以规则和法则。所以上帝首先叫creator,其次就叫law giver,是立法者的意思。这就是自然法的思想逻辑和价值取向基础。中国古典的思想家孔子也说“为政以德”——不少人担心这种“以德治国”的中华思想表述,容易导致与“法治”对立的“人治”(以人的意志或道德觉悟来进行政制治理),其实再往后面看几句话就可以看出它所具有的自然法思想,即“法治”的思想方法和价值基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就是讲自然秩序也表达了其中所蕴含的价值取向的神圣性和崇高性,这与西方人的上帝为万物立法因而具有神圣性、崇高性和公平性是一个意思。(3)第三个意思是救世主(savior),后来神学家把这个意思扩展为终极关怀。一项法律制度问世后,总有一个目的,最终要实现什么,这就是法律的终极关怀。在西方是实现神圣的正义,而在中国传统来看就是“天下大同”。

邓小平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初阶段目标是“小康社会”,其政治参照系就是中国人在传统文化中所表达的“大同社会”理想。自然法要讲普遍正义,“天下为公”,而实证法固然在形式上可以不讲这点,但是一旦涉及到实证法的立法依据是什么?人类司法目的是什么?这就不能不讲“正义”和“博爱”这类的宗教价值观了。所以,在西方社会中“法治”的概念始终演绎着自然法与实证法之间的平衡和统一,以“应然”的价值观规范着“实然”的法条;以法条保证和实现价值规范。但是将西方法治的概念移译来中国,就很容易出问题,好像中国人讲“德治”只是一个“人治”的概念,“法制”也仅仅是刑制。这样一看,中国几千年超稳定的社会就是靠“人治”和“刑制”来维系的。这种情况对于“法治”优于“人治”的法史学命题不是一个悖论吗?问题可能就出在我们对西方人的法、法律和法治这些概念的理解和翻译上。

law这个词在古代英文中最早的意思是依照法规“起誓”(to signify an oath ),或“有起誓特权”(the privilege of being sworn),即我凭着良心对神起誓。真正的法律人往往不用这个词,他们常用的是拉丁文的jus。这个词也有三个意思:justice,司法正义性;right,司法目的是要保障权利;law,司法保障权利的具体的条款是什么,要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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