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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德贵、牟宗艳:儒学现代化应向巴哈伊汲取什么?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4-27 点击: 1248 次 我要收藏

What Should Modernization of Confucianism Absorb from Bahaism? Cai Degui Mu Zongyan
[关键词]儒学/巴哈伊/人文精神/现代化
Confucianism Bahai Humanistic spirit Modernization,

思想文化和物质生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是相互依存和相互渗透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过:“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注: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一,1972年版,第31页。)雅斯贝斯、帕森斯等人认为,人类从历史的轴心时代(公元前800年-前200年)经历了哲学的突破以后,就有了进行自我理解的普遍框架。这个框架包括中国孔子开创的儒学体系,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理性主义,以色列的“先知运动”以及印度的佛教等。而且他们认为,从这一时期以后,人类社会每一次新的飞跃,“轴心潜力的苏醒”和“轴心期潜力的回归”,总是成为物质发展的精神总动力。

应该说,历史发展的史实也的确在某种程度的范围内印证了这种观点。随着物质文明向现代化的进展,精神文化和物质生活的互动性,要求人文学科为人类提供一个新的动力支持。儒学和产生于东方、生长于东方的宗教(如伊斯兰教等)由于其生成的社会物质水平的落后,而一度被排斥在现代化的大门之外。自80年代起,人类在日益发达的科技的包围中,开始意识到自己正逐渐成为其所创造的严密社会组织中的一个部件,正在丧失其活生生的、富于情感理智的主宰者的地位。而带来高科技文明的西方哲学思维传统,面对人们的精神焦虑,则越来越陷于工具理性之中,似乎也显得无计可施。因此,西方的有识之士开始呼唤价值理性的回归。于是,生长在东方社会的儒学和宗教,重新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对此,可以通过近年来世界人文思想领域内的两个亮点:儒学和新兴的巴哈伊教的比较分析来说明。巴哈伊教1844年形成于波斯(今伊朗),是在伊斯兰教支派巴布教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150多年来,它已成为分布范围仅次于基督教的世界性宗教,发展速度惊人。它的崛起,一方面说明了宗教现代化中的某些问题;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为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换,也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借鉴。这里将通过对儒学和巴哈伊在其相似层面上现代化程度的不同表现,来说明儒学的现代化问题。

史华兹在《共产主义与中国》中说过:现代化是合理的社会行为日积月累的努力,这种努力所追求的,就是寻找一种有效率而且合理的手段,会达到越来越大的,对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控制,以造福于人类这个目的。(注:史华兹《共产主义与中国:变化中的意识形态》,纽约,雅典能公司,1970年版,第167-169页。)在这种努力的进程中,技术理性主义曾一度将儒学代表的人本精神排除在外。但随着努力的积累,人们对“合理”的理解,有了更深的认识。这种“合理”,更多地包含着由文明的进步带来的对人的文化生命的认证。儒学及宗教在这种背景之下发挥的“轴心期潜力”,就为新价值体系提供了一个人本主义精神的坐标系。

道森也指出:“当今世界混乱之原因,或在于否定精神实在的存在,或在于想把精神秩序与日常生活事务当作互不相干的两个独立领域”。(注:道林《论秩序》,Essays In Order,New York,1939年,第6页。)前者指的是宗教面临的问题,后者指的是西方哲学中的理性主义框架中产生的问题。与之相对应,儒学自孔孟创立学说之日起,强调的就是正在被现代生活所淡化的对人内在生命的深刻透视。这种特殊的生命文化,不能由西方的传统思维开拓出来。虽然康德认识到“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同样重要,但他始终未能在这两者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而儒学和巴哈伊,正是在这一点上显示出它们的优势,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形成它们的共通之处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可比性。

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交融的时期,备受关注的儒学思想本该迅速获得处于精神饥渴中的人们的认同,但现实却是:尽管现代新儒家对儒学理论的发展越来越精深,体系也越来越精巧,但儒学始终未能在现实中发挥它应有的理论引导能力,未能对其发源地中国的新价值观的形成产生深刻的影响。在西方社会,它只是学者在书斋中才谈论的话题。它的热度仅局限在理论圈子中。

在儒学的“轴心时代”,孔孟的著书立说不是为了建构一种脱离人伦世界的超世哲学。它的立足点、关注点,是人们此世踏踏实实的生活,其目的是为人的社会确立一部规范的大法典。同时,它又有一种超越现状的理想主义色彩,将伦理规范定位为高于现实的、无处不适用的最高规范。因而儒学具有双重的潜在功能,这种双重性又是矛盾的。在情感上对古圣先贤的上古之礼的依恋,对现实社会政治制度理智主义认同,以及在实际行为上的参与。在这种双重性中,孔子和孟子保持了微妙的平衡:一方面致力于理想主义的伦理理论的建构,一方面积极参政、授学。这种平衡,在后来的儒家那里被破坏了。从汉代开始,已有了这种端倪,后来的宋明理学,又将情感上的理想主义过分发展了,使之距离现实越来越远,清代的训诂学、考据学又彻底抛弃了理想主义。这就必然使儒学在刚与现代化遭遇时,便被拒斥在现代化的大门之外,似乎儒学只能成为学者书斋中的玩偶。正如黄秉泰所言:“当儒学关于现存社会制度的矛盾减少时,儒学就丧失其社会效用和社会的参与。”(注:黄秉泰《儒学与现代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57页。)后来的儒家又把它神圣化,成为一种超越时空的、泛世的、永恒的文化,将孔子的构想绝对化,忽视了社会现实的相对性。如果中国后来的儒学绝对化的习惯得以清除,古代儒家意识形态的灵活性又得以恢复并进行新的变革,那么儒学在当今与现实社会生活或许会结合得紧密些。

但事实与期望的相反。儒学的现代化问题,虽然自80年代起就已开始成为学界谈论的焦点,关于儒家思想将“整个政治构造,纳入理论关系中”(注:梁漱溟《梁漱溟文选.儒学复兴之路》,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175页。),将“延续变成一种保护性的防御性的概念”(注:狄百瑞《东亚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0页。)等,关于它的等级观和男女地位观等,与现代进程不合拍的思想内容,在学理上讨论得可谓多矣。但是,能将儒学中的内容结合于现实生活,却少之又少。儒家传统,甚至包括极有价值的内容,复而不兴,这是现代新儒家面临的难题。

就此而言,前所述及的宗教领域中的巴哈伊教,倒是做了较成功的尝试。巴哈伊教的人本主义精神,家国天下的社会理想,都与儒家思想有些许相通之处。但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它却取得了较儒学更为显著的成功。同时,这种成功也正说明了宗教传统现代化的一些趋向。

汤因比说过,现存的各高级宗教,目前都面临一场情感与理智的冲突,而它们的前途,也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认识、解决这场冲突。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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