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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刚:宗教与国际热点问题——宗教因素对冷战后国际热点问题和重大冲突的深层影响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4-27 点击: 797 次 我要收藏

内容摘要:冷战结束后,诸多国际热点问题和重大冲突越来越深受宗教因素的影响,这一点已在国内外理论界渐成共识。然而,如何阐明宗教因素的此种广泛而重要的影响,这在目前尚是一个有待深入研讨的重大课题。通过考察时下有代表性的两种关于“冲突原因”的理论解释倾向——“综合因素论”和“文明冲突论”,本文借鉴宗教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晚近成果,并联系实际情况和诸多例证,着重阐释了宗教因素及其影响的三个主要特性,即弥漫性、渗透性和深层性,以期从方法论上为这一重大课题提出一条富有潜力的研讨思路、特别是一些值得深思的疑难问题。

关键词:冷战后的国际热点问题和重大冲突;宗教因素及其影响;弥漫性;渗透性;深层性

一、引言:为何深究宗教因素的重要影响

“冷战后”一词,在国际政治领域现已成为一个“划时代的概念”。1989年,日裔美国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 发表了轰动一时的“历史的终结”一文。[1]该文断言,冷战的结束意味着:人类意识形态的演变已告终结,自由民主制度终于胜利了;尽管在第三世界仍会发生某些局部性的冲突,但全球性的冲突已经终结;所以,人类今后所要着力解决的只是经济的和技术的问题。然而,时隔不久,此种乐观的论断便在此伏彼起的流血冲突中化作“理论泡影”了。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将福山的上述论断称为“一种欢欣而和谐的错觉”。他犀利地指出,此种错觉产生于“冷战结束时的异常欢欣时刻”,当时西方的政治领袖和知识精英普遍抱有同感,纷纷表达了相似的观点。然而,如同20世纪发生的其他每一场重大冲突(像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都曾出现的类似情形,此次流行一时的错觉很快便被下述现实驱散了:接连发生的种族冲突,新近出现的国家冲突模式,原教旨主义的高涨,法西斯主义的复活,俄国与西方“微笑外交政策”的结束,中国的崛起,难以制止的地区性流血冲突,等等。[2]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论”。

不少评论者把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与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相提并论,看成两种对立的解析冷战后世界政治局势的理论模式。如果说福山的论断只不过反映了冷战结束后一时流行的“西方乐观情绪”,那么,亨廷顿的观点则不能不说是“一种现实主义态度”。法国政治学家博尼法斯(Pascal Boniface) 也以同样的态度指出,20世纪90年代初,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的解体曾令世人以为,世界将进入一个稳定的和平时期,可现实并非如此。柏林墙倒塌不久就爆发了海湾战争;海湾战争刚结束,前南斯拉夫又陷入了内战;1994年,卢旺达发生了死亡人数多达几十万的种族灭绝事件;1999年,北约自建立以来首次在未受威胁的情况下对南斯拉夫开战。20世纪90年代,仅在非洲大陆就发生了20多起残酷的流血冲突。“总的来说,20世纪表现为一个战争的世纪。而今天,没有任何迹象表明21世纪将是一个和平的世纪。”[3]

正如以上两位学者认识到的那样,冷战的结束并未导致冲突的结束,反倒使连绵起伏的国际性或地区性冲突变换形式,日渐错综复杂,表现出许多有待深思的新特点和新问题。早在“9.11”事件发生的前一年,当时兼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的钱其琛副总理就指出,冷战后,宗教、民族问题突出起来了,许多国际热点问题差不多都与宗教、民族问题分不开。冷战后的宗教问题有这样几个值得关注的特点:(a)宗教经常与民族问题联系在一起;(b)宗教自由经常与人权问题联系在一起;(c)宗教经常与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d)宗教经常与国家的政局、民族的分裂或统一联系在一起;(e)宗教的认同往往跨越了国家和民族的界限。所以,我们必须注意研究宗教问题。[4]震惊世界的“9.11”事件发生后,宗教问题的重要性和严峻性更是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促使国内外专家学者回首冷战前后国际局势的演变过程,重新思考宗教背景或宗教因素对于诸多国际热点问题和重大冲突的广泛影响。国际问题研究专家陆忠伟指出,波黑冲突、北爱尔兰问题、印尼马鲁克群岛与亚齐问题、克什米尔纷争等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军事冲突,无不包括愈益复杂、愈益增强的宗教因素。“因而,可以说,国际形势瞬息万变,万变不离其‘宗’。宗教、民族问题是‘9.11’事件后驱动国际政治的一股重要动力,并引起了国际局势的痉挛性波动。”[5]

以上概述表明,冷战后的诸多国际热点问题和重大冲突越来越深受宗教因素的影响,这一点已在国内外理论界渐成共识。然而,如何阐明宗教因素的此种广泛而重要的影响,这在目前还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课题。因此,本文借鉴晚近的宗教学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力求探讨宗教因素对于冷战后的国际热点问题和重大冲突的深层影响,以期就这一重大课题提出一条富有潜力的研讨思路、特别是一些值得深思的疑难问题。

二、关于“冲突原因”的两种解释倾向

浏览欧美著名学者晚近发表的相关论著,笔者认为,关于冷战后诸多重大冲突的原因或根源,主要有两种理论解释倾向,一种可称为“综合因素论”,另一种则是“文明冲突论”。下面予以举例说明。

1、综合因素论

著名的加拿大国际政治学家霍尔斯蒂(Kalevi J. Holsti)指出:“数年前,冲突、危机和战争的研究者们达成了一个共识,即单一原因的解释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经验上都是不充分的。”[6]德国黑森州“和平与冲突研究基金会”主席、国际政治学家米勒(Harald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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